中国通史 – 吕思勉.epub

目录
中国历代年表
婚姻制度的演变
出版序
绪论
上编
第一章　婚姻
第二章　族制
第三章　政体
第四章　阶级
第五章　财产
第六章　官制
第七章　选举
第八章　赋税
第九章　兵制
第十章　刑法
第十一章　实业
第十二章　货币
第十三章　衣食
第十四章　住行
第十五章　教育
第十六章　语文
第十七章　学术
第十八章　宗教
下编
第十九章　中国民族的由来
第二十章　中国史的年代
第二十一章　古代的开化
第二十二章　夏殷西周的事迹
第二十三章　春秋战国的竞争和秦国的统一
第二十四章　古代对于异族的同化
第二十五章　古代社会的综述
第二十六章　秦朝治天下的政策
第二十七章　秦汉间封建政体的反动
第二十八章　汉武帝的内政外交
第二十九章　前汉的衰亡
第三十章　新室的兴亡
第三十一章　后汉的盛衰
第三十二章　后汉的分裂和三国
第三十三章　晋初的形势

第三十四章　五胡之乱（上）
第三十五章　五胡之乱（下）
第三十六章　南北朝的始末
第三十七章　南北朝隋唐间塞外的形势
第三十八章　隋朝和唐朝的盛世
第三十九章　唐朝的中衰
第四十章　唐朝的衰亡和沙陀的侵入
第四十一章　五代十国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
第四十二章　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
第四十三章　北宋的积弱
第四十四章　南宋恢复的无成
第四十五章　蒙古大帝国的盛衰
第四十六章　汉族的光复事业
第四十七章　明朝的盛衰
第四十八章　明清的兴亡
第四十九章　清代的盛衰
第五十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
第五十一章　汉族的光复运动
第五十二章　清朝的衰乱
第五十三章　清朝的覆亡
第五十四章　革命途中的中国

吕思勉先生（1884～1957），字诚之，今江苏常州人。12岁以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读史书，16岁自学古史典籍。1905年起开始从事文史教育和研究工作，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常州府中学堂、上海光华大学等校任教。吕思勉先生在常州府中学堂教书时，为历史学家钱穆业师，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写道：“当时常州府中学堂诸师长尤为余毕生难忘者，有吕思勉诚之师。”
吕思勉先生是我国现代重要的史学家，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史学四大家”。吕先生知识渊博，在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等方面都颇有建树，他所关注的不仅是朝代的更替，更有历史的细节。
这部《中国通史》分为上下两部分，上编主讲文化现象，下编则按照历史顺序加以串联，在理乱兴亡的同时将历史知识更系统地进行梳理。吕先生著此书时正值抗日战争，是为了满足当时大学教学的需求而编写，如今看来，这种特殊的体例对初学者系统掌握历史各个方面还是很有帮助的。
本书从面世至今，不断再版，足以说明人们对吕先生和他以白话写通史的认可。对于这样一部经典之作，长处本无需赘述，可在此仍要强调一下本书的特点：我国历史上优秀的史学典籍本是不少，无奈笔墨宏大过于高深，将文言功底本就不深的初级读者挡在了门外，而吕先生这本书简明扼要，行文浅显，相对简单了不少。

绪论
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了它，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这个问题，在略知学问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作答道：历史是前车之鉴。什么叫做前车之鉴呢？他们又会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昔人所为而得，我可以奉为模范；如其失策，便当设法避免；这就是所谓“法戒”。这话骤听似是，细想就知道不然。世界上哪有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远者且勿论。欧人东来以后，我们应付他的方法，何尝不本于历史上的经验？其结果却是如何呢？然则历史是无用了么？而不知往事，一意孤行的人，又未尝不败。然则究竟如何是好呢？
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理是概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正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根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事实，就不至于此了。然而理是因事而见的，舍事而求理，无有是处。所以我们求学，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
要应付一件事情，必须明白它的性质。明白之后，应付之术，就不求而自得了。而要明白一件事情的性质，又非先知其既往不可。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譬如久于官场的人，就有些官僚气；世代经商的人，就有些市侩气；向来读书的人，就有些迂腐气。难道他是生来如此的么？无疑，是数十年的做官，经商，读书养成的。然则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亦是如此了。中国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欧洲？欧洲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日本？习焉不察，则不以为意，细加推考，自然知其原因极为深远复杂了。然则往事如何好不研究呢？然而已往的事情多呢，安能尽记？社会上每天所发生的事情，报纸所记载的，奚啻亿兆京垓分之一。一天的报纸，业已不可遍览，何况积而至于十年、百年、千年、万年呢？
须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并不要把他已往的事情，通统都知道了，记牢了。我，为什么成为这样一个我？反躬自省，总是容易明白的，又何尝能把自己已往的事，通统记牢呢？然则要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也正不必把已往的事，全数记得，只要知道“使现社会成为现社会的事”就够了。然而这又难了。
任何一事一物，要询问它的起源，我们现在不知所对的很多。其所能对答的，又十有八九靠不住。然则我们安能本于既往，以说明现在呢？
这正是我们所以愚昧的原因，而史学之所求，亦即在此。史学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实，（二）加以解释，（三）用以说明现社会，（四）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
往昔的历史，是否能肩起这种任务呢？观于借鉴于历史以应付事实导致失败者之多，无疑是不能的。其失败的原因安在？列举起来，也可以有多端，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偏重于政治。翻开《二十五史》来一看（从前都说《二十四史》，这是清朝时候，功令上所定为正史的。民国时代，柯劭忞所著的《新元史》业经奉徐世昌总统令，加入正史之中，所以现在该称《二十五史》了），所记的，全是些战争攻伐，在庙堂上的人所发的政令，以及这些人的传记世系。昔人称《左氏》为相斫书；近代的人称《二十四史》为帝王的家谱；说虽过当，也不能谓其全无理由了。单看了这些事，能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么？从前的历史，为什么会有这种毛病呢？这是由于历史是文明时代之物，而在文明时代，国家业已出现，并成为活动的中心，常人只从表面上看，就认为政治可以概括一切，至少是社会现象中最重要的一项了。其实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政治的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社会，是在政治的背后，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不明白社会，是断不能明白政治的。所以现在讲历史的人，都不但着重于政治，而要着重于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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