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仲呈祥
曲茹的博士学位论文《电视艺术的审美化生存》经她自己修改补正，就要正式出版了。作为不称职的导师，她要我为之作序。却之不恭，只好写上一番自愧自疚的话，既自慰，亦互勉吧。
电视艺术在中国，究竟仅仅是一种娱乐消遣化生存呢，还是应主要成为一种审美化生存？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事关国家的软实力和民族的精神素质，万万不可小视。这是因为：第一，当今世界，伴随着信息革命和电子技术的普及，电视艺术已经成为征服中国受众最多的一门新兴的艺术形式。称中国为电视艺术的生产消费大国，诚不为过。电视艺术以其覆盖面之广、影响力之大、渗透性之强，在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别的艺术形式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这种重要作用，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而正面的和负面的比例如何，则与电视艺术是单纯地以娱乐消遣化生存还是主要以审美化生存直接相关。第二，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最优秀的成果，恐怕还是主要集中体现在图书馆里经过历史筛选和确认了的古今中外的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内的经典名著里。但现实的严峻性在于，这些经典名著已经少有人问津了，当代人把太多的休闲时光，都消磨在荧屏前了。因此，电视艺术的历史含量、文化意蕴和美学品格究竟如何，对于能否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显得至关重要。第三，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电视台都是党和政府的喉舌，都既兼公益性，又带商业性，即既要唱响时代主旋律，又要靠广告收入维持生计。须知，不要说西方国家，就是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公益性电视台与商业性电视台是泾渭分明的——国家台NHK靠纳税人和收视费支撑，属公益性，一切均惟国家利益和大和民族精神是听，连广告都不允许带播；私家商业台如富士电视台，属商业性，只要在国家法律许可范围内播什么节目都无人过问，当然可以惟收视率是听了。在这种特殊国情下，从学理上研究当今中国的电视艺术何以才能主要作为审美化生存，就显得十分紧迫了。
当然，更重要的是现实的启示。现代化的电子传媒与源远流长的文学艺术结缘，产生出名目繁多的电视艺术品种。电视与话剧结缘，从1958年中国的直播舞台剧《一口菜饼子》称起，发展到如今蔚为壮观的长、中、短篇电视剧，年产量已逾万集。其中确有不少单纯以娱乐消遣化生存的，于是以营造“视听奇观”，即追求镜头对受众生理器官的强刺激为美学宗旨，或“恶搞”经典，或“戏说”历史，或比拼血腥暴力，或展露床上裸戏。（电影近几年来的所谓“大片”，便大略如此）电视与音乐、舞蹈、曲艺、小品、相声、戏曲等结缘，更是丰富了荧屏，最火红的是各类电视艺术栏目和综艺晚会。从湖南卫视的《欢乐大本营》起，全国数十家电视台竞相效尤，刮起了一个“欢乐旋风”。这些栏目从名称到内容、从形式到环节甚至语言表情都如出一辙，都是同一模式克隆出来的“你有我有全都有”的单一化的娱乐景观。曾几何时，人们原本具有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激情都在这同质化的娱乐节目中消耗殆尽，这些栏目也只好渐行渐远、销声匿迹了。接着，又由湖南卫视率先打出“超女”牌，一时间，大同小异的“选秀”类栏目如雨后春笋，引发出电视艺术的新一轮的复制与模仿。可以断言，其命也不会很长。就连CCTV的《梦想中国》，据说初衷是让每一位普通观众，都有在这块面向全国的大平台上圆自己艺术之梦的可能。但差不多办了四年了，请问培养和锻造出一名真正的业余艺术家了吗？倒是真捧红了主持人李咏自己！这恐怕不能美其名曰是“人民群众文化权益的民主享受”，倒是在相当程度上是从文化上“愚”了一次“民”。（这只消看看李咏对那位鼓足勇气到这个平台上跳舞的重庆大姐的嘲讽——“看了你的舞蹈我晚上会做噩梦”——便可知晓了）实践给我们出了一个严肃的理论课题：电视艺术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究竟应以什么方式生存？
这正是曲茹这篇论文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这实际上为中国电视艺术界提出了“文化自觉”的问题。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积近一个世纪的文化工作经验，临终前在“文化接力棒”上留给我们后人的四个大字便是“文化自觉”。他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16字经”来诠释“文化自觉”。显然，这既是他的社会理想，又是他的美学理想。在这里，关键词是“美”。归根到底，文化是“化”人的，艺术是“养”人的。人之为人，就因为人乃是区别于其它动物的高级形态的理性情感动物，有着独特的精神家园需要坚守。惟人才有文化，惟人才生艺术。只有靠文化把人的素质“化”高，靠艺术把人的境界“养”美，才能靠高素质美境界的人去保障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才是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相反，在“看不见的手”即“赵公元帅”指挥下，把电视艺术搞成单纯娱乐消遣化生存而非审美化生存，让文化直接去“化”钱，是急功近利、目光短浅、后患无穷的！
万事开头难。曲茹的这篇论文，算是在建构中国电视艺术美学体系方面做了些拓荒工作。实事求是地说，理论深度和学理性都有待加强。这当然主要责任在我忙于公务而指导不力。这是我深感愧疚的。待到我退居二线时，她已毕业分配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任教。我始终认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电视艺术美学》不仅尚未问世，而且还有待我们从事这方面理论建设的志士同仁们、尤其是青年学子们的共同努力。好在来日方长，我深信经过大家的辛勤耕耘，一定会结出丰硕的学术果实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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