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古典史学传统与狄奥多罗斯的《希腊史纲》
翁嘉声
本文将详细介绍公元前1世纪希腊史家狄奥多罗斯·西库卢斯（Di-odorus Siculus，公元前约89／90—约前30年）及他的Bibliotheca historica。有关狄奥多罗斯的相关研究著作非常稀少，与其他著名史家如希罗多德相比有天壤之别，但他仍是位有思想的古代史学家，奉行古典史学传统（clas-sical historiography）的一些基本立场，留下了一些重要史料。本文拟先对伟大的古典史学传统做介绍，以便我们理解狄奥多罗斯与其他史家的不同及共通之处，然后再深入狄奥多罗斯的《希腊史纲》。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古典史学传统；第二，狄奥多罗斯，“古典史学的威尔·杜兰”；第三，简述《希腊史纲》所涵盖的历史时段。
一、古典史学传统1. 古希腊第一位史家：荷马
柏拉图说荷马是第一位“悲剧作家”，其实在许多方面他也是第一位希腊史家。荷马已经拥有历史概念，知道他所叙述的事迹发生在很久之前，而成就事迹的人比今天的人还优秀。更重要的是他有种自觉：他所歌咏的这些人物及荣耀（kleos）将永世流传，因为凡人寿命有限，而诗歌传诵功业，会与神明一样永生不朽。数世纪以来荷马史诗对希腊人而言几乎是对过去的唯一记录，塑造希腊人是同一民族的自我认同，而这认同又与过去英雄那些被歌颂记录的光荣事迹相连接。荷马史诗揭橥的英雄价值，如阿基里斯（Achilles）宁可为战斗获得光荣，选择短暂生命的价值观，深刻烙印在希腊人意识之中，使得希腊人以过去为模范，来形塑现在。没有严肃的古典史家会忽略荷马史诗这灵感的来源。
另外，因为《伊利亚特》是有关战争的史诗，希腊史学便常以大型军事战役及相关活动为首要主题，使得古典史学基本上是政治、军事及外交的史学。从另一首史诗《奥德赛》希腊史学接受有关旅行及奇观（thaumasia，wonder）的叙述。所以，希罗多德《历史》前半部对各文明的民族志及地理志的介绍，可算是受到《奥德赛》启发；从第七章起的后半部集中在波斯战争本身，灵感则来自《伊利亚特》。
荷马史诗除主题及目的外，还传递给希腊史学一些重要特征，如以第三人称进行叙述、历史要以拟真（verisimilitude）来模仿、要再现曾经发生的行动（ergon）及言论（epos）、交代行动发生的原因以及使用崇高、正式的语言来进行叙述，以保存这些行动，免予后世遗忘。因为英雄同时是位既能行动又能高谈阔论的人，所以除在战场上阿基里斯以军事行动赢得胜利外，年迈的英雄尼斯特（Nestor）在会议中则以言辞贡献智慧计谋，奥德修斯更是智勇双全。因此，演说词也成为古典史学在呈现角色时的特色之一。
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及其他更多史家都生于、长于这样以荷马为宗的文化传统里，决心在史学领域与荷马一较长短，因此希罗多德辩称波斯战争配得上，甚至胜过荷马的特洛伊战争，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则又胜过波斯战争，值得成为史学著作主题，而且读者能从中获得更佳的实用效果。其他后继史家又与这些经典史家争锋，间接也以荷马为典范。荷马因此树立希腊史学典范，提供如何呈现过去的经验，决定哪些人物事迹值得永存人世，让后来的史学家及阅听者效法依循。荷马因此是希腊第一位、最重要的史家。
稍后于荷马的赫西奥德写作系谱作品，如《女性类别》，以女性来组织希腊贵族最在意的血统世系。其他诗人在公元前五六世纪之交书写建立城邦的故事，或以地方或族群为主题的作品，建构、巩固相关人民的认同感，丰富史学的传统。另一群以品达为首的赞颂运动竞赛胜利（epinician）的诗人，歌颂泛希腊（Panhellenic）四大运动会夺冠的当代英雄，确立现在正如过去，可以成为成就永世荣耀的场域，使得当代人因为体能、技艺及智慧的优秀，获得如荷马英雄般的永恒荣耀。更重要的是因此诗人也是臧否人物事迹的裁判，透过他的歌颂使人物事迹永存人世，也透过他的批评使得一些角色注定沉沦。这些也都算是希腊史学的前驱作家。
这些在希腊社会被认为以诗歌为主要媒介，凝聚传统智能、深受缪斯神灵感启发的诗人和古典史家有何不同？如诗人西摩尼得斯留下的残篇与希罗多德所写作的波斯战争，诗人主要甚至唯一的目的是纪念、高贵化那战役里的人物与事迹，将他们与荷马史诗里的英雄相联结，并非以理性（logos）来研究、分析其中因果，进而提出实用知识，而这些正是“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倡导的概念。
公元前6世纪中叶开始的爱奥尼亚知识革命强调人类的理性思维（logos），挑战之前诗人的神话思维（mythos）。这个由哲学首先发难的理性思维认为这宇宙是有秩序的、是和谐的，宇宙万事万物背后有其运作原理（arche）；人是理性的动物，若能掌握这原理，便能以简驭繁。这种要摆脱以神明干预来理解世事进展的新尝试，进而强调事理自有其运作原则的思维方式，浸润到希腊人对过去的理解中。赫卡提乌斯的《系谱》整理取自荷马及赫西奥德的贵族家系血统，排除其中矛盾，以理性解释神话里的稀奇古怪之处。他的《寰宇志》以直布罗陀海峡为中心，依逆时针方向讨论环地中海各地区及各民族的生态景观及风土人情。赫拉尼库斯的《亚哥斯赫拉神女祭司纪年》提供一个以地方历法为据，将全希腊发生的大事准确记录其上的编年架构。这些作家都是在希罗多德之前或同时的。此外，他们多以散文书写希腊的过去、不同民族及其地理环境，并以理性心态来分析事件。
所以希罗多德同时是荷马典范以及爱奥尼亚理性思维的继承人，以特殊的诠释为当代读者、听众再现他所要叙述的波斯战争，解释发生原因。他本人也是这场知识革命的主要贡献人之一。一方面，他的史学相当“荷马”：他遵守荷马对过去的定义，不认为历史只是所有过去发生事件加总起来，而是择取其中一面，主要是那以战争为主的人物及功业，记录、追忆这些过去，借此来纪念及宣扬过去的英雄事迹，成为后人典范。这些正是古典史学的主题。所以希罗多德的成就不是取代，而是挑战荷马，要以荷马的启发为基础，扩大荷马以降的传统。他之所以被称为“史学之父”是因为他敢于面对史诗传统，勇敢提出有理性的“自我”来介入历史叙述之中，提供对过去的新了解模式，成为“史学的荷马”，新的模式是为了响应当代爱奥尼亚知识革命要求更准确、更广泛的知识，能够用来形成新的道德典范，来教育以及形塑统治阶层，这更是他史学的实用目的。他的史学要教育新的统治阶级，正如荷马之前歌颂人中之龙的英雄一般。这样要求更多、更准确的知识以及用这新知识所建立的新典范来教育当代精英阶级，正是我们所谓的公元前5世纪雅典启蒙时代的产物。在这方面，史家和辩士一样要将实用知识运用到政治生活之中。难怪亚里士多德将史学归为政治学的一支。
我们不能过度夸大爱奥尼亚知识革命的理性思维已经完全取代之前诗人的神话思维，仿佛logos与mythos之间有明显界限。因为如果建立保存典范是古典史学的目的，那神话与历史的界限必然比我们想象的更具流动性。所以认为希罗多德将史学当作理性思维，相对立于荷马及诗人传统所代表的神话思维，那是过度简化。他似乎比较计较的是那些我们可以有比较可靠信息，以及那些比较没有，或者说历史是那些比较可信的，神话则比较不是之间随语境而变动的东西。神话和历史之间的差别只是对相关事件知识多寡的问题。
另一方面，希腊神话都具有高度的“历史性”，时常是关于特定的人、地、时、事物，而非西亚那些不可思议的创世神话（genesis）。我们或许要等到修昔底德才会确切赋予mythos负面内容，用它来指那些为了取悦观众和听众的子虚乌有之事，需要被排除在严肃史学之外。他这种态度也与他强调“眼见”（opsis）为凭是获取历史知识的唯一可靠方法有关。但当修昔底德在第一书前半部分交代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约50年（前479—前431）的“考古学”部分时，他提及神话人物迈诺斯（Minos）统治克里特岛，曾握海上霸权（thsalassocracy），控制雅典。他大概认为这是比较可信的神话，所以毫不迟疑地采用。同样坚持“眼见”是最可靠见证的希腊化史家波利比乌斯也将古代传说理性化。或许古典史家对何谓神话，比我们所想的还有弹性。所以泰密乌斯在写西西里及“大希腊”史时，甚至会创造出与希腊大陆不同版本的地方神话相联结，经常诉诸古代作家或尚存的风俗、行为或地名来证明他所给神话的可信度。其他存留下来的希腊化史家也大肆使用神话，甚至欢迎神话里出现的不同说法。这些当然和史家会依赖诗人及其他作家作品有关，而这也是古典史家经常会以当今关怀来诠释、利用过去的例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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