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西蒙娜·德·波伏瓦
——她是谁?
1927年的一天,西蒙娜·德·波伏瓦跟她的父亲对“爱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产生了分歧。在一个视结婚生子为女性归宿的时代,19岁的波伏瓦却如饥似渴地阅读哲学,并梦想着从中找到一种她可以身体力行的哲学理念。波伏瓦的父亲认为“爱”意味着“奉献、爱慕和感激”。对此,波伏瓦无法认同,她惊愕地反驳道,爱绝不仅仅是感激,不是我们因为别人为自己做了些什么,而感到亏欠他们的东西。第二天,波伏瓦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竟然有那么多人不懂爱!”
当时年仅19岁的波伏瓦还不知道自己日后会成为20世纪最著名的女性知识分子之一,也不知道她的人生经历会被后人如此大量书写,并广为流传。光是她的书信和自传就达到了一百多万字,她的写作范围极广,囊括了哲学论著、获奖小说、短篇故事、戏剧、旅行见闻、政治时评以及新闻报道——而她的代表作《第二性》(The Second Sex),更是被誉为“女性主义的圣经”。当时年纪轻轻的波伏瓦也许想不到,之后的自己能够与人合办政治期刊,成功地推动立法,为遭受不公的阿尔及利亚人伸张正义,到世界各地发表演讲,甚至领导政府设立的委员会。
与此同时,西蒙娜·德·波伏瓦也成为20世纪最声名狼藉的女性之一。她和让-保罗·萨特是一对饱受争议的知识分子伉俪。但不幸的是,几乎在整个20世纪,大众都认为是萨特贡献了“知识分子”,而波伏瓦只是贡献了“伉俪”。1986岁年,波伏瓦在巴黎去世,法国《世界报》(LeMonde)的讣闻标题里赫然写着:“波伏瓦的作品名过其实。”波伏瓦研究者托莉·莫伊教授在1994年写道:“在阅读现有的波伏瓦传记时,如果你会觉得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地位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她跟萨特以及其他情人们离经叛道的关系,这也是可以原谅的。”
在这些文字写下之后的几十年里,一系列关于波伏瓦的新发现渐渐浮出水面,让很多原以为了解她的读者大吃一惊。但讽刺的是,这些发现并没有破除这样的错误认知——最有意思的是,波伏瓦的爱情生活,反而进一步掩盖了她思想家的身份。然而,让波伏瓦纵情一生并且不断反思自己人生的,正是她的哲学理念。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哲学和生活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生活中的每一步都是一个哲学的选择。”
当波伏瓦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执笔写作时,她不仅仅是为了她自己,也是为了她的读者。人们认为,波伏瓦最畅销的自传都体现出一种哲学抱负,即力图展现出“人的自我是如何不断地被他者所塑造并与他者产生联结的”。约翰·多恩曾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然而,波伏瓦所表达的观点并未停留在这个层面。因为,除了与他者的联系,波伏瓦的自传背后还有一种信念在支撑:做(being)自己并不意味着从出生到死亡都做同一个自己,做自己意味着,要在一种不可逆转的“成为”(becoming)的过程中,与同样在改变的他者一起不断改变。
自柏拉图以来,哲学家们就一直在探讨,认识自我对于过好一生有多么重要。苏格拉底说,想要成为一个明智的人,你必须“认清你自己”;尼采写道,生而为人的任务就是“成为你自己”。对此,波伏瓦提出了她的哲学反驳:如果作为女性,不被允许“做你自己”,那该怎么办呢?如果成为你自己的同时就意味着,你在那些你本该成为的角色上是个失败者——一个失败的女人、爱人,抑或是母亲,那该怎么办呢?如果成为你自己会让你成为众矢之的,被嘲讽、怨恨、羞辱,那该怎么办呢?
波伏瓦所生活的时代见证了女性所能拥有的可能性发生的剧烈变化。在她的一生中(1908—1986),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样接受大学教育,也获得了选举、离婚和避孕的权利。波伏瓦的一生,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巴黎的波希米亚风潮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性解放。在这些文化的转折点之间,波伏瓦《第二性》的面世标志着一个革命性的时刻,在这之后,女性能够公开地自我思考,甚至最终坦诚地谈论自己。波伏瓦所接受的哲学教育在她的同辈人中已经算是前所未有的,但尽管如此,当年近不惑的波伏瓦开始思考“作为女人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时,她还是被自己的发现震惊到了。
在20世纪,“女性主义”这个词争议不断,波伏瓦对长篇累牍的关于女性的愚蠢论点感到厌烦,为“女性主义的争吵不休”所浪费的大量笔墨也让她感到疲惫,因此,她决定创作《第二性》。但当波伏瓦落笔写下她的名句“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的”时,她并不知道这本书会给她以及追随者的人生带来多么巨大的影响。人们已经着墨很多去解读波伏瓦的名句以及“‘成为’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因此,在本书中,我要探讨的则是波伏瓦如何成为她自己。18岁时,波伏瓦写道,她认为她没法把自己的生活在纸上有秩序地表达出来,因为它处在永恒的“成为”的过程中;她说,读自己前一天写下的日记时,就像在读已经死去的一个个“自己”做成的木乃伊一样。波伏瓦是一个哲学家,她始终反思和质疑她所在的社会的价值观念,以及她自己的人生意义。
波伏瓦认为时间的流逝对于人的经历至关重要,因此,这本传记是遵照她的生平年表展开的。波伏瓦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世界以及她和世界的关系都发生了改变。她之所以写下自己的人生经历,是希望“展现出变化、成熟的过程,以及他者和自我不可逆转的老去”。因为生命在时间的长河里徐徐展开,而波伏瓦想要“追随年轮的线索”。在这一点上,波伏瓦依然是那个读亨利·柏格森的少女。柏格森认为,一个人的自我并不是一个静止的物,它是一个“进程”,一个“有活力的行动”,一个充满变化的“成为”的过程,至死方休。
波伏瓦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女性,一部分是她自己的选择。然而,波伏瓦清楚地意识到自我驱动与他人成就、个人欲望与他人期望之间的冲突。几个世纪以来,法国哲学家们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过一个被他人所看见的一生,还是不为他人所看见的一生更好?笛卡尔借用奥维德的话说:“想要过好自己的一生,你必须不被看见。”萨特不惜笔墨来论证他者对自我的物化“凝视”。他认为这种“凝视”会将我们囚禁在臣服的关系中。波伏瓦对此持不同观点,她认为要过好一生,人应当被他者看见,但必须以一种对的方式被看见。
而问题是,什么才是对的方式呢?这取决于谁在看你,以及在什么时候看。想象一下,你是一个刚刚年过50的女性,你最近决定开始书写自己的人生故事。你从少女时代写起,然后回顾自己风华正茂的过往,已经接连出版了两卷回忆录。在书里,你记录了自己21岁时和一个男人的对话,这个男人后来成了你的恋人,也成了一个国际知名的哲学家。虽然你和他一样功成名就,名驰天下,但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女性写作还没有到达那个分水岭的时刻。那时的女性还不能公开承认她们的勃勃野心,也不能表达她们的愤怒,更不可以说出那个名扬天下的大哲学家满足不了她的性欲这样的话。想象一下,你们的爱情故事已经成了传奇,以至于人们用它作为唯一的视角来解读你的整个人生,虽然它只是你漫漫人生中的一些片段。
波伏瓦回忆录里的两个故事塑造了她的公众形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是扭曲了她的形象。第一个故事把我们带回到1929年10月的巴黎,两个哲学系的毕业生坐在卢浮宫外面,大胆地讨论着如何定义他们的关系。他们刚刚在竞争激烈的法国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中金榜题名(萨特第一,波伏瓦第二),马上要开始他们哲学教师的职业生涯。那一年,萨特24岁,波伏瓦21岁。按照回忆录里的故事记载,萨特不想要那种忠于彼此的传统伴侣关系,因此他们制定了一个“契约”,按照这个约定,他们是彼此“本质的爱”,但同时他们准许对方同时拥有“偶然的爱”。这是一段开放式关系,前提条件是他们的心是属于对方的。他们对彼此毫无隐瞒,无话不说,刚开始是一个两年的契约,以后将会延续下去。萨特的传记作者安妮·科恩-索拉尔写道,这对伴侣将会成为“一对值得效仿的楷模,他们拥有一场长久的秘密合谋,他们实现了卓越的成功。显然,他们实践了难以调和的伴侣关系:伴侣双方始终保持自由、平等以及对彼此坦诚”。
萨特和波伏瓦的多元恋“契约”激起了人们强烈的好奇心。有许多本传记是专门围绕着他们的恋爱纠葛来写的;在《法国人如何创造了爱情》(How the French Invented Love)一书中,作者用一整个章节的篇幅来写他们俩;BBC(英国广播公司)的头条称他们为“第一对摩登情侣”。卡洛·莱维称波伏瓦的《盛年》(The Prime of Life)一书讲述了“20世纪最伟大的爱情故事”。黑兹尔·罗利2008年出版的书中描写了波伏瓦和萨特的关系,她写道:“就像阿伯拉尔和爱洛伊斯一样,萨特和波伏瓦最终合葬在一起,他们的名字永远地连在了一起。他们是世界上的一对传奇的情侣。我们不能把‘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让-保罗·萨特’分开来单独看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之所以写这本传记,也是因为我们很难撇开波伏瓦或者萨特,去单独思考另一个。在此之前,我花了几年的时间去研究萨特的早期哲学思想。在这个过程中,我越发怀疑波伏瓦和萨特受到的关注是不对等的。为什么波伏瓦去世时的每一篇讣告都提到了萨特,而在萨特去世时,却有一些讣告对波伏瓦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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