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安宁河谷的西昌和它旁边的凉山地区直线距离很近，像西南多数多民族聚集区一样，这里的民族分布也和海拔密切相关：安宁河谷适于耕作的小块平原地区居民以汉族为主体，而河谷两旁高耸的山地则是彝族的天下。
西昌郊外是平整的河谷地带：水色赤红的安宁河两旁依偎着密集的果树，远郊则是植被不丰的山峰，平整的稻田被斜坡上不规整的玉米、土豆地块替代，山坡上偶尔露出岩石，时不时有成群的山羊悠闲地啃着草。这是典型的凉山州彝族人聚集区的地貌，海拔明显较西昌要高，阴湿的空气略带凉意。
历史上，安宁河谷是沟通成都平原与云南的交通要道。走廊北面的中原王朝，从东汉时代起就先后在今天的西昌一带设置邛都、越巂郡、巂州、建昌，管辖河谷地区；走廊南面的平原、丘陵地区，则是长期独立于中原王朝的南诏国和大理国统治区。
而彝族人并非一开始就定居在与世隔绝不宜耕作的凉山腹地。凉山彝族多属自称“诺苏”的北部彝族，诺苏即“黑者”，是古代所谓乌蛮的后代。自南诏大理时期以来，诺苏从今天云南东北部的昭通和贵州西部等地进入凉山地区。
他们从安宁河谷上游不断向下游扩散，并逐渐占据全部河谷低地的汉族居住区，沿着山头扩张，很快同化了凉山腹地的原居民，占领了凉山东部。元明以来，诺苏再度向凉山西部和南部发展，今天凉山州的民族分布格局由此形成——汉族居住在安宁河谷中，而彝族则主要在河谷两侧的凉山内部。
这些迁入凉山地区的彝族先祖，是中古称之为“蛮”的族群。现代彝族、纳西族、白族都脱胎于此。
虽然汉语中的蛮往往被认为是汉人对其他民族的侮辱性他称，但它最早却可能源于族群自称。缅甸的缅文拼写为 Mranmar，其中 Mran 和上古汉语的蛮几乎一样。
蛮在中古时期一般指属于汉藏民族下的藏缅系民族。早在东汉永明年间，一支被称为“白狼人”的族群就曾在汉朝朝堂之上唱出颂歌三首，史称《白狼歌》。白狼歌的汉字记音是现有史料中藏缅语言最早的记录，和缅文时代的缅语非常相似。
上古时期，这些人的分布范围远比今天要大得多，远及大别山北麓。随着中原王权国家的兴起，各支藏缅族群在其挤压下顺着各条河谷南下，整合了今天云南北部和贵州西部的侗台人群，云贵高原成为蛮人分布的中心。
三国时代，诸葛亮征讨南蛮，传说中曾七擒孟获。当时人称云南为南中，有数个本地大家族，孟氏正是其中之一。南中大姓氏族具有相当的汉文化水准，云南出土的孟孝琚碑、爨宝子碑、爨龙颜碑均为明证。爨氏更是自称班固后代，然而他们对祖先历史的记述往往有不合情理之处，实际上更可能是蛮人土著首领。
到了唐代，中原人把蛮人分成乌蛮、白蛮两支。这可能反映出彝支和羌支民族正在分化。当时乌蛮白蛮分布相当驳杂，曲靖一带为东爨乌蛮，滇池一带为西爨白蛮，洱海附近则乌蛮白蛮皆有。今天北部彝族、怒族、纳西族、摩梭人普遍自称黑者/黑人，而白族、普米族、尔苏人则自称白者/白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乌白之别。
开元天宝年间，发源于今大理巍山一带的蒙舍诏在唐朝支持下一统六诏，建立了以乌蛮为统治层的汉化政权。唐朝《蛮书》对诸蛮的评价是：“言语音，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
南诏国期间，大量白蛮被迁徙到洱海地区居住，虽然乌蛮、白蛮都有自己的语言，南诏官方书面语仍用汉文，这一传统被延续到了白蛮主导的大理国时期。南诏于唐朝吐蕃的夹缝中生存壮大，领土扩张到今天四川的凉山地区，甚至一度攻占了成都。
取南诏代之的大理国核心区域仍然位于洱海附近。大理国时期洱海周边居民的汉化程度继续加深，迁入洱海附近的汉人和蛮人逐渐融合，他们的后裔在明代将开始成为所谓“民家人”，即现代白族的前身。
与此同时，滇东黔西则仍然以乌蛮为主，大理段氏与乌蛮各部在滇东会盟，留下了《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这些乌蛮有一部分陆续进入受南诏大理控制的凉山，成为今天凉山彝族的祖先。
唐代史料中的磨些蛮则是纳西人和摩梭人的前身（磨些即为摩梭）。磨些蛮带有彝羌混合的特征。大理国时期，纳西先民已经居住在今天的丽江一带。
元明两代中原王朝征服云南后，大批汉民进入云南，汉人由此成为云南地区的主体民族。这些汉人不少以卫所戍守将士身份入滇，在大理一带被称作军家，与当地人的民家相对。
虽然中原王朝势力深入西南各处，但被包围的凉山腹地却因为山高路远，始终维持了较高的独立性。凉山彝族分五个种姓，最高的是兹莫（土司），然后是黑彝，第三是白彝，再然后就是奴隶，也叫娃子。娃子又分两种：一种是安家娃子，可以结婚，生下来的孩子也是娃子；另一种是锅庄娃子，不能结婚。至今种姓之间通婚仍要面对强大的社会压力。
凉山州的彝族人与山外世界阻隔甚深，今天通晓汉文且能融入汉族社会的，往往出自地位较高的家族。历史上的彝族不光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也有彝文作为民族文字。彝文造字原理略类似于汉字，可能和早期汉文有一定关系，但有人由此认为彝文和西安半坡遗址出土图画符号有关，这就纯属无稽之谈了。
作为缅彝系统的民族，凉山彝族最盛大的节日之一是火把节。火把节其实只是当地汉语的俗称，这个从乌蛮时代乃至更早传承至今的节日，曾有个美丽的汉名“星回节”。南诏国君臣热爱在星回节对诗，南诏骠信的《星回节游避风台与清平官赋》与清平官赵叔达的《星回节避风台骠信命赋》甚至被收入《全唐诗》：
避风善阐台，极目见藤越。
悲哉古与今，依然烟与月。
自我居震旦，翊卫类夔契。
伊昔颈皇运，艰难仰忠烈。
不觉岁云暮，感极星回节。
元昶同一心，子孙堪贻厥。
法驾避星回，波罗毗勇猜。
河润冰难合，地暖梅先开。
下令俚柔洽，献賝弄栋来。
愿将不才质，千载侍游台。
赵叔达巧妙地将南诏语的“波罗毗勇猜”融入一首唐诗之中，乌蛮先民和早期汉人的交融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不过在迁入凉山地区后，凉山彝族和汉文化长期处于基本隔绝的状态，加之融合了迁入前凉山地区原本的居民和文化，凉山彝族最终发展出了独特的文化体系。
历史上凉山地区的中心在昭觉县城。昭觉曾为沙马土司衙门所在地，彝族人口占绝对优势，1979 年以前，昭觉县城是凉山州州府，它是山上下来的彝族人进入现代都市缓冲适应期的跳板和基地。1979 年为强化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凉山州与西昌合并，州府迁至西昌。
昭觉丧失其州府治所地位后，已经城市化的彝族精英随之被抽到了西昌，又被汉人的汪洋大海稀释，被抽干的昭觉丧失了对山上年轻人的吸引力，于是他们直接奔向在彝语中被称作“俄卓”的西昌。但汉语水平低下且不适应过度城市化的彝族青年经由这座笼罩着神秘光环的大都市融入汉地的难度可想而知。
同样是缅彝民族占据主导地位，丽江坝则是另外一番景象。西南地区把平地称作坝子，滇西的大理、丽江两座古城也都位于平坝。比起安宁河谷，丽江坝要明显狭窄一些，两侧耸峙的高山也比安宁河谷恢宏得多。丽江坝海拔更高达 2400 米以上，因为气候所限，主要农作物是玉米。
丽江坝的主要居民是纳西人。纳西人的村落散落在丽江坝各处，人口仅三十余万，较低的人口密度使得整个坝子看上去相当空旷，甚至还有大量土地抛荒。丽江地界的传统民居，明显更像是汉地民居——纳西民居受明代汉地风格影响极深。
作为一个彝羌混合的民族，纳西人的祖先可追溯到古代活跃于青海一带的羌人。但是纳西这个名字和诺苏一样，同样是黑者的意思。木氏土司统治丽江前，纳西人并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太多笔墨。但纳西人的命运在明朝被木氏土司永远地改变了。
元末明初，丽江的纳西头人一统滇西北，并向明朝称臣。朱元璋高兴之余，将朱姓去掉两笔，赐丽江土司木姓。木氏家族由此开始了对丽江数百年的统治，直到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为止。
丽江坝为古代交通要道，木氏土司因此巨富，所以才有了明末木府土司木增的种种壮举——先后捐银数万支持抗清、千金重修鹤庆文庙、刻写藏传佛教经书《甘珠尔》、捐银万余建造鸡足山悉檀寺、购置千多亩田地予鸡足山使用、请徐霞客编写《鸡足山志》等等。
木王府为今天丽江古城旅游者的必去之地，而徐霞客当年旅行到此，虽被木氏引为座上宾，却被拒绝参观木府。这是因为当年修建木府时严重逾制，徐霞客只得在远处眺望，感慨“宫室之丽，拟于王者”。
木氏土司非常热衷文化事业，尤其以木增为代表的六位被合称“木氏六公”的土司，均善于吟诗作赋，诗文水平相当高。一些人甚至把汉人“制造”家谱的习惯也学了过去：《木氏宦谱》中声称木氏土司祖上有蒙古来源。
明朝开始，大批汉人进入丽江地区，成为卫戍士兵和匠人。纳西人虽保有其独特的东巴文化，但汉人对纳西文化的影响在在皆是。而纳西人对汉族移民同样影响甚深：丽江本地汉语是中国唯一完全丧失了鼻音尾的汉语方言，和带有纳西口音的汉语极为相似。由于丽江的纳西人普遍精通汉语，光听口音很难分辨一个丽江人是纳西人还是汉人。
生活在平坝地区的纳西族和白族，很早就由半耕半牧转向农业生产，尤其海拔较低的白族地区，农业作物和汉地农村并无二致，因而经济水平更高；而生活在高山上的凉山彝族，牧业在经济中始终占据一定比重。
与进入西昌的凉山彝族需要艰难适应城市生活不同，丽江地区的纳西人是幸运的——丽江城附近有大量的纳西族城镇人口，他们进城务工的便利程度并不输给内地进城打工的汉族农民。
而凉山州的彝族社会在进入今天的所谓“现代性危机”之前，更严重的问题是几百年来从未走出的内卷化困境。凉山腹地自然条件极其恶劣，海拔高，气候寒冷，土壤肥力低。农业种植传统上采取轮耕制，即每隔数年更换新地，静待原来的土地休耕恢复肥力，因此不少居民年均收入不足千元。
内卷化的梦魇自明朝以来几乎席卷整个中国，山脉重叠、自然条件恶劣的西南高山地区内卷化的程度更加可怕。恶劣的交通状况甚至让凉山的彝族土司们难以控制大片土地，清朝有所谓“四大土司，一百土目”的说法，实际上四大土司直辖领地占凉山面积并不多，凉山腹地被分割为一个个独立的黑彝贵族控制下的庄园。
与汉地一样，明清时期凉山彝族人口实现了大规模增长。从美洲引进的玉米和土豆适合在高山坡地生长，产量比传统作物荞麦要高得多。但凉山土地贫瘠，要养活众多人口，只能不断分散，在更多的山坡上种玉米、土豆，这使得凉山州腹地的彝族聚落规模逐渐缩小。社会的碎片化，使得工匠无处施展才能，全社会储备的各种技术水平反而不断退化。
今天凉山彝族人口二百多万，周边被西昌、乐山、昭通、攀枝花所环绕。中国再也没有哪处地方四面都是汉地，却居住着数量如此巨大的文化迥异于主流汉文化的人群了。
当交通设施的进步和禁止人口流动的计划体制终结，人口严重过剩、困居数百年的凉山彝族人终于可以走下深山时，除了他们无法有效融入山下的现代都市外，先于此发生的深刻社会结构改变无疑更加重了他们的悲剧性。
传统凉山社会的贵族统治制度在 1949 年后迅速瓦解，凉山彝族转变为几近全民自耕农的社会结构，虽然彝族社会接近汉地宗族社会的“家支”依然存在，但原本制约行为规范的长老管理习惯法早已消亡。那些下山闯世界的年轻人，很容易走向以不法活动谋生的道路。
原本，居住在平坝的纳西人和白族人，因为本地经济发展落后于内地，必然要有一番过剩农业人口向内地经济更发达地区大规模转移的过程，但诸种巧合无意中促使了他们不必走内地汉族民工的迁徙之路。
以丽江为例，小小的丽江一年之所以能吸引三千余万游客（2015 年数据），主要还不是因为异族风情，而是因为丽江古城这种完整成片的、内地极为罕见的明清古建筑群落。当地民风仍然保守，亦不似内地——它恰好与今天现代都市青年追求安逸舒适体验式旅游的需求高度吻合。
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略领先于丽江的大理，古城的完整性不如丽江，但他们有更高的汉化水平——按丽江纳西人的说法，“他们太精明了”。虽然大理有更深厚的历史，城市规模更是大得多，但旅游吸引力却一度略逊于丽江。
或许是丽江、大理巨大旅游成就的刺激，凉山州在拓展旅游业上，无论政府还是民间，显然都有较高的热情——丽江城当地百姓虽受旅游之惠甚多，但巨量的游客和都市新移民的鹊巢鸠占，会使他们偶尔产生不堪其扰之意。
他们的诚意确实收效甚显，凉山州吸引的旅游者人数如今已与丽江相当，但旅游业收入则不足其一半——人们在体验式旅游时，往往会花费更多时间耗费更多金钱，不幸的是凉山州最吸引游客的地方主要在西昌周边和人迹罕至的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