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记忆》玛丽亚·斯捷潘诺娃.epub

中文版序
这本书我写了一辈子，至少其构思是从孩提时代便开始了。我至今仍珍藏着小学时的一个练习本，是我十岁或十一岁那年启用的，总共只写了五六页，其内容便是家族史——准确地说，是家族史的最初几页。这在当时自然没有任何结果，但我对自己承诺，有朝一日一定会把它写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后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履行这一承诺；而最终所得到的，较之于童年时代的构想，既大了，又小了。这是一部家族纪事，自然的；但这同时又是一部讲述俄罗斯历史的小说，一部关于记忆及其“怪癖”的随笔集，一次注解20世纪的尝试，特别是其相互联系与内部韵脚的复杂体系。当然，这还类似于某种travelogue（旅行见闻录），对于族人曾经居住或游历之地的寻根之旅。我曾踏着太姥姥萨拉·金兹堡的足迹造访她曾经留学的法国，也曾追随外祖父列昂尼德·古列维奇的脚步游历他的故乡敖德萨。
然而，我的家族史上那些最关键的坐标点全部散落于地图上如此偏僻的角落，以至于常人绝无可能无心路过或专程造访。那些我的曾祖父母辈出走于斯的小镇或村庄，至今仍和19世纪末一样闭塞，火车远远开不到。这种距离本身——无限绵延的空间，旷野过后仍是旷野，道路尽头仍是道路——便构成了我思索及内省的对象。英语中对此类空间有个专门的描述——in the middle of nowhere（在无所之地的中央）。这些无所之地——别热茨克、波钦基以及与之相邻的完全不知名的村落，亘古以来便游离于宏大历史之外，如同掉进了沙发靠背的后面。为了解读家族遗存的以及后来我自己觅得的那些故纸堆，我不得不徒步丈量所有这些飞鸟不到之地。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仅仅是这一旅行的副产品。而我之所以踏上这条旅途，只为寻找答案，试着逆流而上，打破头脑中业已固化的关于自我及家族的印象。简单说来，为了开始讲述，我必须回到那些原点，而那里已经一百年不见任何一位族人的踪影。
最近数十年来，“记忆”成了最热门的话题之一，破解今日的一把密钥，且绝非仅仅俄罗斯如此。记忆，连同其不可避免的主观性、谬误及偏差，摇身一变成了新时代的女神，新的全球崇拜的宽阔河槽。过往变成了怀旧的对象，政治投机的基础，但更首要的——变成了公共领域，数十万人命运及希望的交汇之地。在这一强大潮流之下实则暗流汹涌，须知在某种意义上，如何记忆过往——自我的，遑论他者的——全凭我们自己决定：一千个人回首，便有一千种过往。无怪乎记忆总被拿来与务求精准的历史相对立：二者似乎都只是自我描述的手段，以便认清自我以及自我在时代中的位置，但较之于历史，记忆更加魅惑，更加热辣，更加贴近肌肤，其最大的允诺，大概便是穿越过往的幻觉。一张老照片，一身祖母的连衣裙，一个奇迹般得以幸存的空香水瓶，无不给我们造成一种连续不断的印象，似乎宣告着无可争议的继承权。但这当然并非事实：我们不是他们，他们也不是我们。
但确定无疑的是，当下活着的我们所有人都是幸存者的后代，他们全靠奇迹和偶然才活过了多灾多难的20世纪。这一点将我们联系起来，就像无人荒岛上的一群幸存者，每个人都是亲人。我们的交谈足以跨越代际、跨越距离、跨越语言。我能感受到这一亲缘关系的温度，尽管不无悲凉：譬如一群失去父母的孩子，彼此依偎、相互取暖。不管我走到哪儿、与谁相识，几乎总用不了一刻钟，谈话便会自动转向各自家族的历史和轨迹，一面对照城市的名字，一面缅怀几乎每个人都绕不开的死难者。我们那并不完好、侥幸留存的记忆如同一封国书、一纸荐信，让我们将彼此视为共同世界、共同谈话、共同过往及未来的一部分。我很幸福，我的这本书如今将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或许，它能让我们之间的共同性变得更多一些。
玛丽亚·斯捷潘诺娃

第一章 他者日记
姑妈死了。八十出头。我们并不亲，由于一长串的家庭龃龉和恩怨。我妈我爸跟她，怎么说呢，关系复杂。我们不常走动，也谈不上什么感情。只是偶尔通个电话，再偶尔见个面；后来，她把电话线给掐了（“谁的电话也不想接！”），一头扎进了自己亲手打造的结界里：在一大堆物什和小玩意儿中间——这些东西挤满了她的小房子。
加利娅姑妈生前对美有不懈追求：家具挪来挪去，墙壁刷了又刷，窗帘换了又换。有一次，好几年前了，她发动了一场大清扫，清扫逐渐席卷了整个屋子：对于必需之物审视再三，屋内一切都分门别类，一碗一碟都费尽思量，书籍纸张八方汇聚，一堆堆，一叠叠，街垒纵横。总共就俩房间，随着东西不断侵吞地盘，姑妈带上必需之物，从一间迁居到了另一间。但那里随即展开了新一轮的审视与评估。房子还活着，内脏却被掏出来，塞不回去了。再无所谓重要与否，剩下的一切都或多或少有其价值，特别是那些数十年间积攒下来的泛黄的报纸，以及罗马柱一样支撑着床和墙壁的一摞摞剪报。女主人的立身之所只剩下一座坍塌的小沙发。令我印象深刻的那次见面，我俩就坐在这片孤岛上，周围是明信片和电视杂志掀起的海浪。姑妈殷勤地给我做了点什么西葫芦，又往我嘴里塞待客专用的高级巧克力，都被我嫌弃了。离我最近的剪报柱最顶上一张是《十二星座专属圣像》，顶部工整地标注着报名和出版日期，漂亮的字体，蓝色的墨迹，死掉的纸张。
* * *
接到护理员电话后一个小时，我们赶到了姑妈家。楼梯乌压压的，仿佛在吱呀作响：台阶上、平台上，一大群陌生人或站或坐。他们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消息，竟然赶在头里了：殡葬服务的，代办手续的，这个那个的。谁告诉他们的——警方还是医院？其中一个尾随我们走进屋子，杵在那儿，连个大衣外套也不脱。
姑妈是3月8号前夜去的，没能赶上为金合欢和小黄鸭贺卡所装点的苏联节日。在那个法定节假日，我们一大家子通常会聚在一起，摆上一大桌，汽水在红宝石色高脚杯里流淌，沙拉是雷打不动的四份：胡萝卜核桃的、甜菜大蒜的、奶酪的，还有满足一切口味的“奥利维尔”沙拉。但这一切离我们远去已有三十年之久，早在父母移居德国、姑妈愤然留苏之前很久就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报纸上各种撩动人心的内容：星座运势，美食菜谱，家庭医疗。
加利娅姑妈十分排斥医院，而这是不无原因的。她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在医院里去世的，姑妈本人也曾“遭遇”过公费医疗。但她的病情还是发展到了不得不叫救护车的地步。叫了也许就没事了，偏巧赶上过节，决定等到周一医院上班再说；于是，姑妈在梦里翻了个身，便一睡不醒了。在护理员暂住的隔壁房间，满墙满壁贴着我父亲的摄影和绘画作品，如同一方棋盘。离门最近的是一张黑白照，摄于20世纪60年代，属于我最钟爱的兽医系列。那是一张很棒的照片：狗和自己的小主人蹲坐在墙边等兽医，小男孩十四岁左右，眉头紧蹙，身旁紧贴着一头拳师犬。
* * *
失去主人的房子惶然失措，缩头缩脑，满满当当的东西骤然贬值。大间角落里的电视机哑然失声。崭新的大冰箱里塞满了带冰碴的花菜和硬邦邦的枕头面包（“米沙爱吃面包，多买点备着！”）。书架里的书全都是亲戚朋友家屡见不鲜的——《杀死一只知更鸟》、黑色的塞林格和封面上的少年、蓝色书脊的《俄诗汇编》、灰色的契诃夫、绿色的狄更斯。搁架上摆放的是熟悉的老物件：木头狗和黄色塑料狗，还有一个熊拿小旗的悬挂雕件。它们全部像远行之前那样集体默坐，仿佛对自我价值产生了深刻怀疑。
几天后，当我坐下来整理故纸堆时，在无数照片和贺卡中间几乎没有发现一页手稿。有成叠的内衣和男式军装衬裤；漂亮簇新的西装上衣和短裙——预备逢年过节出门穿的，还没有上过身，散发着苏联商店的味道；还有一件战前的男式绣花衬衫；几枚小巧的象牙胸针，镂空的，少女风——玫瑰，玫瑰，仙鹤，它们是姑妈的妈妈、我的奶奶朵拉留下来的，已经四十多年无人佩戴了。在所有这些东西之间存在着必然而直接的联系，它们只有作为一个整体，作为延续生命的共同结界时才有其意义和价值，而如今，眼看着零落成尘。我在一本关于大脑结构的书里读到，为了意识到人脸之为脸，为了辨别出某张脸，脸型比五官更管用。没有脸型是绝对不行的，正是它框住了我们的故事，将其整合为可辨识的整体。人活着，脸型就是生命本身；人没了，脸型就是逝者故事的主线。房子里的东西低眉顺眼，仿佛突遭遗弃、生气全无，什么都不记得，什么也说不出了。
在整理这堆遗物时，我总觉得不可思议：在这个房子里读了那么多，怎么会写了这么少？只有寥寥无几的只言片语，仿佛来自一台老旧的、字母键所剩无几的打字机：或远或近的一些话，小狗主人的故事，对我小儿子近况的打听，关于20世纪30年代野地拉练的讲述，仿佛蒸发掉的、难以复原的语言组织。“我永远不会说‘帅呆’，只会说‘真帅’！”姑妈严肃地说。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不少，有些已经想不起来了。比如管自己的爸爸叫“老爹”；关于闺蜜的叫“情报”，邻居通报的叫“新闻”，来自孤独无依的生命的叫“消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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