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20. 甲骨文百年帝国启示录——德意志帝国全集（全6册）.epub

总目录
铁幕欧洲之新生
德意志文化（1945～2000年）（全2册）
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禁书的审查与传播
希特勒与20世纪德国
自由的权利

目录
当下欧洲！
当下欧洲！关于蚂蚁商人、廉价航空公司和其他欧洲人
给欧洲航线颁发查理曼奖！
测量：一位昨日欧洲人的观察
欧洲地缘
欧洲城市穷途末路了吗？
德国的D大调发声练习
我们需要一座德国统一纪念碑吗？
德国的D大调发声练习
马利恩邦的另一侧或个人经历的冷战
德国国歌那些事
一个展览会上的图片：转型时期博物馆的宣传小册子
俄罗斯空间
输家？苏联解体20年后的亲俄派和俄罗斯知音
“俄罗斯空间”：空间掌控和空间拓展作为俄罗斯历史书写中的问题
俄罗斯空间作为俄罗斯文化的固定形象
俄罗斯的第二次现代化
世纪之作——《路标》（1909～2009）
欧洲的新叙事
经验的不对称性，回忆的不对称性
消失的地貌：欧洲经验与德国经验
什么叫作再现消失的地貌？
一地双名：克莱绍/克日舒瓦
同时叙事或者历史叙事性的局限
译后记

目录
第一部分 废墟时代
第1章 第三帝国的末日
第2章 盟国占领德国
第3章 与纳粹主义清算
第4章 黑暗中的德国
第5章 民主的复苏
第6章 积极的建设者
第7章 文化的回归
第二部分 分裂的德国
第8章 两个德国的产生
第9章 巨大的中心国家
第10章 知识分子的荣耀与苦难
第11章 西德文化生活的二分法
第三部分 变革的时代
第12章 现代化与反抗
第13章 西德的文化革命
第14章 东德的配合与阻力
第15章 浮冰和暖流之间
第16章 多元的魔力
第17章 后现代
第四部分 德国统一
第18章 狂喜和身份危机
第19章 文化的疑难杂症
第20章 政治疆域的模糊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索引
图片说明
译后记

目录
在专制下读书
迷宫与窗户
大墙后迷宫中的读者
东德社会公众与秘密使用媒介
脑袋中的保险柜
秘密阅读与颠覆性写作
“我们从未偷偷做过什么，我们就那么做了”
“根据‘斜线战术’排兵布阵”
经审查的审查官与顽强反抗的读者
海关审查官
向西行，向东行
为阶级斗争参与秘密阅读
关于私自偷带图书的各种回忆
外婆的卡尔·麦
冷战与低俗之作
检查站的煽动性刊物
秘密读者
库斯勒、奥威尔与《真相》
一种“现象”被揭穿
“低俗之作”令人身不由己
“建议死刑”
毒草柜与守夜人
摘自一名图书管理员的生活传记
柏林国家图书馆的毒草柜
莱比锡德意志图书馆
我爱德意志图书馆
隐喻中穿行
“他们还是半信半疑”
“图书筛除”
经批准方可读书
图书展览与图书盗窃
大千世界馥郁芬芳
带着图书和文稿穿越边境
向两个方向穿越边境
西德图书之于东德作家
宗教读者群体
“成袋成袋地上缴图书”
“仅供教会内部公务使用”
国家安全部为何秘密阅读《守望台》？
“教会重视独立”
政治读者群体
未能赶上的追赶？
鲁道夫·巴赫罗的作品与接受

“另辟蹊径的写作之路”
无审查
“他们那么多自由刊物令我们自愧不如”
萨密兹达—文学—现代性
一书难求
卡尔·麦——秘密读物与极端事件
科幻小说与唱片
编辑致辞
编者及作者简介

前言
本书所集纳的有关德国1918～1945年历史的文章对从纳粹专制统治建立、第三帝国危机再到崩溃这条道路上的重要节点进行了探讨。同时，本书借助示范性的事例对抵抗希特勒的运动及希特勒内政外交目标进行了描述，同时也将纳粹统治体系可能的历史替代品是什么纳入考虑。这些文献的很大一部分迄今为止没有发表过，或者是仅在冷门出版物上发表过。在个别情况下本书引用了业已出版的文章，考虑到最近的当代史讨论，它们会具有新的现实意义。
目前当代史出版方面存在一股浪潮，它们宣传一种对纳粹统治的新的整体诠释方式，其出发点是将希特勒独裁政治和德国民众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一分为二。正是鉴于这一点，本书所刊登的文章旨在将阿道夫·希特勒的作用纳入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并突出强调了使纳粹专制和由它所启动的武力与恐怖升级成为可能的结构性因素。
本书的第一部分以魏玛共和国解体和1933年纳粹攫取权力为题，一方面研究了魏玛帝国宪法的缺陷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这一议会制度的失败；另一方面则对1948/1949年《基本法》通过时议会理事会（Parlamentarische Rat）从中吸取了哪些教训进行了探讨。其中有一点变得清楚明确，议会制度的失败只能在很小程度上归咎于宪法政策方面的因素，尽管给予帝国总统的特权使向着希特勒专制过渡变得简单。决定共和国衰落的是保守派集团和德国国防军（Reichswehr）领导层对国家总统的影响，他们表示支持任命希特勒为帝国总理，是为了防止他们所担心的议会制度复萌的发生。
希特勒是这种态势的受益人，在这种态势下他想必是害怕公开改选的。他和他的手下绝对没有遵循什么深思熟虑的攫取权力的战略，同样，他们也不是要追求什么革命性的彻底变革，尽管最初的考虑——在德国共产党（KPD）计划的颠覆活动中扮演民族拯救者角色并以“圣巴托罗缪之夜”（Bartholomaeusnacht）的形式篡夺政治权力——即便在1933年1月30日之后也没有完全消失。希特勒临时拼凑起来的战略理念倒不如说是不停歇的民族主义宣传和对公私机构系统一体化（Geichschaltung）的结合。令激进的纳粹冲锋队（SA）感到十分失望的是，希特勒满足于对现有国家机构的一体化以及采取伪合法路线，他把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国社党，缩写NSDAP）形式上的领导权转交给倒不如说是平淡无奇的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也是其中的一个表现。
本书的第二部分对希特勒在国家社会主义统治体系中的地位以及政权成立的最初几年德国公众对其政策支持度的日益提高进行了分析。作为总理，希特勒保持着一直以来的领导方式，尽可能少地关注政治细节，而且，在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退隐到诺伊德克（Neudeck）之后，他干脆开始对政府的日常事务不闻不问。国民议会（Reichstag）因为《国会纵火法令》（Reichstagsbrandverodnung）和《授权法案》（Ermaechtigungsgesetz）而形同虚设，与此同时，内阁作为决策机构被剥夺了权力，这造成了制度上的真空。与苏联体系不同，1932年12月希特勒解散由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Gregor Strasser）建立的中央领导机构之后，这个空白并没有为一个相应的党的机构所填补。
自那之后，超过36名省党部头目（Gauleiter）竞相追逐“元首”（Fuehrer）的青睐，此外还产生了一系列“二级（sekundaer）管理机构”，它们作为元首的直属机构导致了一种空前的“野生”状态。这种态势以及取代管理行为的“人治”原则导致了一场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深刻影响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以及管理单位的日趋瓦解。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很早就在其《论德国之双重性格》（Jekeyll & Hyde）一书中描述了希特勒统治体系内部的对抗，并警告说不要过高估计这位专制者的“政治家”特性。
在当前的研究中，下面这种趋势占据了主导：将这位专制者蛊惑人心的诱骗功夫与大部分德国人无条件服从他的意愿相对照，并且以将元首和追随者一分为二为出发点；而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文章则对狂热崇拜希特勒的心理根源及其限度进行了分析。与某些学者所代表的对“民众共同体”简直可以说是唱赞歌似的高度评价相反，纳粹政权事实上仅仅在它达到了惊人的外交成就顶峰时才能指望得到人民的一致肯定。对此，希特勒所担当的和平维护者的角色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但是战争一开始——最迟自1941年秋开始，人们就逐渐开始觉醒，当然最初这主要是针对“高官统治”（Bonzenherrschaft）制度，而并非针对希特勒个人。
纳粹宣传机构系统突出强调的“民众共同体口号”唤起了一种社会平等感。但是除了少数几个诸如实行强制参加“同喝一锅汤”（Eintopfessen）活动这样的象征性行动之外，社会差异仍旧存在，经济上的崛起与广大人民关系不大，改善中产阶级境况的承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都是空头支票。所有这些都造成普通百姓退回到个人空间以及进一步的去政治化。“民众共同体”通过将犹太人和所谓的“共同体外人”（Gemeinschaftsfremden）排除在外而自动开启了极端化的螺旋——这一假设与人们所掌握的社会数据资料不符，而且，用它来解释以法西斯主义政党结构为基础的体系的逐渐极端化是不合适的。
纳粹体系的法治国家基础和道德基础的日益瓦解是国社党的对抗结构所固有的。借助对犹太人迫害升级的例子，本书对法制观念的逐渐被掏空和司法部门被无限用于政党的目的进行了描述，它同样也描述了向种族灭绝战争的过渡，这场种族灭绝战争使波兰和苏联被占地区人民完全失去了法律的保护。鉴于安全警察（Sicherheitspolizei）和保安部（Sicherheitsdienst）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的谋杀行动，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Endloesung）开始了，与之并行的还有负责强化德国民族特点（Volkstum）的帝国专员（Reichskommissar）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所推动的日耳曼化政策——“东方总体规划”（Generalplan Ost），该政策计划驱逐和清洗上千万人。所有这一切最终都化为失控的暴力行为的不断升级，这在政权最后几周内极端的谋杀行动中达到了顶峰，并且也更多地波及本国人民。
本书第三部分着手探讨的是第三帝国的日渐解体。这关系该体系逐渐自我毁灭的各个方面、希特勒早就该采取的合理化改革措施的缺失以及他拒绝对军事高层架构和政治领导结构进行彻底的改革。最迟到兵败斯大林格勒的时候，后者似乎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了。1944年七二〇运动失败，之后在元首地堡（Fuehrerbunker）中与现实隔绝的希特勒完全抵触任何路线上的改变，这使得反对政权推行坚持抵抗政策（Durchhaltepolitik）的力量无法表达意见，也导致它在走向深渊的道路上越行越远。
人们称该政权有着不同寻常的稳定性。然而，军事方面几年来就呈现出崩溃的迹象；公共机构瓦解；（不管是中层还是市政层面的）内部和日常管理因为权力被国社党和党卫队（SS）攫取而被架空——前者与后两者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自从墨索里尼下台之后，纳粹党办公厅主任马丁·博尔曼（Martin Bormann）和担任帝国组织机构部长的罗伯特·莱伊（Robert Ley）就在恢复国社党的活力，因此他们必然也推动着这个迟钝笨拙、索然无味的群众性政党（Massenpartei）向着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组织转型。但是这样的一场政党改革欠缺所有的内在条件。博尔曼的战略局限于不惜一切代价为坚持抵抗政策煽风点火的思想动员。借助与此相联系的“党化”（Partifikation）政策，纳粹党办公厅似乎试图在最后一刻推翻希特勒和国社党在1933年1月30日之后通过一体化政策（Gleichschaltungspolitik）与传统国家机构达成的妥协。值得注目的是，博尔曼和希姆莱企图将“德国人民冲锋队”（Deutscher Volkssturm）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并借此抹去恩斯特·罗姆（Ernst Roehm）失败的一页。
纳粹统治体系逐渐极端化的顶峰是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领导精英们一致同意应当尽一切努力使德国“没有犹太人”（judenfrei）。但是直到1940年，除了推动犹太人移居国外之外没有其他现实可供选择的替代办法，后来推行的对犹太居民的杀戮在当时还是不切合实际的考虑。此外，从这个角度来看，强迫犹太人移民国外的措施在吞并了拥有300多万犹太公民的波兰之后最终被证明是“杯水车薪”。同样，从尼斯科（Nisko）计划到马达加斯加计划（Madagaskarplan）的各种保护区计划也没有确保问题的“解决”。
这个难题被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以及走出“最终解决”的这一步仍然是个复杂的过程。在研究当中占据主导的推断是，希特勒在1941年深秋（在德国对美国宣战似乎让在那之前的外交顾忌一去不复返之后）作出了系统清洗欧洲犹太人的决定，此前特别行动队的杀戮和最早一批集中营在苏联被占地区的设立为之带来了前景。与之相对应，本书第三部分第三个章节所论述的“走向最终解决的转折点”则拿出证据证明了，在万塞会议（Wannseekonferenz）于1942年初召开的时候，有计划的种族灭绝措施还未采取，甚至希特勒也还遵守着关于迁移要“向东”流放的犹太人的一般口头规定。后来由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系统实施的欧洲“最终解决”计划在万塞会议结束之后的几个星期才开始。
因此，一切都表明，尽管希特勒十分渴望除掉欧洲的犹太民族，然而他并没有为由希姆莱和艾希曼付诸实施的整体解决方案下达任何正式的命令。这符合他避开不舒服和不受欢迎的决策并掩盖责任的倾向。可是，这种政治意愿形成的混沌状态是大屠杀整体计划的起源所特有的，而且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系统内部没有对计划的实施进行反对，以及为什么地方官们对最后由海因里希·希姆莱在1943年10月掀起的谋杀行动的反应会是集体排斥。
本书的第四部分收入了有关反对希特勒历史的文献，并描述了1943年团结在七二〇运动中的各个抵抗圈子所处的不同阶段和所确立的不同目标。直到1939年的时候，当时兴起的资产阶级反对派除了防止战争发生之外还没有真正达成什么战略，而希特勒出乎意料地在法国速战速决并与苏联达成《互不侵犯条约》（Nichtangriffspakt）都对正在形成的反对力量产生了持续的削弱作用。虽然在《慕尼黑条约》（Muenchner Abkommen）签署时已经存在一个小范围的反体制核心，但是直到1941年深秋的时候才形成了一个阵容更为广泛的反叛集团。民族保守派反叛者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才认识到，对盘根错节的政权领导结构进行改良性的干预和促使西方力量对希特勒的生存空间政策（Lebensraumpolitik）及其预备阶段采取坚定立场的努力一样，对于政权陷入在军事上滥杀无辜的灾难所能产生的补救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在亨宁·冯·特雷斯科（Henning von Treschkow）领导下形成的军方反对派在改变军事高层结构的努力徒劳无功之后从中吸取了教训，并决定通过刺杀的方式除掉希特勒，而平民反对派——例如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德勒（Carl Friedrich Goerdeler）——则在很长时间里对是否支持后来由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伯爵（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推动的刺杀计划持保留态度。1943年主动权转到特雷斯科、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Friedrich Olbricht）和施陶芬贝格手中，与此同时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则在军方反对派和以格德勒为首的圈子之间担当着联系人的角色。
对施陶芬贝格和其他反叛者来说，有一个考虑具有重大的意义，那就是不能因为继续对苏联的种族灭绝战争而最终威胁第三帝国的政治和军事行动能力。而对以格德勒为首的圈子来说，道义上的动机则处于核心位置——尤其是对希特勒、国社党和党卫队罪恶政策的否定，同时它也关乎缔造一个宪法政策上的新秩序，它带来了在被视为失败了的魏玛议会制度之外的其他选择。与提早准备放弃德国在战后欧洲领导地位的“克莱骚圈”子（Kreisauer Kreis）成员不同，格德勒和乌尔里希·冯·哈塞尔（Ulrich von Hassell）领导的保守—民族主义这一派系只是为了一个欧洲联盟的形成而迟疑地告别了这一要求。反叛者用一个全面的改革纲领来与德国国家思想的腐败变坏对抗，这一纲领结合职业思想，主张自治并赞成（具体来说存在相当多变体的）联邦制度。特别是“克莱骚圈”以全面的广泛社会改革与整个欧洲经济合作相结合的新秩序理念而闻名。
与1944年七二〇运动不同，很大程度上受哈罗·舒尔策—博伊森（Harro Schulze-Boysen）和阿维德·哈纳克（Arvid Harnack）鼓舞的“红色乐团”（Rote Kapelle）主张密切依照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特色的战后秩序。与源自盖世太保并在冷战影响下得到加强的诠释方式相反，亲苏间谍活动实际上起的作用倒不如说是微不足道的。和反对派组织“白玫瑰”（Weisse Rose）类似，它关系的是为反对继续铤而走险和军事上毫无意义的战争行为赢得更广泛人群的支持。由于苏联情报部门的重大泄密，壮大膨胀的反对派组织“红色乐团”在1942年就成为盖世太保手下的牺牲品。
最后本书还回忆了我的学术导师汉斯·罗特费尔斯（Hans Rothfels）——德国抵抗希特勒运动研究领域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多年来《当代史季刊》的出版人。这里的关键不可能是在年青一代历史学家的大规模论战面前为他进行辩护，但或许可以帮他摆脱为国家社会主义做准备工作并在1945年后阻碍新开端的指责。身处几代人之间，在被迫移民再返回德国之后，罗特费尔斯认为，自己作为学术导师的职责首先是在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受历史至上主义深刻影响的历史学和战后失去方向的时期之间进行斡旋，并促生一种历史意识上的连贯性。

目录
中文版前言
前言
导论 正义论作为社会分析
第一篇 对历史的回顾：自由的权利
第一章 消极自由和它的契约构思
第二章 反思自由和它的正义构思
第三章 社会自由和它的伦理学
过渡 民主伦理的思想
第二篇 自由的可能性和自由的真实性
第一章 法定自由
一 法定自由存在的根据
二 法定自由的界限
三 法定自由的病态
第二章 道德自由
一 道德自由存在的根据
二 道德自由的界限
三 道德自由的病态
第三章 社会自由
一 个人关系中的“我们”
友谊
亲密关系
家庭
二 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我们
市场和道德：一个必要的预先声明
消费领域
劳动力市场
三 民主决策中的“我们”
民主的公众性
民主的法制国家
政治文化——一种前景展望
译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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