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58. 三联讲坛丛书（套装共5册）.epub

总目录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 （增订版）（三卷本）
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之二
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
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
钱理群中学讲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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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初编）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二编）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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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东亚与中国的宗教、思想和文化史。
主要著作有：《中国思想史》两卷本（1998，2000；韩文本，2013；英文本，2014，2018）、《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1995，2007）、《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2011；韩文本，2013；英文本，2017；日文本，2019）等。

目录
小引·2018年修订新版序言
2005年版自序
引言　近年来文史研究领域的新变
开场白
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变化
二　常识的变化：关于重建学术研究的基础
三　基础的动摇与瓦解：以国家、传统、现代为例
四　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中的实例
五　文史领域：关注重心与使用资料的变化
六　小结
【建议阅读文献】
第一讲　法国年鉴学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一　年鉴学派的来龙去脉
二　年鉴学派的主要倾向及对中国史学的启发
三　对年鉴学派的批评及60年代后年鉴学派的变化
四　个案介绍：以《国王神迹》为例
【建议阅读文献】
第二讲　福柯的理论与中国思想史研究
一　知识考古学与思想史研究
二　关于思想史的重新考察
三　知识考古学视野中的思想史资料
四　思想史可以这样写：疯癫、刑法与监狱的背后
五　小结
【建议阅读文献】
第三讲　后现代历史学的洞见与不见
一　关于《怀柔远人》和《白银资本》在中国的争论
二　什么是后现代历史学的主要观念？
三　历史是虚构文本、是散文作品吗？
四　历史文本真伪问题的另类观察
五　历史的写法与读法
六　后现代历史学的不见或局限
【建议阅读文献】
第四讲　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
一　思想史研究如何感到资料的局限和局促？
二　不在过去思想史视野范围里面的各种资料
三　思想史怎样才能充分运用这些资料？
【建议阅读文献】
第五讲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思想史研究
一　历来的考古发现对学术史之影响

二　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发现和思想史的再认识
三　思想史的观念如何改变才能回应不断出现的考古发现
【建议阅读文献】
第六讲　关于图像的思想史研究
一　关于图像研究的一般思路
二　古代中国图像的举例分析
三　图像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建议阅读文献】
第七讲　作为思想史资料的古舆图
一　边缘与中央（欧洲古代世界地图中的东方想象）
二　从天下到万国：古代中国华夷、舆地、禹迹图中的观念世界
三　佛教地图：另类世界的想象
四　内诸夏而外诸夷：以明代海防地图为例
五　大“公”无“私”：以明代地方志地图为例
六　小结
【建议阅读文献】
附录　思想史为什么在当代中国如此重要？
引言
一　思想史在中国为何很重要？
二　思想史为何在当下中国特别重要？
三　思想史研究在将来的中国为什么还很重要？——兼谈当下中国思想状况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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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2018年修订新版序言
作为一个教师，我讲过很多课。
从1984年起我就在大学讲各种课，听众从本科生、硕士生到博士生，内容从文献学、史学史、思想史到东亚文化史。如果把这些课的名称开列出来，会是一份蛮长的单子。不过我自己觉得，其中最用心的，就是原本作为“历史与文化理论”课，却被我讲成“思想史研究方法”的这一门，因为它刚好和我撰写两卷本《中国思想史》的时段重叠，那时一边撰写《中国思想史》，一边备这一门课。说实在话，在这次重新修订的时候，我都有点儿诧异，那个时候我怎么这么有精力，去发掘种种有关思想史研究的文献和例证，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怎么会有这么多颇有点儿旁行斜出的想法。
这门课前后讲了十几年，不仅涵盖了硕士生和博士生两个阶段，而且也从北京的清华大学讲到了上海的复旦大学。我的学生大概都知道，通常，我的讲稿先用手写，然后，在稿纸的天头地脚左右两侧不断添补，一旦纸上写不下，就用各色贴纸往上贴。到了最后，讲稿花花绿绿，几乎面目全非。按照惯例，我的每一门课讲若干轮以后，就把原稿配合录音记录，自己再整理出版，从此便不再讲。为什么不再讲？不仅因为讲多了兴味索然，而且也生怕学生拿着业已出版的书暗暗嗤笑，说原来讲来讲去还是那些玩意儿。在《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于2005年在三联书店出版后，我就不再为硕士生讲这门课，转而给博士生上阅读研究论著为主的思想史方法课，在若干轮讲课之后，就在2012年，仍在三联书店出版了《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续编》，到这一年，这门课就告结束了。
有读者来信说，这两册讲义真的有点儿用，也有学生告诉我说，这些讲出来的东西比专著更容易懂。因此，从去年冬天到今年的春天，我花了一点儿时间对这两本讲录做了一些修订，仍请三联书店出版。在出版前，在这里对新修订本作一个说明，说明这次重新整理出版的时候，我做了哪些修订和改动：
第一，把原来的《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和《续编》两册改为三册。原因很简单，因为前者过厚，后者较薄。现在分成三编，不仅各编的分量大体相近，而且三编内容也各有偏重。我给三册分别加上一个副标题：第一编多是思想史研究的总论，所以叫“视野·角度与方法”，第二编把思想史与其他研究领域沟通，并稍加拓展，所以叫“在思想史的周围”，第三编则是按照原来上课的形式，叫作“博士生的四堂讨论课”。
第二，我对原来的文本做了若干修订。除了在第一编末尾增加了《思想史为什么在当代中国如此重要》作为“附录”之外，也对原来讲稿中的讹误疏漏之处做了修订。原来的两册书出版之后，有不少热心的读者给我来信或者在网络上指瑕纠谬，给我提供了重新修订的线索，在这里要谢谢各位读者。
第三，我对原来提供的“参考文献”做了少量补充。在这两册书出版之后的这些年，有关思想史以及周边的研究有了不少进展，出版了不少新的论著。我在修订过程中，也顺便把手边现成的新成果加入原来的“文献”列表中，目的是给读者提供一些更新的资源。
开始讲这门课的时候，还是上个世纪的末尾，仿佛才一眨眼的工夫，二十年过去了。不过，思想史研究似乎在中国并未过时，为什么？我想了很久，也许正如我在《思想史为什么在当代中国如此重要》中说的，“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思想世界越来越复杂，不同思潮的起伏变幻、冲突论争，给思想史研究者提出了新问题，需要思想史去回应。毕竟，中国有一个习惯于在历史中寻找合理依据，在思想中解决根本问题的传统，中国当代思想也总是需要在过去的思想史，特别是近代的思想史中，获得合法性与合理性来源。”因此，保持思想史对今天的反思、诊断和警示的作用，也许它始终会有生命力。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讲义重新再版，也许还有一点儿意义。
这话与其说是给读者写的，还不如说是为我自己写的，让我在重新出版旧著的时候，还有一点点自信。
2018年2月于复旦光华楼上

钱理群
1939年生于重庆，祖籍杭州。1960年毕业于人民大学新闻系，在贵州任中专语文教员十八年。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和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退休后关注中学语文教育，继续与青年朋友以各种方式交流对话，为成长中的学子们打开广阔的精神空间。
主要著述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心灵的探寻》、《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合著）、《周作人传》、《周作人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绘图本中国文学史》（合著）、《1948：天地玄黄》、《学魂重铸》、《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话说周氏兄弟》、《与鲁迅相遇》、《生命的沉湖》、《我的精神自传》等。
精选一批有特色的选修课、专题课与有影响的演讲，以课堂录音为底本，整理成书时秉持实录精神，不避口语色彩，保留即兴发挥成分，力求原汁原味的现场氛围。希望借此促进校园与社会的互动，让课堂走出大学围墙，使普通读者也能感知并进而关注当代校园知识、思想与学术的进展动态和前沿问题。
This series covers a great array of college courses and speeches，selected for their intellectual distinction and scholarly excellence．The lectures were transcribed from classroom recordings and retain their stylistic character as they were originally delivered．Our hope is to open the college classroom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add a new dimension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university and society．The point is not only for the common reader to get in touch with the cutting-edge ideas on campuses，but also for the academia’s search for knowledge to become more meaningful by engaging people from the “real world”．

缘起
对于孟子而言，“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乃人生乐事之一；对于学子来说，游学于高等学府，亲炙名师教泽，亦是人生善缘。惜乎时下言普及高等教育尚属奢望，大学一时还难望拆除围墙，向社会开放课堂。有鉴于此，我社精选一批有特色的选修课、专题课与有影响的演讲，据现场录音整理成书，辑为“三联讲坛”文库，尝试把那些精彩的课堂，转化为纸上的学苑风景，使无缘身临其境的普通读者，也能借助阅读，感知并进而关注当代校园知识、思想与学术的进展动态和前沿问题。
一学校有一学校之学风，一学者有一学者之个性。“三联讲坛”深望兼容不同风格之学人，并取人文社科诸专业领域，吸纳自成一家之言之成果，希望以此开放格局与多元取向，促进高校与社会的互动，致力于学术普及与文化积累。
作为一种著述体例，“三联讲坛”文库不同于书斋专著：以课堂录音为底本，整理成书时秉持实录精神，不避口语色彩，保留即兴发挥成分，力求原汁原味的现场氛围。作者如有增删修订之补笔或审阅校样时之观点变易、材料补充，则置于专辟的边栏留白处，权作批注；编者以为尤当细味深究或留意探讨的精要表述，则抽提并现于当页的天头或地脚。凡此用意良苦处，尚望读者幸察焉。
“三联讲坛”文库将陆续刊行，祈望学界与读者并力支持。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二〇〇二年五月

目录
缘起
开场白　与鲁迅生命的相遇
第一讲　人间至爱者为死亡所捕获——1936年的鲁迅
第二讲　以“立人”为中心——鲁迅思想与文学的逻辑起点
第三讲　十年沉默的鲁迅
第四讲　“为人生”的文学——关于《呐喊》与《彷徨》的写作
第五讲　关于“现在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思考——1918—1925年间的鲁迅杂文
第六讲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以鲁迅与胡适为中心
第七讲　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
第八讲　《朝花夕拾》和《野草》
第九讲　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战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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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
1948年生，初中毕业即下乡插队当知青，1974年回城当搬运工，1979年考上武汉大学西方哲学史研究生，1982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9年被评为教授。2009年转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2018年被聘为湖北大学资深教授。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德国哲学》杂志主编，专攻德国哲学，同时研究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等。

第三版序言
本书初版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于2008年，2014年又出了一个修订版，其实并没有对内容作什么修订，只是排版上作了些改进，最后加了一篇对批评文章的回应。现在这个版本应该算第三版了，由三联书店惠允出版。这次我从头至尾进行了一番逐字逐句的认真校订，改正了不少错误和欠妥的地方，补足了第十三讲后面未完成的部分，使这个版本的质量有了较大的改观。
本书虽然属于讲演录性质，不像正规的学术著作那样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但我以为，其学术性绝不应因此而有所降低，相反，书中许多方法论的问题国内尽管讨论得也不少，但像本书这样将方法论用于研究哲学史和哲学中的具体个案的却并不多。明眼人大概可以看出，我的哲学思想的底色还是基于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传统，但我已将这一传统和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胡塞尔现象学所带来的新思路进行了融合，并由此使这一传统具备了更为锐利的思想锋芒。我致力于证明，现代西方哲学其实并没有和“古典”哲学相脱离，恰好相反，它使得古典哲学中的那些精华部分得以展现出自身的全部生命潜能。
有不少年轻朋友都在猜测，我多年以前就在预告我将构筑自己个人的哲学体系，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其实仔细读过本书的人几乎已经可以看出，就其最高原理而言，我的哲学思想基本上都已经在这里面体现了，尤其是《辩证逻辑的本质》《道家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马克思的人学现象学思想》诸篇，都已经可以从中看出一种“体系”的苗头。再加上我于2013年给本科生讲“哲学导论”课后所作的录音整理（最近将以《哲学起步》为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更是直接将我想要表达的哲学通过讲课的方式进行了通俗化的引导。我设想，我所要建立的哲学大概不会像许多哲学体系那样，为了成体系而搞得晦涩不堪，在纯粹概念的王国里天马行空地遨游，而会尽量接“地气”，尤其是接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地气。因此，正如本书所呈现出来的那样，我的哲学几乎注定是建立在中西哲学和文化的比较之上的。当然，我的中西比较至今还是文化批判性的，而在正式的哲学体系中，它将更多地是描述性的，批判毕竟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当我们达到了对中西双方的更深层次的理解以后，就可以着手来考虑如何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建立起当代的一种更加彻底的哲学思维了。
不知不觉，我明年也即将跨入70岁这一阶梯了，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却一点也没有这种感觉。就我的自我感觉而言，我觉得我还只有40多岁，正是大干一场的时候。我自己有时候都感到奇怪，我为什么没有年龄的概念？也许是因为，我每天与之打交道的都是些永恒的对象，哪怕我考虑当前的时代，也是着眼于未来几百年。我常常想起古希腊的那些哲学家，好像基本上没有早死的，除非他自杀（就连自杀都是为了永生）或是被迫害致死，差不多都能够活到80多岁，考虑到当时低下的医疗条件和生活水平，几乎是想活多久就活多久。他们都能够活到把自己想干的事情干完。和现代那些郁郁寡欢，甚至惶惶不可终日的哲学家相比，我觉得古代那些哲人更为亲切。我必须像他们那样，好好计算我的生命。
邓晓芒
2017年8月9日于喻家山

目录
第三版序言
第一讲　绪论
第二讲　哲学史方法论新探
第三讲　论历史感——现代解释学的启示
第四讲　中国哲学中的反语言学倾向
第五讲　中西辩证法的生存论差异
第六讲　辩证逻辑的本质
第七讲　关于道家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
第八讲　西方哲学史中的实体主义和非实体主义
第九讲　胡塞尔现象学导引
第十讲　马克思的人学现象学思想
第十一讲　苏格拉底和孔子的言说方式比较
第十二讲　让哲学说汉语——从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说起
第十三讲　对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中实用主义偏向的检讨
第十四讲　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的十大文化错位
后记
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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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绪论
我们哲学史方法论的课现在就开始了。这个课程是一个传统课程，哲学史方法论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们武大哲学系刚刚开始研究生招生的时候就有。当时哲学史教研室很小，包括中哲和西哲，西哲包括古典的和现代的，都在一个教研室，江天骥、萧萐父、陈修斋、杨祖陶，这几位老先生共同在这个哲学史教研室里面担纲，那时就开了这门课。我是1979年读的硕士研究生，还有上一届1978级的和我们在一起，这是我们读的一门必修课。整个教研室，中哲、西哲的研究生在一起研讨怎么样看待哲学史的问题，是当时的一个热门话题。现在这个话题好像不太有人提起来了，但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当时正在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实际上也涉及如何看待哲学史。说起来是一个方法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基本立场问题，如何看待人类几千年来的文化遗产，如何对待和评价人类的精神财富。按照“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以前长期以来通行的、官方的看法，也就是从苏联的日丹诺夫那里接收下来的一整套苏式理论、日丹诺夫的理论、日丹诺夫的哲学史观来看，简单说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最后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整个哲学史就是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当时从苏联也翻译了哲学史的教材，基本上就是用这个哲学观点来贯穿的，就是西方哲学史——当然苏联只能写西方哲学史，它不能写俄罗斯哲学史，俄罗斯没有什么哲学史，他们的哲学史就是西方哲学史，写到现代才有了罗蒙诺索夫这样一些俄国哲学家，但基本上是西方哲学史。那么在苏联人的哲学史里面，就是两条线索，一条是唯物主义线索，一条是唯心主义线索，哲学史描绘这两条线索是如何“两军对战”的，在每一个阶段不断地互相争斗，而这种斗争的背后又是一种阶级斗争。所以，哲学史归根结底被看作阶级斗争史。当时在哲学界和哲学史界占统治地位的就是这样一个日丹诺夫的定义——哲学思想的发展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所以当时以及更早出版的好几本欧洲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的著作，基本上都是按照这样一个模式来写的。这个模式表现在写作上面，无非就是一开始就谈社会历史条件，然后是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奴隶社会经济呀，封建社会经济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呀，等，然后是从这个社会经济发展中所产生出来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分析出来以后，就把它往那些哲学家的头上去套，这个哲学家代表哪个阶级，那个哲学家代表哪个阶级，所有的哲学观点都是代表某个阶级的利益提出来的，那么利益不同，当然所反映出来的哲学观点也就不同了。所以哲学观点讲来讲去实际上都是利益的不同，都是耍嘴皮子的事情，最后都是一些利益冲突、利害冲突，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的问题。这是以往哲学史的传统写法，今天看起来好像很荒谬，但是在当时是不可动摇的。凡是讲到哲学史，就必须要这样写，包括我们的先生，像陈修斋先生、杨袓陶先生写的《欧洲哲学史稿》，里面也有这方面的痕迹。当然他们那本可以说这种痕迹是最淡的。陈先生和杨先生他们特别注重学理的分析，书里面有很多思想分析，比如哲学思想究竟怎么样争论，有哪些问题，是怎么样过来的，他们比较重视这个。所以在当时流行的好几本西方哲学史、欧洲哲学史教材里，陈先生、杨先生这本是最具有学术品位的。但还是脱离不了这种影响，要戴上一个帽子、一个紧箍。
所以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哲学史教研室的几位老先生深感我们受苏联的日丹诺夫定义的束缚太深，根本就放不开。你想在哲学史里面谈点哲学，几乎是不可能的。动不动人家就要批判你，混淆了阶级矛盾，混淆了阶级界限。对唯心主义要加以纯学术的评价，那就是抬高了它的地位，你只能够骂它，不能够评价它。所以，当时那些哲学史著作我们今天读起来，不能当学术的东西来读，当历史来看勉强可以。就是说那个时候是那样的，碰到唯心主义就骂，碰到不喜欢的就给它扣上了唯心主义的帽子，这是当时通行的一种做法。
那么后来，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思想解放，有的人就想在里面松动一下了。松动了一下，就找到了一条列宁的语录。列宁这条语录是在《哲学笔记》里面谈到的：哲学史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是人类的认识史。人类的认识史，这就和阶级斗争离得比较远了。你不能说哪个阶级有认识，哪个阶级就没有认识。这就有一点混淆阶级矛盾和阶级界限了。这样一说呢,哲学史就比较好讲了。讲人类认识，你当然可以讲唯心主义是错误的，唯物主义是正确的，但是你要讲明白，为什么是正确的，认识上出了什么问题，就还有一些理论性了。所以当时一个比较松动的提法，就是把哲学史理解为人类的认识史。这就把日丹诺夫的那个定义一下子冲掉了。日丹诺夫的那个定义是没有根据的，没有文本根据。他就是想当然的，马克思强调阶级斗争了，他就说一切都是阶级斗争，所有的问题都是阶级斗争。思想上的问题不拿到阶级斗争上面来解释，几乎是不可能的。
列宁提出来的“认识史”观点，给当时的哲学界带来了活力，带来了生气，大家纷纷引证列宁这个观点来解释哲学史上的一些观点和理论，这就有一定余地了。不过列宁的这个认识史的观点虽然有一定松动，但还是有他的局限性。哲学史怎么仅仅就是认识史？认识史还包括自然科学呀，还有数学，这些也是认识史，那么哲学史跟这些认识史有什么区别？再加上哲学史还有别的方面，除了认识以外，它还跟道德呀、法律呀、宗教呀、艺术呀、审美呀这些东西都有关系，怎么能够把它仅仅限制在“认识”这一个方面？所以列宁的这个“认识史”观点也被人们怀疑，当时还在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王荫庭先生，经过和俄文本原文的对照，认为这个“认识史”其实是翻译错了的。列宁讲了认识史，但讲的不是哲学史，哲学史讲的是另外一回事，在排版的时候把它… …
第一讲　绪论
我们哲学史方法论的课现在就开始了。这个课程是一个传统课程，哲学史方法论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们武大哲学系刚刚开始研究生招生的时候就有。当时哲学史教研室很小，包括中哲和西哲，西哲包括古典的和现代的，都在一个教研室，江天骥、萧萐父、陈修斋、杨祖陶，这几位老先生共同在这个哲学史教研室里面担纲，那时就开了这门课。我是1979年读的硕士研究生，还有上一届1978级的和我们在一起，这是我们读的一门必修课。整个教研室，中哲、西哲的研究生在一起研讨怎么样看待哲学史的问题，是当时的一个热门话题。现在这个话题好像不太有人提起来了，但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当时正在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实际上也涉及如何看待哲学史。说起来是一个方法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基本立场问题，如何看待人类几千年来的文化遗产，如何对待和评价人类的精神财富。按照“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以前长期以来通行的、官方的看法，也就是从苏联的日丹诺夫那里接收下来的一整套苏式理论、日丹诺夫的理论、日丹诺夫的哲学史观来看，简单说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最后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整个哲学史就是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当时从苏联也翻译了哲学史的教材，基本上就是用这个哲学观点来贯穿的，就是西方哲学史——当然苏联只能写西方哲学史，它不能写俄罗斯哲学史，俄罗斯没有什么哲学史，他们的哲学史就是西方哲学史，写到现代才有了罗蒙诺索夫这样一些俄国哲学家，但基本上是西方哲学史。那么在苏联人的哲学史里面，就是两条线索，一条是唯物主义线索，一条是唯心主义线索，哲学史描绘这两条线索是如何“两军对战”的，在每一个阶段不断地互相争斗，而这种斗争的背后又是一种阶级斗争。所以，哲学史归根结底被看作阶级斗争史。当时在哲学界和哲学史界占统治地位的就是这样一个日丹诺夫的定义——哲学思想的发展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所以当时以及更早出版的好几本欧洲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的著作，基本上都是按照这样一个模式来写的。这个模式表现在写作上面，无非就是一开始就谈社会历史条件，然后是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奴隶社会经济呀，封建社会经济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呀，等，然后是从这个社会经济发展中所产生出来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分析出来以后，就把它往那些哲学家的头上去套，这个哲学家代表哪个阶级，那个哲学家代表哪个阶级，所有的哲学观点都是代表某个阶级的利益提出来的，那么利益不同，当然所反映出来的哲学观点也就不同了。所以哲学观点讲来讲去实际上都是利益的不同，都是耍嘴皮子的事情，最后都是一些利益冲突、利害冲突，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的问题。这是以往哲学史的传统写法，今天看起来好像很荒谬，但是在当时是不可动摇的。凡是讲到哲学史，就必须要这样写，包括我们的先生，像陈修斋先生、杨袓陶先生写的《欧洲哲学史稿》，里面也有这方面的痕迹。当然他们那本可以说这种痕迹是最淡的。陈先生和杨先生他们特别注重学理的分析，书里面有很多思想分析，比如哲学思想究竟怎么样争论，有哪些问题，是怎么样过来的，他们比较重视这个。所以在当时流行的好几本西方哲学史、欧洲哲学史教材里，陈先生、杨先生这本是最具有学术品位的。但还是脱离不了这种影响，要戴上一个帽子、一个紧箍。
所以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哲学史教研室的几位老先生深感我们受苏联的日丹诺夫定义的束缚太深，根本就放不开。你想在哲学史里面谈点哲学，几乎是不可能的。动不动人家就要批判你，混淆了阶级矛盾，混淆了阶级界限。对唯心主义要加以纯学术的评价，那就是抬高了它的地位，你只能够骂它，不能够评价它。所以，当时那些哲学史著作我们今天读起来，不能当学术的东西来读，当历史来看勉强可以。就是说那个时候是那样的，碰到唯心主义就骂，碰到不喜欢的就给它扣上了唯心主义的帽子，这是当时通行的一种做法。
那么后来，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思想解放，有的人就想在里面松动一下了。松动了一下，就找到了一条列宁的语录。列宁这条语录是在《哲学笔记》里面谈到的：哲学史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是人类的认识史。人类的认识史，这就和阶级斗争离得比较远了。你不能说哪个阶级有认识，哪个阶级就没有认识。这就有一点混淆阶级矛盾和阶级界限了。这样一说呢,哲学史就比较好讲了。讲人类认识，你当然可以讲唯心主义是错误的，唯物主义是正确的，但是你要讲明白，为什么是正确的，认识上出了什么问题，就还有一些理论性了。所以当时一个比较松动的提法，就是把哲学史理解为人类的认识史。这就把日丹诺夫的那个定义一下子冲掉了。日丹诺夫的那个定义是没有根据的，没有文本根据。他就是想当然的，马克思强调阶级斗争了，他就说一切都是阶级斗争，所有的问题都是阶级斗争。思想上的问题不拿到阶级斗争上面来解释，几乎是不可能的。
列宁提出来的“认识史”观点，给当时的哲学界带来了活力，带来了生气，大家纷纷引证列宁这个观点来解释哲学史上的一些观点和理论，这就有一定余地了。不过列宁的这个认识史的观点虽然有一定松动，但还是有他的局限性。哲学史怎么仅仅就是认识史？认识史还包括自然科学呀，还有数学，这些也是认识史，那么哲学史跟这些认识史有什么区别？再加上哲学史还有别的方面，除了认识以外，它还跟道德呀、法律呀、宗教呀、艺术呀、审美呀这些东西都有关系，怎么能够把它仅仅限制在“认识”这一个方面？所以列宁的这个“认识史”观点也被人们怀疑，当时还在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王荫庭先生，经过和俄文本原文的对照，认为这个“认识史”其实是翻译错了的。列宁讲了认识史，但讲的不是哲学史，哲学史讲的是另外一回事，在排版的时候把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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