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极亚洲中的唐朝》王贞平.epub

目录
中译本序
致谢
导论
亚洲国际政治中的多极与相互依存
国际政治中的软实力
硬实力及其局限性
唐代战略思维的新视野：实用多元主义
第一章　与骑马民族共舞：唐、突厥和回鹘
骁勇善战的突厥人
李渊与东突厥
向可汗称臣
收买敌人为己所用
突厥对唐及其他割据势力立场的转变
为贿赂颉利而上演的一出外交大戏
从被动防御到战略进攻
太宗对突厥的战略战术
“天可汗”及其对突厥的融合政策
东突厥汗国的复国与最终覆灭
西突厥的兴起
争夺绿洲国家
攻灭高昌国
唐廷捍卫自身在西域的利益
回纥：令人恼怒而又不可或缺的搭档
借助回纥平定内乱
对回纥不得已的姑息
回鹘汗国的衰落
第二章　在朝鲜半岛再造往日的辉煌：唐与高句丽、新罗、百济、渤海国
唐朝战略思维中的朝鲜半岛事务
讨灭高句丽的计划
以失败告终的第一次高句丽之役
夭折的第二次高句丽之役
新罗拉拢唐朝的外交策略
变百济为唐军的前进基地
白江口海战
高句丽的最终覆灭
唐罗联盟的瓦解
唐与统一新罗
渤海国的兴起
唐与渤海国的摩擦
渤海国向辽东扩张
与唐修好并和平共处
第三章　后院养虎：唐与南诏
唐在云南的势力扩张
吐蕃和唐在云南的利益冲突
借助唐的力量一统云南

走向冲突
战争爆发
与唐和解
联手打击吐蕃
边境摩擦与和平共处之间
激烈的军事对抗
成都之役
由战转和
第四章　角逐西域，争夺高原：唐与吐蕃
与吐蕃联手降伏吐谷浑
六四○年的和亲
禄东赞摄政期间吐蕃的领土扩张
变青海为吐蕃的前哨基地
巩固唐对西域的统治
吐蕃在西域的反击
从缓和到和亲
再度反目成仇
重回谈判桌
赤岭会盟
尝试收复九曲地区
唐军全线反击
对吐蕃的领土要求让步
德宗与吐蕃修好
清水会盟
平凉劫盟
孤立吐蕃
外交和战争的双重手法
长庆会盟
唐朝重新控制河西地区
第五章　二马拉车：唐代对外关系的双重管理体系
朝见中的情报收集
唐中央官员搜集的异域情报
唐地方官员搜集的域外情报
所得信息的真实性
唐廷的决策
集体决策
常参决策
与皇帝非正式会见时做出的决策
门下省的政策审议
嗢没斯案例
乌介案例
唐地方官员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
外交往来中的协调人
对外事务的积极参与者
素质参差不齐的唐地方官员
唐廷与边将之间的利益冲突
吐蕃、南诏边境上的唐朝将领
唐将与党项
唐将与回纥

第六章　在变化的世界中制定合宜的政策：唐代外交和对外政策思想
古代的中国中心性
早期外交思想
德与义：两个互补的概念
了解外部世界
汉代朝廷中的鸽派、鹰派和中间派
高祖对“宜”的追求
太宗采取攻势
魏征的外交“供求”论
羁縻政策
百姓福祉是治国之本
“德”“义”意味着“功效”“合宜”
由从善如流到我行我素的君主
太宗与高句丽
从谥号看唐人对太宗治绩的评价
高宗时期的战略再定位：从东北到西北
从遏制到谈判：武则天对吐蕃政策的演变
运用建设性模糊策略
狄仁杰的战略：消极军事反应、积极巩固防务
玄宗的“吞四夷之志”
反战的声音
玄宗战略中的软实力
肃宗、德宗借外力平定内乱
接受“不常之势”为对外关系的常态
陆贽对世界“三种格局”的分析
杜佑的安边策与华夷观
白居易的生存权论与和解论
维州事件和李德裕处理对外问题方法的转变
文化：一个没落帝国的外交手段
结论　亚洲的多极性与唐代对外政策中的合宜性
参考文献
史料及二十世纪以前著作
当代研究论著
译后记
出版后记

中译本序
今日的国际社会是个多极世界，这大概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但是，二十几年前，当笔者取得博士学位时，世界似乎正在向单极发展。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东欧国家、俄罗斯乃至中国都先后开始了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改革。一时间，许多西方领袖、学者认为，以私有制、市场为主导，以多党制为特色的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已大获全胜。以至日裔美国学者佛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1992）一书中声称，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已成为世界各国效仿的楷模，历史的发展将就此终结。
笔者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构思一部综合讨论唐代对外关系史的著作。用何种理论框架、观念解释这段历史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一种选择是借鉴福山这类学者的西方政治学说，从单极（古代中国）的视角观察亚洲国际关系的历史。实际上，当时的一些东西方学者，早已在研究中采用了类似的方法，以朝贡/册封体制解读古代中国的对外关系。他们在搜集、梳理、解读史料，描述中国古代外交关系运作，论述外交思想的特征、对外政策的实施，构建理论体系方面做了许多可贵的先行研究。但他们的视野受到中国原始资料的限制，较少注意外国君主接触中国的动机、方法；所提出的“朝贡体制论”带有“中国中心论”的色彩，认为外国统治者亲自或遣使来访是对中国宗主国地位的承认。
但是，笔者在做博士论文研究时就已经注意到，汉唐时期的中日关系虽然以朝贡/册封的形式进行，实质却不是“君主—外臣”的政治从属关系。笔者在研读日文原始资料时逐步认识到：日本历代朝廷不过是利用“朝贡”这一官方交往渠道，借鉴、吸收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加以改造后为己所用；同时努力构建“日本中心论”的政治理念，并试图在与朝鲜半岛政权（高句丽、百济、新罗）以及位于今东北三省的渤海国的交往中，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区域性国际秩序（日本学者称之为“小帝国论”）。由于日本列岛远离亚洲大陆，历代日本朝廷免于受到中国的直接军事压力，得以在政治上保持独立，拒绝成为中国的“卫星国”。在汉唐时期的中日关系中，并非中国一家独大，操控双边关系。
循着这一思路，笔者进一步研究了唐与主要邻居——东北方的高句丽、百济、新罗、渤海国，北方和西北方的突厥、回鹘，西方的吐蕃，西南方的南诏国——的关系，得出了唐代亚洲是个“多极”世界的结论。具体而言，在这个世界中，有“数个国家为扩大各自势力范围而相互竞争。这些国家有时为对抗第三国而结成联盟，有时又为实现各自目标而自行其是。实力在各个国家的分布呈分散而不均匀状，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永远独霸天下。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复杂多变，难以预测”。
笔者愿在中译本出版之际，对后浪出版公司和陈顺先先生表示感谢。他们率先与夏威夷大学出版社联系，取得了出版中译本的授权。
笔者也要向译者贾永会女士的辛勤劳作表示谢意。她是在攻读博士课程、撰写博士论文之际，欣然同意翻译此书的。她不仅译笔流畅，还不辞辛劳，对原书引用的中文原始资料从卷数、页数到正文都一一加以核对、校正，保证了译文的质量。
本书涉及唐代亚洲多个国家，要比较全面、准确地把握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需要穷尽一生的精力，而笔者为给读者提供唐代外交关系的全景，不得不一一有所涉猎。其力不从心，可想而知；谬误之处，必然不少。恳请读者不吝赐教。
王贞平2017年年末于狮城

亚洲国际政治中的多极与相互依存
本书以“多极”作为研究唐朝复杂对外关系的分析工具。1“多极”是指数个国家为增强各自实力而相互竞争的国际环境。这些国家有时为对抗第三国而结成联盟，有时又为实现各自目标而自行其是。实力在各个国家的分布呈分散而不均匀状，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永远独霸天下。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复杂多变，难以预测。
六世纪末七世纪初的亚洲就是这样一个变化莫测的世界。短命的隋朝（581—618）土崩瓦解，多股地方割据势力在中国北方和西北蜂拥而起，为称霸中原相互征伐。李渊及其追随者便是其中之一。尽管李渊最终建立了唐朝，但此时他的实力和对手相比并不占优。北方草原上各游牧部落的宗主突厥，同样也是李渊及其对手的宗主。突厥支持或打击其中任何一方，都可能成全或打破其称霸中原的美梦。为了获得突厥的协助和保护，这些相互竞争的地方势力纷纷向突厥统治者称臣。李渊也不例外。
李渊在618年建立唐朝后，未能立即将多极亚洲变成由唐主导的世界。他在位只有八年多，其间致力于消灭地方割据势力，但未能完成任务。直到他的儿子太宗（627—649在位）继位后，唐才在628年铲除了西北最后一股割据势力。
630年，唐灭东突厥，在亚洲取得优势地位，整个亚洲都感受到了崛起的唐朝的巨大影响力。中国北方和西北的游牧部落纷纷奉太宗为“天可汗”，许多政权定期向唐廷遣使朝贡，以示效忠。
然而，唐朝与其他政权的君臣关系基本上名大于实。2它们看似顺从，却常常设法操纵双边关系。它们设法在唐朝设定的世界秩序之外为自己保留了很大的自由行动空间。向唐廷称臣纳贡实际上是它们的一种外交策略，目的是自我保护，增强自身实力和从唐朝获取经济、文化利益。四邻以这样的权宜之计处理与唐的关系，兼顾到了唐和它们自身的利益——在礼仪层面满足了唐朝皇帝“君临天下”的虚荣心，四邻则能够获得实质利益。唐代的朝贡体系因而得以长期维持。3
朝贡体系维持了唐朝至高无上的表象，却掩盖了亚洲的多极本质。唐的四邻原来大多是没有文字、社会组织松散的游牧民族，但随着与唐接触的增加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唐文化的吸收和自身文化的发展，他们取得了长足进步。4位于东北的高句丽、新罗、百济和位于西南的南诏，均发展为以农耕或半农耕为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初步成型的稳定政权。其自身的发展对其与唐朝的交往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各政权除了与唐廷往来，彼此之间也有密切联系。5亚洲地缘政治因此变得比以前更为复杂，层次更多。6
亚洲各政权权力关系的特征是多样性和不稳定性，而不是由唐朝主宰。总体来看，从620到750年期间，唐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军事强大，在与四邻的实力对比中占优势。相比之下，四邻因制度尚不健全，内斗不止，自然灾害频仍，彼此间冲突不断而处于劣势。7但当唐朝和它的某个主要对手均不受内部政治纠纷困扰之时，它们就会转变为对等关系，而且双方各自的野心常常导致边境冲突或大规模战争。但是，如果任何一方因内乱或其他原因衰弱，实力天平就会倾斜，双边关系就会发生重大变化。统一、强盛的唐朝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一个深陷内乱而不能自拔的对手；如果唐廷有意，还能强迫对方称臣。反之，一个四分五裂的唐朝会发现自己很难让四邻俯首帖耳。处于弱势地位的唐很快就不得不放弃让对方称臣，转而以屈辱的姿态与颇具威胁的新对手打交道。
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标志着唐朝开始由盛转衰。随着战乱的蔓延，唐廷急需借助外部援助化解内部危机。唐在回纥的帮助下最终平定了叛乱，但回纥的介入意味着亚洲各势力之间权力的再分配。唐廷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在对外事务中维持影响力，它的实力仍不可小觑，但已不再是亚洲大陆唯一的权力中心。此后，唐与吐蕃、南诏的竞争愈演愈烈。实际上，许多政权从不认为自己是朝贡体系的一部分。唐朝即便在鼎盛时期也时常不能完全令这些政权的君主听命于己，现在它们则公开与唐为敌。唐在亚洲逐渐被边缘化，很多唐朝大臣却视而不见，假装一切依然故我。不过，尽管情势如此，唐与四邻仍然无可避免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唐廷需要盟友和外部军事援助来解决自身内政、外交难题，而四邻也希望维持与唐朝的文化、经济交往。双方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都需要与对方维持有意义的关系。双方为谋求各自利益，在接触对方之前，都会先务实地评估对方。它们之间的往来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复合相互依赖”的游戏。由于唐与四邻的命运密切相关，“多极”成为亚洲权力关系的显著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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