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97. 《翻译大师谈翻译：译家之言套装》（套装共9册）（译界泰斗许渊冲、傅雷、余光中、飞白、庄绎传、童元方、王佐良、董乐山、张其春等翻译大家毕生心得传授，央视大型诗词文化节目《经典咏流传》首推译界泰斗许老《登鹳雀楼》英译版本，带大家感受英译诗的音美、形美和意美）.epub

总目录
翻译似临画
翻译乃大道
翻译的甘苦
西风落叶
译海一粟：汉英翻译九百例
译境
译诗漫笔
译心与译艺：文学翻译的究竟
翻译之艺术

目　录
代序　读傅雷译品随感　罗新璋
译话点滴
《高老头》重译本序
《贝姨》译者弁言
关于《老实人》一书的译名
翻译经验点滴
对于译名统一问题的意见
答陈冰夷查询
翻译书札
致宋奇
拆句之难——普通话是人工的，缺少方言的生命与灵魂——翻译时总是胆子太小——真正爱好，定能译好——旧译《高老头》改得体无完肤——极尽方法传达原作意义，而不在字面或句子结构上——数一数二之书，落入不三不四之手——假定你是原作者，用中文写作——翻译不易有成绩——风格最难讨好——翻译仍需熟读旧小说——中国人的审美观与西洋人出入很大——译者的个性、风格，作用太大了——服尔德文笔简洁古朴——译者的文字天赋——翻译工作万言书
致宋希
翻译应不废进修
致黄宾虹
旧译嫌文字生硬
致傅聪
空谈理论没用，主要是自己动手——没吃足苦头，决不能有好成绩——艺术最难的是“完整”——译的东西过了几个月看就不满意——非细细研究不能动笔——天资不足，只能用苦功弥补——一词二译——“感慨”英译——巴尔扎克不愧大师——日译千字——翻译必须一改再改三改四改——受个人文笔限制——法国巴学研究着实有成就——巴尔扎克的哲学小说
致王任叔
封面题签的繁简体
致人民出版社编务室
谈译《不平等起源》
致楼适夷
脱销与重版——《克利斯朵夫》重印时不宜删去“重译本”字样
致人民文学出版社欧美组
《艺术哲学》宜加插图——寄《幻灭》并译序
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
关于译名统一——编辑部改动之若干处，似欠斟酌
致梅纽因
译《幻灭》与书中人物朝夕与共——翻译之难，比演奏家不遑多让
致罗新璋
领悟与表达——译事主张——译事以艺术修养为根本
致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室
恐谬误百出，贻误读者

致郑效洵
拟译《巴尔扎克传》——介绍巴尔扎克作品
致石西民
拟暂停译巴尔扎克小说
附录
傅雷研究资料目录汇编（一九七〇年——二〇一三年）
编后记　傅敏

代序
读傅雷译品随感／罗新璋
解放后，法国文学在我国得到较多的介绍，无疑应归功于广大西方文学工作者的努力，其中自然也包括傅雷先生的一份劳绩。傅雷不仅译作宏富，尤以译文传神取胜。拿傅雷译文与法文原文对照，读到精彩处，原著字里行间的涵义和意趣，在译者笔下颇能曲尽其妙，令人击节赞赏！
平明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版的《高老头》正文前面，冠有一篇《重译本序》，傅雷先生开宗明义，提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神似神韵之说，在二三十年代翻译论战时，不是没有人提过，但是这样宣言式的以传神相标榜，在我国翻译界似乎还是第一次。更重要的，是傅雷以其大量优秀译作，实践自己的翻译观点，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在读者中具有较大的影响。
傅雷早在一九二九年出国留学时期，就开始作翻译试笔，至一九六六年去世，统共译出三十三部外国文艺著作。从译笔来看，似可分为解放前后两个时期。解放前的译作，用他自谦的话来说，是“还没有脱离学徒阶段”，也从不讳言旧译中的毛病。《欧也妮·葛朗台》初版于上海解放后的一九四九年六月。——以这一译作为标志，傅雷的翻译进入成熟时期，达到新的水平，形成自己的翻译风格；并根据自己长期的译事经验，提出译文“要求传神达意”的论旨，在文学翻译界，独树一帜，卓然成家
傅雷翻译的成功，傅雷的成功，在于悟得传神之法。
傅雷认为，传神，首先在于体会原著。“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第一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迻译”。傅雷在翻译一部作品之前，必先做好充分的准备。道理很简单，作家在秉笔之初，作品经过酝酿，人物、性格、情节、主题，多半已有成竹在胸；作为译者，想译好一部作品，就需穷本溯源，熟读原作，把故事情节记住，人物历历如在目前——只有经过这番心领神会、化为我有的功夫，翻译时才能高屋建瓴，下笔有“神”。对原作要能透彻理解，深切领悟——翻译就是要把译者自己理解和领悟了的，用相应的文笔和风格表达出来。理解致力于达意，领悟作用于传神；传神是更高范畴上的达意。对原文切忌望文生义，穿凿附会。试想，译者自己都不能深刻体会和感受原作，怎么能叫读者通过他的译文去体会和感受原作呢？字字对译，看来似乎忠于原作，但往往字到意不到，死的字面顾到了，活的神采反遗落了；重在神似，则要透过字面，“超以象外，得其环中”，顾其义而传其神，这样译文才能生动逼真，赏心悦目。
如果说，理解原文的要求，在于心领神会，那么，表达的功夫，则在于对中法两国文字能融会贯通。化为我有，是为了形诸笔墨。所以傅雷这样提出：“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那么原文的意义与精神，译文的流畅与完整，都可以兼筹并顾，不至于再有以辞害意，或以意害辞的弊病了。”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译者实际上是作者的代言人。译者不是作者的功臣，便是作者的罪人。不懂原文的读者，只能通过译文来了解原作。同一部巴尔扎克作品，中国读者从译作得到的感受，与法国读者看原作的印象，应该是相同的——相同也者，相仿佛也，大致不错。事实上，因为国情不同，习俗不同，读者的社会体验不同，感受是不会完全等同的。但概而言之，原作与译作，在阅读效果上，应该是异曲而同工。
对译事心胸手眼不同，译品自当另有一番境界。翻译基本上是一种语言艺术。傅雷在文字上，要求“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原作的语言读起来决不会像经过翻译似的，译者在翻译时，则应力求使用纯粹的祖国语言，而不应带上原作所没有的翻译腔。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固然给现代汉语带来许多新的词汇和新的表达方式，但未经译者很好消化原文而形成的翻译腔，也给祖国语言掺进不少杂质。“假如破坏本国文字的结构与特性，就能传达异国文字的特性而获致原作的精神，那么翻译真是太容易了。不幸那种理论非但是刻舟求剑，而且结果是削足适履，两败俱伤。”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当然要吸收，但不应硬搬和滥用。外语中哪些于我们适用，哪些不适用，取舍的幅度，跟译者的语言修养直接有关。翻译时，对原文的字句，只有默会其意，迁想妙得，才能找到最恰当的译法。而傅雷的高明之处，是往往能用上惟一适切的字眼，有时甚至颇为奇巧，可称神来之笔。〔1〕
傅雷认为：文字问题，基本上是个艺术眼光问题；至于形成风格，更有赖于长期的艺术熏陶。他对自己的译笔，曾以“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相要求。这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他用力的方向，也是他译文的特色。或许有人会觉得奇怪，翻译得跟原文亦步亦趋，难道也可以定出自己的文章风范么？须知傅雷曾说过：“译书的标准应当是这样：假使原作者是精通中国语文的，译本就是他使用中文完成的创作。”译者既以原作者自任，遣词造句，总会有自己的眼光。而为实现自己预期的目标，也必能求得相应的翻译技巧和修辞手段。附带说一下，翻译技巧，虽为小道，但往往涉及翻译观。照字直译，也可以视为一种翻译技巧，或翻译窍门；但是妙悟原文，离形得似，技巧上的要求就更高。翻译技巧，很有讲究，也大有探讨的馀地，因涉及具体句例，枝枝节节，本文恕不论列。但译者运用翻译技巧和修辞手段，必须着眼于作品艺术性这个大前提。

傅雷强调：艺术为本，技巧只是手段。没有技巧，提高不了作品的艺术性；有了技巧，卖弄文笔，喧宾夺主，也会破坏艺术的完整。
傅雷之所以能取得较大的成就，固然有主客观方面种种条件和原因，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工作的极端热诚，“视文艺工作为崇高神圣的事业，不但把损害艺术品看做像歪曲真理一样严重，并且介绍一件艺术品不能还它一件艺术品，就觉得不能容忍”。这番话，在观点方面不去吹毛求疵，纯以工作态度而言，还是不无可取的。翻译实际上是种再创作。傅雷的翻译观，本身就含有再创作的思想。翻译不光是个运用语言的问题，也得遵循文学创作上一些普遍的规律。比如前一阶段谈得较多的形象思维，文学翻译是不是也需要借助形象思维呢？请看这一段文字：“索漠城里个个人相信葛朗台家里有一个私库，一个堆满金路易的秘窟，说他半夜里瞧着累累的黄金，快乐得无可形容。一般吝啬鬼认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因为看见那好家伙连眼睛都是黄澄澄的，染上了金子的光彩。”〔2〕同样的文字，曾译得语言拖沓，形象黯淡。〔3〕傅雷的翻译，可以说无愧于原作，无负于读者，基本上做到名著名译。他最有光彩的一些译作，如《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贝姨》、《邦斯舅舅》、《夏倍上校》等，作为一个粗通法语的中国读者，因为法文的语感远不及对中文那么亲切，有时甚至产生傅译要胜于原文的感觉。
鲁迅说：“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可以说，巴尔扎克写对话的好手段，通过傅雷的译笔，还颇能使人领略得到。读过《高老头》，对伏脱冷抨击社会的长篇大论，不会不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过去的身世，倒过霉三个字儿就可以说完了。我是谁？伏脱冷。做些什么？做我爱做的事……单枪匹马跟所有的人作对，把他们一齐打倒，不是挺美吗？……你知道巴黎的人怎么打天下的？不是靠天才的光芒，就是靠腐蚀的本领。在这个人堆里，不像炮弹一般轰进去，就得像瘟疫一般钻进去……要捞油水不能怕弄脏手，只消事后洗干净；今日所谓道德，不过是这一点……我要成功了，就没有人盘问我出身。我就是四百万先生，合众国公民。”人物的语言，富有个性特色，颇带江湖色彩：“咱家我，可不喜欢这种不平事儿。我好似堂·吉诃德，专爱锄强扶弱。”伏脱冷的性格神态，通过对话，表现得活灵活现。
傅雷认为理解原文，总还有充分彻底之境可以达到，而表达的艺术无穷，毕生努力未必完满。他在艺术上，总是不断切磋琢磨，精益求精。《高老头》的初译本，完成于一九四四年，照一般准则，似已不错；他在一九五一年重检旧译时，又“以三阅月的工夫重译一遍”；到一九六三年，在重译本上再次作了较大修订——这就是一九七八年二月出版的修改本。他曾不无感慨地说：“传神云云，谈何容易！年岁经验愈增，对原作体会愈深，而传神愈感不足。”傅雷的译作，跟国内的一般译本，跟同一作品的他国文字译本，也是经得起比较的。傅译的优点，是有目共睹的。充分肯定傅译的成就，并不意味着傅译已经完美无缺，无瑕可摘。事实上，傅雷自己就不认为文字上可以一劳永逸，常是“几经改削，仍未满意”。傅译容易引人诟病的，或许是译文的风格。傅雷解放后译了启蒙时期作家服尔德〔4〕的《老实人》、《天真汉》、《查第格》，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里的十四〔5〕篇作品，十九世纪作家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和现代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傅雷在翻译时，都下过一番功夫，了解作家所处的时代，文学的流派，风格的特点，在译文上也力求能传达作家的艺术个性。但服尔德的机警尖刻，巴尔扎克的健拔雄快，梅里美的俊爽简括，罗曼·罗兰的朴质流动，在原文上色彩鲜明，各具面貌，译文固然对各家的特色和韵味有相当体现，拿《老实人》的译文和《约翰·克利斯朵夫》一比，就能看出文风上的差异，但贯穿于这些译作的，不免有一种傅雷风格。苛责前人，固然有失厚道，但即使欣赏傅雷译笔，这点似乎也毋需乎曲加回护。
傅雷以其严谨的作风，广博的学识，穷毕生之精力，为文艺界读书界提供了十几部世界名著，为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傅译以传神为特色，成就较高，传布较广，自成一种译派。在文艺创作上，不同的艺术风格可以自由发展；在文学翻译上，不同的翻译风格也可以各放异彩。解放后，外国文学的翻译事业有了较大发展，但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开展。打倒“四人帮”之后，随着文艺事业日趋繁荣，文学翻译也必然会有新的发展。在翻译作品源源出版之际，开展翻译批评，探讨翻译理论，鼓励各种译派发挥艺术特长，必将有利于提高翻译质量，促进文学翻译之花迎风怒放。傅译只是翻译界的一派，百花中的一花，只有各种译派呈妍争艳，才能开创翻译园地百花竞放的盛况。凡是有定评有影响的作品，包括傅雷译过的那些，都可以出几种译本，使读者有爱好的自由，选择的馀地。
最近，傅雷的遗译均已相继出版，有些译本也已再版。现在重读他的译作，欣赏他的译笔之余，追忆往昔，令人浩叹：像这样一位有才华的翻译家，勤勤恳恳，几十年如一日，竟至于在林彪勾结江青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高压下，无法工作和生活下去，愤而弃世，以示抗议！傅雷的死，在我国文学翻译界是一个难以弥补的损失。今天可以告慰于傅雷先生的，是他的译作已拥有广大知音的读者，傅译作为一种译派必将在我国文学翻译史上留下深远的影响。

目　录
序　思果
翻译与批评
中国古典诗的句法
中西文学之比较
几块试金石——如何识别假洋学者
翻译和创作
外文系这一行
用现代中文报道现代生活
变通的艺术——思果著《翻译研究》读后
庐山面目纵横看——评丛书版英译《中国文学选集》
哀中文之式微
论中文之西化
早期作家笔下的西化中文
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
与王尔德拔河记——《不可儿戏》译后
白而不化的白话文——从早期的青涩到近期的繁琐
横行的洋文
翻译乃大道
译者独憔悴
中文的常态与变态
作者，学者，译者——“外国文学中译国际研讨会”主题演说
论的的不休
翻译之教育与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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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思果
我教翻译，时常发见改学生的翻译不是改翻译，是改他们的中文；我看别人的创作，发见他们写的就是劣译。中文已经不是中文，需要把污染，劣译的污染，洗干净。我们已经不会说话；我们说的是不中不西的混话，连国学大师，不懂外文的人都写污染的白话文。我真害怕。因此写了《翻译研究》、《翻译新究》两本书。有位教翻译的朋友说，我书里说的毛病，现在犯的人已经少了。他要归功于我，我可不敢有这个自信。
现在看了余光中兄论翻译和现代中文的文章，非常高兴。一是，我所佩服的大作家和我抱相同的见解；二是，他的书一出，劣译真会减少，大家的中文也可以写好些。我们各说出要说的话，说法虽然各有一套，内容很多相同。他的影响力大，大家如果好好读他的文章，我相信翻译可以大有改进，中文也不能乱写。我读了他的文章得到证明，原来我没有大惊小怪，是有问题。
我们的议论可以互相补充。诸如滥用名词、代名词、介系词，话不直说，却要大兜圈子等。
余兄说的话无不中肯，如译者要他说的条件，就必须是学者。他本人中西学都扎实，不是空头文学家。（看他谈中西文学，尤其是诗，多么在行！）他连德、法、西（班牙）、意文都知道不少。他的英文修养很深，中文不用说，这种人才能翻译。外文理解有问题，中文表达情意不高明，就不必翻译了。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余兄做事认真到极点，只要看他主持翻译奖出题目的主张，教授翻译所用的方法就可以知道。他不管做什么事都不马虎。我们翻译也一样，不能轻率。
只有一点，余兄不能说，就是才气。他有才，所以译得好，也能教人翻译。我们不能提，因为才是天生的。不过我们如果尽了力，也可以把事做好，以努力补才之不足吧。而且还有原文呢。
余兄语重心长，说的话是金针。我希望凡是动笔的青年都好好读一读。
《中西文学之比较》是极不容易写的文章，余兄能举其要，真有功力。只是论诗多而论文少一些，将来希望他补充。（如中国散文不尚幽默，而这一点西方人看重，可一提。）
他写《论的的不休》，实在好极。可以再一提的是许多形容词“的”，可以只留最后一个，删去以前各个就行了。如“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这一串形容词，除了“个人的”，都可以拿掉“的”，只留末了一个（伟大）“的”，就够了。
各篇论文本身就是好文章，写得清楚有力，组织完善，足以示范。
《论中文之西化》一文检讨“五四”以来白话文之发展，有卓见，句句有根据，有议论。上面提了，他办事认真而有方法，叫我钦佩，简直和治军作战、处理国务一样，就像他写的稿字字清晰，排字容易也不会排错。他这种精神干什么都好。他是天才，诗文杰出而又博学多能。我认识的才人不少，余兄是顶儿尖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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