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三部曲(套装共3册)-13.mobi

目录
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
译者前言
前言
致谢
第一章 家庭和学校
第二章 追求理想
第三章 在历史的大门口
第四章 智力合作关系
第五章 1905年的托洛茨基
第六章 “不断革命论”
第七章 沉闷的年代：1907-1914
第八章 大战与国际
第九章 十月革命中的托洛茨基
第十章 人民委员
第十一章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戏剧性事件
第十二章 武装共和国
第十三章 革命与征服
托洛茨基军事思想评论

第十四章 胜利中的失败
参考书目
人名索引
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
前言
第一章 权力与梦想
第二章 革出教门
第三章 “生活不仅仅是政治……”
第四章 战斗间隙
第五章 决战阶段：1926-1927年
第六章 阿拉木图一年
参考书目
人名索引
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
前言
第一章 在王子群岛
第二章 理性与疯狂
第三章 革命家兼史学家
第四章 “人民公敌”
第五章 地狱之夜
跋：失败中的胜利
参考书目
人名索引

译者前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先知三部曲》是托洛茨基的传记，是迄今为止同类出版物中最全面、最详尽的一种，也是在托洛茨基研究中最有影响的经典之作。它由三卷组成：第一卷《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 (1954年出版）、第二卷《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 (1959年出版）、第三卷《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 (1963年出版）。英文版三卷，均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作者伊萨克·多伊彻（Issac Deutscher, 1906-1967），生于当时处于奥地利统治下的波兰克拉科夫附近的赫让诺夫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6年参加波兰共产党，1932年因参加波兰共产党内的托洛茨基反对派被开除出党。1939年德国占领波兰后，侨居伦敦，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从事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并出版了多部著作。除本书外，他的主要著作还有：《斯大林政治传记》、《未完成的革命：俄国1917-1967》等。作者撰写本书所依据的资料有：《托洛茨基全集》及未收入全集的零散文章、小册子和著作，存放于美国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和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中的托洛茨基档案，俄共会议记录，《真理报》等俄文报刊，托洛茨基同时代人的著作、文章、书信及回忆录以及作者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等。作者依据这些丰富、可靠和翔实的资料，并结合作者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亲身体会，按照时间顺序，详尽地介绍了托洛茨基作为革命家、理论家、流亡者，直到在异国他乡被刺杀的一生，为读者描绘出了一个鲜活而带有悲剧色彩的托洛茨基。
本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和读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英国《每日电讯》将其誉为“本世纪重要的政治传记之一”。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格拉汉姆·格林（Graham Greene）在《观察家》上说：“对我来说，伊萨克·多伊彻三卷本的托洛茨基生平是这一年最激动人心的读物。这部传记肯定会列入用英语写成的最优秀的传记之列。”另一位学者A.J.P.泰勒（Taylor）在权威刊物《新政治家》上评论道：“他（伊萨克·多伊彻）比以往任何一本书都更准确、更详尽地讲述了这个故事。他的这部传记对任何一个对苏俄和国际共产主义历史感兴趣的人都是必读书。”在本书出版以后的三四十年中，它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苏联史和托洛茨基研究领域中的一部重要参考文献。直到90年代，包括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著名历史学家德·安·沃尔科戈诺夫（Д.А.Волкогонов）在内的许多历史学家仍然认为，还没有一部关于托洛茨基的著作在资料的占有和分析的广度与深度方面能超过多伊彻的这部权威性的托洛茨基传记。
本书第一卷追述了托洛茨基早年的求学经历和革命活动，从孟什维克转变为布尔什维克的过程，在1905年革命中的作用和对俄国革命所作的理论思考，参加和领导1917年十月革命的历史和在十月革命后为保卫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国内和国际政治舞台上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间或叙述和分析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起源和形成的过程。第二卷详尽地介绍了当时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苏俄领袖们在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党内民主、民族问题、“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和世界革命等问题上的理论分歧与争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20年代俄共党内错综复杂的、激烈的和残酷的派别斗争，也介绍了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最初的流放生活，特别突出地评价了托洛茨基对上述一些问题的理论思考。第三卷着重叙述了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法国、挪威和墨西哥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和托洛茨基一家人的悲惨命运；以30年代欧洲政治地图和苏联国内政治形势为背景，介绍和分析了托洛茨基在流亡过程中对俄国和世界革命等问题的理论著述；描述了他在墨西哥被刺杀身亡的悲惨结局。
总的来说，本书依据的史料极为丰富，叙述详尽而有层次，因此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参考价值。
作者在本书第二卷前言中强调，他力图客观地描述出一个真正的托洛茨基，尽可能避免因主观感情或因注重一时情况而作出错误的判断，以使他的这部传记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从全书史料的取舍、观点的评述、主要的侧重等方面来看，作者的确是在向这一目标努力，因而才能使这部传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是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霍·卡尔（E.H.Carr）在回答“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所言：历史不可能“以纯粹的形式存在着”，“它们总是通过记载历史事实的人的头脑折射出来的”，因为“记载历史事实的人”总是“现在的人”，所以历史实际上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休止的问答交谈”。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的书写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它必然带着历史学家个人的印记。托洛茨基的这部传记也不例外。作者在写这部传记的时候，不可能不受到他自己当时的政治思想状况和他所处的历史环境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不可能不反映到这部传记中来的。在这部传记中，这种影响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作者本人是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尽管在被波共开除出党后，并没有参加托派的“第四国际”，但他对托洛茨基是崇敬的，甚至可以说是崇拜的，在很多理论问题上与托洛茨基的观点是一致的。从全书来看，作者几乎把托洛茨基当成“无所不能预言”的先知，就连作者都承认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那些预言，他也试图从中找出“合理的因素”来，比如，读者可以从作者对托洛茨基关于世界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局的预言的分析中明显地看出这一点。第二，本书写作时间较早，作者必然受当时历史条件和国际政治环境以及历史资料的限制，因此，在今天看来作者对托洛茨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与世界革命等问题的理论的分析和评价都是值得重新研究的。我们希望，在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后的今天，本书的出版能引起我国国际共运史、苏联史和托洛茨基研究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的注意，有助于深入总结和认识苏联解体的教训，推动上述领域的研究。

在本书翻译中，译者对全书译文作了一些技术处理：
（1）为避免行文累赘，书中大量的法、德、西班牙、拉丁文单词或词组均直接译成中文，没有采用在正文中保留外文单词再加注的方式；
（2）原书中俄文著作引文的英译文错误较多，凡能找到俄文原文者，均直接按俄文原文译出，不再作注加以说明；
（3）原书中的里程和距离均以英里为单位，这对英语读者比较方便，却让中国读者费解。所以，我们或是参照俄文原文改为俄里，或是折合成公里；
（4）为了便于读者核查参考，本书中的列宁著作的引文均以《列宁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第2版的译文为准，所标卷数及页码均系中文版第2版的卷数和页码，不再另加注明；
（5）由于中文版《斯大林全集》所根据的俄文版本与本书作者所根据的俄文版本不同，因此有些引文在中译本中没有。凡在中译本中能查到的引文，我们在注中均标出“中文版”字样，未标“中文版”字样的，其卷数、页码即是指俄文版的，不再另加注明。
本书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英文版译出，原由郑超麟先生组织王国龙、周任辛、喻守一翻译：王国龙译第一部，周任辛译第二部，喻守一译第三部。喻守一不幸去世后，家属将其译稿带回家乡留作纪念。现用的第三部译稿是由施用勤、张冰、刘虎合译的；施用勤译前言和第一章；张冰译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刘虎译第五章和跋。全书的译校情况如下：《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王国龙译，施用勤校；《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周任辛译，刘虎校；《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施用勤、张冰、刘虎译；全书由施用勤、张以童统校。郑超麟先生虽然没有参加翻译工作，但原著中俄文、德文、西班牙文及拉丁文引文及参考著作名称的翻译，都是经他审定的。遗憾的是郑超麟先生不幸于今年8月1日逝世，未能看到本书的出版。
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郑异凡同志通读了全书的译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本书责任编辑刘庸安同志为本书的出版做了许多工作，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严把译文质量关，弥补了译校者的一些疏漏并根据《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对人名和术语进行了统一；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在本书版权的联系过程中，得到英国汉学家、利兹大学教授格雷戈尔·本顿（Gregor Benton）博士的帮助，在此我们向他表示诚挚的谢意。
中共中央编译局图书馆是有关国际共运著作的专业图书馆，在这方面的藏书在国内首屈一指。我们在该馆工作人员阎虹女士的帮助下找到了本书部分俄文参考书并据此纠正了原书中英译俄文著作引文的一些讹误，从而提高了中译文的质量；另外，在核对中文版《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引文的工作中，阎虹女士的帮助也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在此谨向她表示深深的感谢。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英文原著各卷的书名是独立的，并没有总书名。中文版根据各卷书名和作者的写作意图将其定名为《先知三部曲》。
本书的翻译工作工程较大，且延宕数年，尽管全体译校者和有关人员通力合作，尽心尽力，但译者才疏学浅，能力不逮，疏漏之处，恐怕难免。敬请专家学者和读者予以指正。
译者
1998年11月28日
于北京西单西斜街

前言
我最初打算撰写俄国革命领袖传记三部曲时，只想研究流亡中的托洛茨基，而不是他的生平。托洛茨基的晚年及其悲剧性的结局较之他早期的辉煌经历更能激起我深刻的想象。但当我再次思考时，我开始怀疑，如果不叙述托洛茨基的前期经历，能否使人完全理解流亡中的托洛茨基。而后我研究了史料及传记的原始资料，其中有些是我刚刚见到的，我才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托洛茨基最后几年的戏剧性事件早在他的前期，甚至在他最早期的生涯中已扎下了多么深的根子。因此，我决定为他写两卷既彼此独立又彼此关联的传记：《武装的先知》和《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一卷叙述的或许可以说是托洛茨基的“崛起”；第二卷则可以说是他的“垮台”。我尽量避免使用这两个传统术语。因为我认为，一个人的崛起当权未必是他一生中的巅峰，失去权力也不等于是他的失败。
这两卷书的书名是受了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那本书中的一段文字的启发，这段文字即在本书的卷首语页上。本书的研究阐明了这段文字所说的真理，但它对此也作了多少有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解释，马基雅维里认为“凡是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总是遭到毁灭”，这话当然符合实际。也许可怀疑的是：武装的先知与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的不同以及胜利与毁灭的区别是否总像《君主论》一书的作者看到的那样清楚。我们在本书中首先看到，托洛茨基在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革命中没有武装而获胜，以后我们看到，他武装起来，所向披靡，却又在甲胄的重压下被压弯了腰，因此，叙述他达到权力的巅峰的那一章题为“胜利中的失败”。而后在构思《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一书时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他获胜的重要因素是否就隐藏在他的失败之中。
我叙述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会使某些人感到惊讶。因为，为了把托洛茨基的名字从革命编年史上一笔勾销或即使留着他的名字也只为使其成为大叛徒的同义词，斯大林的宣传机器已疯狂地工作近30年了。对苏联目前这一代人来说（而且不仅是这一代人），托洛茨基的一生经历已经像一座埃及古墓，人们都知道墓中埋葬着一位伟大人物的遗体和用金字镌刻的有关死者生前功绩的记录；但经过盗墓及盗尸之徒的洗劫，剩下的只是一座荒芜凄凉、一无所有的空穴，再也找不到过去藏有记录的痕迹。照目前这种情况来看，盗墓之徒持续不断的反复洗劫甚至对有独立见解的西方学者和史学家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尽管如此，托洛茨基一生经历的记录还是完整地保存在他那卷帙浩繁、现在大多已被人遗忘的著作和他的档案中，保存在友善或敌对的同代人的大量回忆录中，保存在革命前、革命期间和革命以后出版的俄国期刊的合订本中，保存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保存在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逐字逐句记录的报告中，而且几乎所有这些文件资料都可以在西方的公共图书馆里找到，虽然其中少数资料只能在私人图书馆中找到。所有这些资料我都利用了。我的妻子除了与我共同分担查寻资料的工作，还在其他方面对这一研究工作作出重大贡献，我们一起专门研究了收藏在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中的俄国革命前的期刊。我在那里发现了俄国革命运动史学家很少用过的史料，我和我妻子还一起研究了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里的托洛茨基档案。迄今为止，这个档案是苏联境外有关苏联历史最重要的原始文件收藏库（在本卷末的参考书目中对这个档案作了简要说明）。
因此，我在这里没有理由再像在《斯大林政治传记》的序言中那样为缺少传记史料而抱怨了。这主要是因为我写的这两个人物截然不同：托洛茨基对自己的生平及活动毫不隐讳，不像斯大林那样守口如瓶。他让完全陌生的人都能自由地探究他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他写了一部自传，而更重要的是有他的几十卷已出版的著作和难以计数的没有以单行本再版的论文、文章以及若干尚未发表的著作，这些都是不自觉地留下的可靠的自传线索。他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坚实的足迹，使后人无法抹杀或篡改，甚至连他本人在个别情况下想这样做也办不到。
一般来说，人们不会要求传记作家为记述一个已写下自传的政治领袖的生平而进行辩解。我觉得本书情况对这一惯例也许是个例外。我经过批判性的认真考察后仍认为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像所有这类著作一样完全是真实的，然而它也留有作者对其反对斯大林的失败斗争所作自我辩解的痕迹。托洛茨基生前在《我的生平》的每一页中与盗墓之徒搏斗，他用带有自我赞扬味道的自卫行动回击斯大林派的全部诋毁。他对革命气候的变化没有作出，也不可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而革命气候的变化不仅可能，而且不可避免地使他失败；但他却说是心胸狭隘、歹毒的篡权官僚集团阴谋剥夺了他的权力，这种说法显然不恰当。引起传记作者关注的问题是：托洛茨基本人对自己的失败究竟起了多少作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严酷的环境以及他的性格迫使他为斯大林铺平了道路的？这些问题的答案显示出托洛茨基的一生是真正的典型悲剧，或毋宁说是古典悲剧在当代政治现实中的重演；如果托洛茨基能揭示这一点的话，他确实是超人了。另一方面，传记作者看到，托洛茨基在处于成功的巅峰时像希腊戏剧中的主角一样感到内疚，一样天真无邪，而且也一样一心要赎愆。我相信，对这种带有同情和理解的态度，既无须辩解，也不该谴责。
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试图按照斯大林及20世纪20年代整个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状况——即对列宁的个人崇拜——强加给他的观点为自己辩解。斯大林指责他是列宁的死敌，因而托洛茨基急于证明自己完全忠于列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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