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翻译似临画
翻译乃大道
翻译的甘苦
西风落叶
译海一粟：汉英翻译九百例
译境
译诗漫笔
译心与译艺：文学翻译的究竟
翻译之艺术

目　录
代序　读傅雷译品随感　罗新璋
译话点滴
《高老头》重译本序
《贝姨》译者弁言
关于《老实人》一书的译名
翻译经验点滴
对于译名统一问题的意见
答陈冰夷查询
翻译书札
致宋奇
拆句之难——普通话是人工的，缺少方言的生命与灵魂——翻译时总是胆子太小——真正爱好，定能译好——旧译《高老头》改得体无完肤——极尽方法传达原作意义，而不在字面或句子结构上——数一数二之书，落入不三不四之手——假定你是原作者，用中文写作——翻译不易有成绩——风格最难讨好——翻译仍需熟读旧小说——中国人的审美观与西洋人出入很大——译者的个性、风格，作用太大了——服尔德文笔简洁古朴——译者的文字天赋——翻译工作万言书
致宋希
翻译应不废进修
致黄宾虹
旧译嫌文字生硬
致傅聪
空谈理论没用，主要是自己动手——没吃足苦头，决不能有好成绩——艺术最难的是“完整”——译的东西过了几个月看就不满意——非细细研究不能动笔——天资不足，只能用苦功弥补——一词二译——“感慨”英译——巴尔扎克不愧大师——日译千字——翻译必须一改再改三改四改——受个人文笔限制——法国巴学研究着实有成就——巴尔扎克的哲学小说
致王任叔
封面题签的繁简体
致人民出版社编务室
谈译《不平等起源》
致楼适夷
脱销与重版——《克利斯朵夫》重印时不宜删去“重译本”字样
致人民文学出版社欧美组
《艺术哲学》宜加插图——寄《幻灭》并译序
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
关于译名统一——编辑部改动之若干处，似欠斟酌
致梅纽因
译《幻灭》与书中人物朝夕与共——翻译之难，比演奏家不遑多让
致罗新璋
领悟与表达——译事主张——译事以艺术修养为根本
致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室
恐谬误百出，贻误读者

致郑效洵
拟译《巴尔扎克传》——介绍巴尔扎克作品
致石西民
拟暂停译巴尔扎克小说
附录
傅雷研究资料目录汇编（一九七〇年——二〇一三年）
编后记　傅敏

代序
读傅雷译品随感／罗新璋
解放后，法国文学在我国得到较多的介绍，无疑应归功于广大西方文学工作者的努力，其中自然也包括傅雷先生的一份劳绩。傅雷不仅译作宏富，尤以译文传神取胜。拿傅雷译文与法文原文对照，读到精彩处，原著字里行间的涵义和意趣，在译者笔下颇能曲尽其妙，令人击节赞赏！
平明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版的《高老头》正文前面，冠有一篇《重译本序》，傅雷先生开宗明义，提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神似神韵之说，在二三十年代翻译论战时，不是没有人提过，但是这样宣言式的以传神相标榜，在我国翻译界似乎还是第一次。更重要的，是傅雷以其大量优秀译作，实践自己的翻译观点，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在读者中具有较大的影响。
傅雷早在一九二九年出国留学时期，就开始作翻译试笔，至一九六六年去世，统共译出三十三部外国文艺著作。从译笔来看，似可分为解放前后两个时期。解放前的译作，用他自谦的话来说，是“还没有脱离学徒阶段”，也从不讳言旧译中的毛病。《欧也妮·葛朗台》初版于上海解放后的一九四九年六月。——以这一译作为标志，傅雷的翻译进入成熟时期，达到新的水平，形成自己的翻译风格；并根据自己长期的译事经验，提出译文“要求传神达意”的论旨，在文学翻译界，独树一帜，卓然成家
傅雷翻译的成功，傅雷的成功，在于悟得传神之法。
傅雷认为，传神，首先在于体会原著。“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第一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迻译”。傅雷在翻译一部作品之前，必先做好充分的准备。道理很简单，作家在秉笔之初，作品经过酝酿，人物、性格、情节、主题，多半已有成竹在胸；作为译者，想译好一部作品，就需穷本溯源，熟读原作，把故事情节记住，人物历历如在目前——只有经过这番心领神会、化为我有的功夫，翻译时才能高屋建瓴，下笔有“神”。对原作要能透彻理解，深切领悟——翻译就是要把译者自己理解和领悟了的，用相应的文笔和风格表达出来。理解致力于达意，领悟作用于传神；传神是更高范畴上的达意。对原文切忌望文生义，穿凿附会。试想，译者自己都不能深刻体会和感受原作，怎么能叫读者通过他的译文去体会和感受原作呢？字字对译，看来似乎忠于原作，但往往字到意不到，死的字面顾到了，活的神采反遗落了；重在神似，则要透过字面，“超以象外，得其环中”，顾其义而传其神，这样译文才能生动逼真，赏心悦目。
如果说，理解原文的要求，在于心领神会，那么，表达的功夫，则在于对中法两国文字能融会贯通。化为我有，是为了形诸笔墨。所以傅雷这样提出：“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那么原文的意义与精神，译文的流畅与完整，都可以兼筹并顾，不至于再有以辞害意，或以意害辞的弊病了。”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译者实际上是作者的代言人。译者不是作者的功臣，便是作者的罪人。不懂原文的读者，只能通过译文来了解原作。同一部巴尔扎克作品，中国读者从译作得到的感受，与法国读者看原作的印象，应该是相同的——相同也者，相仿佛也，大致不错。事实上，因为国情不同，习俗不同，读者的社会体验不同，感受是不会完全等同的。但概而言之，原作与译作，在阅读效果上，应该是异曲而同工。
对译事心胸手眼不同，译品自当另有一番境界。翻译基本上是一种语言艺术。傅雷在文字上，要求“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原作的语言读起来决不会像经过翻译似的，译者在翻译时，则应力求使用纯粹的祖国语言，而不应带上原作所没有的翻译腔。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固然给现代汉语带来许多新的词汇和新的表达方式，但未经译者很好消化原文而形成的翻译腔，也给祖国语言掺进不少杂质。“假如破坏本国文字的结构与特性，就能传达异国文字的特性而获致原作的精神，那么翻译真是太容易了。不幸那种理论非但是刻舟求剑，而且结果是削足适履，两败俱伤。”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当然要吸收，但不应硬搬和滥用。外语中哪些于我们适用，哪些不适用，取舍的幅度，跟译者的语言修养直接有关。翻译时，对原文的字句，只有默会其意，迁想妙得，才能找到最恰当的译法。而傅雷的高明之处，是往往能用上惟一适切的字眼，有时甚至颇为奇巧，可称神来之笔。〔1〕
傅雷认为：文字问题，基本上是个艺术眼光问题；至于形成风格，更有赖于长期的艺术熏陶。他对自己的译笔，曾以“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相要求。这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他用力的方向，也是他译文的特色。或许有人会觉得奇怪，翻译得跟原文亦步亦趋，难道也可以定出自己的文章风范么？须知傅雷曾说过：“译书的标准应当是这样：假使原作者是精通中国语文的，译本就是他使用中文完成的创作。”译者既以原作者自任，遣词造句，总会有自己的眼光。而为实现自己预期的目标，也必能求得相应的翻译技巧和修辞手段。附带说一下，翻译技巧，虽为小道，但往往涉及翻译观。照字直译，也可以视为一种翻译技巧，或翻译窍门；但是妙悟原文，离形得似，技巧上的要求就更高。翻译技巧，很有讲究，也大有探讨的馀地，因涉及具体句例，枝枝节节，本文恕不论列。但译者运用翻译技巧和修辞手段，必须着眼于作品艺术性这个大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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