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一天，教皇庇护十二世作出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寻找圣徒彼得的遗骸。
天主教会在服丧。1939年2月10日，教皇庇护十一世驾崩了。在罗马圣彼得教堂(2)的巨大的、嗡嗡作响的大厅里，信徒们摩肩接踵，高声地、虔诚地为仙逝的教皇祈祷……在大门口，教会卫兵在人群中维持秩序。善男信女混杂在一起，高声朗诵20个世纪的信仰所授意的褒词与颂歌。
但是，在一直伸延到教堂的大殿下人迹罕至的地下室里——这个地方被习惯地称为“梵蒂冈洞窟”——工人们正在忙忙碌碌。他们肃静无声，已经将洞窟地面的好几块大理石地板挪开了。他们小心翼翼地在南墙挖掘。突然，他们停了下来。在地面下20公分处，他们的十字镐碰到了另一石板层的残余。更有甚者，在开洞的墙的后面，他们又挖到了类似房屋的一个建筑。在这个房间里，堆满了陈年的瓦砾。
工人们暗忖：他们明知道圣彼得教堂的大部分是建筑在打进疏松的土壤里的桩子上面。因为工程存在动摇整个建筑的危险，能继续挖吗？这些工人组成了一个团体，在梵蒂冈，被人称为“圣彼得匠”。他们祖祖辈辈负责维修这个巨大的整体建筑。他们之中一些人还记得，自己的父亲、祖父以及曾祖父已经是“圣彼得匠”了。
图九 圣彼得像
为什么他们在这样一个日子去挖掘教堂的地下室？
答复十分简单：那是已故教皇的遗志。此刻，人们正筹备隆重地纪念他的丧礼。人们刚刚启开庇护十一世的自书遗嘱。遗嘱里表示了一个明确的愿望：将他安葬在庇护十世旁边的南墙古代墓穴里，尽量靠近圣彼得的“忏悔室”，也就是说，靠近人们习惯认为是耶稣第一伙伴的陵墓的那个地区。在现今的教堂里，这个“忏悔室”的标志是在祭坛对面有一个围着栏杆的开口。
这一愿望一旦为人所知之后，教会的摄政枢机主教，即几天之后登基成为庇护十二世的红衣主教帕塞利，下令在预定的地点准备修建陵墓。建筑师们在简单地进行了勘察之后，警告红衣主教说，“可以使用的地面太狭小了”。红衣主教毫不犹豫地下令降低洞穴的高度，在后墙挖洞。这一命令立即得到执行。
此刻，“圣彼得匠”们工作暂停下来……在他们旁边，一位教士伸头打量工人们用十字镐刨出堆在地面上的瓦砾。这个教士名叫路德维希·卡斯。他是德国教士，神学博士，教会史学教授。他出生于特里夫斯，1933年，他离开德国，定居罗马。教皇庇护十一世曾委托他勘察圣彼得教堂的地下室。经过许多年，这位后来成为卡斯阁下的人拼命地“整理”在这里发现的陵墓。那是多少个世纪的忠孝之心的遗迹!这样，卡斯阁下找出了公元359年的罗马行政长官的棺木，德国皇帝奥托二世的棺木，英籍教皇阿德里安四世的陵墓，瑞典王后克里斯蒂娜的陵墓。
所有上述人生前都表示希望永恒地安息在他们坚信是圣徒彼得和圣西蒙的遗体安葬处旁边。这位圣西蒙是加利利的渔民。有一天，主对他说，他是岩石，人们将在他这块岩石上修建教堂。
卡斯阁下是上述洞窟的常客，所以当人们挖掘地下室时，他在场是正常的，合乎逻辑的。他后来去同帕塞利红衣主教谈论他的惊人发现，也更是符合逻辑和正常的。
直截了当地说，这一发现提出了一个可怕的问题，即圣彼得的陵墓问题。一个近百年的传说认为，圣徒的遗骸就埋葬在大教堂下，埋葬在忏悔室的石板下面。当然，这是一个古老的、令人肃然起敬的传说，它可以给历史学家们提供推测的线索，但不能提供任何证据。没有任何有权威的资料能证明，圣彼得圆寂之后，他的遗体就埋葬在那里。
然后，帕塞利红衣主教却一直被这一重大问题而困扰。早在本世纪初，他还是年轻教士时，他学习了杜迪斯纳阁下教授的天主教考古课。人们说，他那时已经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努力证明多少代信徒的默默信念是正确的，努力证明这一信念比历史学家们的无把握的说法更强大有力。
这样，卡斯阁下的报告就有了一位狂热的听众。当教皇选举会选举庇护十二世为教皇后，他就来到“忏悔室”的神圣的石板地面上。那是1939年6月28日，即圣彼得节的前夕。新任教皇苦思冥想了很长时间。之后，他下令进行他的各届前任迟迟不敢进行的事情：挖掘教堂的地下土层，以寻找圣徒之王的陵墓。
当然，当问题涉及到庇护十二世教皇时，说这是“赌注”未免有点亵渎。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他一直认为，应在全世界信徒的信仰所织成的错综复杂的巨大网络里，去寻求对天主教教义的最大支持。他从内心深处感觉到这种涌向罗马圣彼得教堂的狂热情绪。要说人们是以传说的错误为借口来对圣徒表示崇拜，庇护十二世是绝不敢苟同的。
伟大的古代史学家热罗姆·卡尔科皮诺曾把教皇的这一决定与莱昂十三世的那一决定相提并论。莱昂十三世决定将梵蒂冈的档案向学者开放，“因为有一项远古的禁令一直不准学者使用这些档案”。但是，从本质上讲，莱昂十三世的自由化政策，影响是很有限的。梵蒂冈的档案能透露些什么呢？充其量就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博尔吉亚的卑鄙行径，这已经是路人皆知的了，因为教会对此已经庄严地进行了谴责。
至于挖掘圣彼得的墓，其危险性则更大！卡尔科皮诺先生在谈到庇护十二世作出的“大胆决定”时，毫不客气地写道：“从实际方面的理由考虑，任何一点都会使他半途而废。”一方面，人们将毫无疑问地碰到巨大的技术困难，因此，只能小心翼翼地进行挖掘。1822年，当雕塑家卡诺瓦在忏悔室旁树起庇护六世的大理石雕像时，人们不是已经担心这会影响整个建筑脆弱的平衡吗？再说，也不能中断朝拜活动。还有什么样的预防措施不应该采取呢？
还有一个更为可怕的风险：如果什么也找不到呢？与此相比，上面的一切均相形失色了。如果发掘工作证明，圣彼得的遗体根本不可能埋葬在梵蒂冈呢？如果发掘的结果与传说完全相反呢？
上述假说中的任何一项都不能预先加以排除。这里要强调任何一项，因为已经有某些历史学家根本否认彼得来过罗马、死在罗马。
耶稣在沙漠里呆了40天，他胜利地同撤旦进行了对抗。他回到让·巴蒂斯特(3)身边时，让·巴蒂斯特用这样的欢呼来向他表示致意：“上帝的羊羔来了。”那是3月28日。第二天下午4时，巴蒂斯特看见拿撒勒的耶稣向他走来。他像头一天那样，重复：“上帝的羊羔来了。”
当时在场的有两名普通渔民，他们叫安德烈和让。他们听见了巴蒂斯特讲的话。此时，他们并没有明显的理由，也不明白是受什么旨意的指引，他们就跟着耶稣走去。过了一会儿，耶稣回过头来，对他们说：“你们在找什么？”
他们回答说：“主啊，你居住在何方？”
耶稣回答：“跟我来，请看！”
这一次邂逅起了决定性作用。安德烈急忙去见他的哥哥西蒙。他对哥哥说：“我们见到了救世主。”
西蒙叫安德烈马上带他去见被安德烈称为“救世主”的那个人。当他站在耶稣面前时，就像福音书所说的那样，“耶稣将目光停在他身上，说：‘你是西蒙，是让的儿子，你将来应该叫塞法斯！’”
塞法斯是岩石、石头的意思。这本身不是一个姓。博学家古尔曼这样说明：“犹太人选作名字的字，一般是用来表示一个诺言，以强迫叫这个名字的人承担一项义务。”
只是到了后来，岩石这个称号才真相大白。彼得后来明白，他被选中作为基督的教堂的地基。
然而，这一块岩石具有同所有人一样的弱点。当卫兵冲上橄榄山去逮捕被犹大出卖的耶稣时，彼得是唯一抽剑试图保护他的人……但是，几个小时之后，他三次背弃他的主子和预言他的未来的人。
有些子弟与使徒，对于他们认为是上帝之子的死，心里感到悲痛欲绝。当复活的耶稣又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竟然信以为真。耶稣在交给彼得一项异常的任务之后，才离开他们。这一任务是：“放牧母羊和羊羔。”耶稣升天的第二天，彼得开始主持教会。
这位应正确地称为“使徒之王”的人的重要地位，在文献中触目皆是。然而，作为研究此时期基督教的最重要的书，《使徒行动》并没有为我们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有关彼得活动的所有资料。
我们知道，彼得曾四方云游布道。我们也知道，后来是希律·亚基帕囚禁了彼得。在关押彼得的监狱里，由每组4个卫兵组成的4个组轮班看守他。
但是，彼得在人间的使命并未完成。“在彼得出庭的前一天夜里，他被两条链子锁着睡觉，身边各有一名卫兵，另外，门口还有两名哨兵看守监狱。突然，上帝的天使降临，牢房里充满光亮。天使叫醒了彼得：‘起来吧，快点！’链子从他手上掉下来。”彼得以为在做梦，但是，他发现自己已经走在大街上了。
丹尼尔·罗普斯的意见：“圣徒之王来过罗马，而且来的时间较早，这是肯定的。他在罗马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差不多有25年。其间他离开过几次，特别是去过耶路撒冷旅行，这也是肯定的。根据同一道理，他在罗马城殉难，用鲜血奠祭这座城市，也不再有任何怀疑了。但是，除此之外，其他事情就不能肯定了。”
因此，在这一问题上，人们是否有理由认为，彼得死后葬在罗马的某一具体地方？事实上，根据卡尔科皮诺先生的意见，彼得在罗马居住过的最好证据，就是“他死在十字架之后，人们为他建了陵墓，虔诚的信徒们不断来到他的墓前奠祭”。
人们认为他的陵墓就在梵蒂冈内。为什么这样认为？一个生活在公元第二世纪后半叶的名叫卡伊乌斯的教士，在一篇我们保存下来的文字里说，彼得的遗骨留在梵蒂冈，保罗的遗骨留在奥斯蒂亚(4)。《圣经》注解家们现在一直认为，Trophee这个字在希腊文中是Tropaion，在拉丁文里是Tropeam，原意为“殉教者身体的遗留部分”。在很长的时间里，像勒南·吉纳贝尔这样的学者，均将遗骨这一词译为“墓碑”。
还要说明，暗示彼得墓地的第一篇文字，是在使徒去世后一百多年写下的。
传说是以时代更为靠后的资料为基础的。这种经久不衰的传说认定，圣彼得是在科尔纳利亚街附近的尼禄马戏场殉教的。这个马戏场当时差不多就位于现今的圣彼得教堂和梵蒂冈。同一传说还告诉我们，圣彼得是在同一天（或者只差一天）和圣保罗一起被处决的，即公元67年6月。但是，后者是罗马公民，所以只是被砍头，而彼得是“普通的犹太穷人”，所以惨遭十字架酷刑。据说为了表示谦虚，他要求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不是像他的主人那样头朝上，而是头朝下。
人们从这里就不难想象，庇护十二世心甘情愿承担的风险是多么大。就算是第一批基督教徒事实上没有可能在彼得死后去“收回”他的尸体；就算是基督教徒们只是到这个地方或者邻近地方进行奠祭，而且只是建起了一个纪念碑，即按照勒南所理解的意义而建的加伊乌斯墓碑，但是，在挖掘教堂下的地层时，人们冒的第一个风险是：在圣彼得的墓地，也许只会挖出用以纪念使徒殉教的一块石碑或墓碑短石柱。
第二个风险也是很大的：如果人们挖开使徒的墓，那有可能是一座空墓。
在整个中世纪上半叶，罗马不断遭外来侵略。而梵蒂冈是在城墙外面，所以比圣城本身更容易遭到袭击。公元416年，阿拉里克和他手下的西哥特人包围了罗马城。如果说，他们没有毁掉康斯坦丁(5)在假想的圣彼得墓地上建设的教堂的话，那么，至于公元455年的盖塞里克和他手下的汪达尔人，公元537年的维蒂盖斯和他手下的东哥特人以及公元544年的托提拉，情况就不一样了。
公元846年，撒拉逊人(6)取代了野蛮人。人们把圣·贝尔丹(7)年鉴同加罗马国的政府公报混淆起来。圣·贝尔丹年鉴说，撒拉逊人将使徒之王墓地的祭坛连同名贵的装饰品统统带走了。
公元993年，教堂遭大火。公元1527年，波旁王朝陆军统帅下的德国雇佣军又将教堂洗劫一空。
面对无法更改的、重复出现的证据，难道人们还能期望所发现的并不是一座空墓？
尤其重要的是，人们不禁要问，就算圣彼得的遗骨在一段时间里曾在梵蒂冈保存过，但是，这些遗骨会不会在3世纪运往别处去了呢？
有些考证专家认为，在公元258年这一年，那些有圣物癖的信徒突然有了前所未闻的发现。巴黎大学的基督教史教授、历史学家吉尔贝尔这样说明：“我甚至于在想，并不是在公元258年这一年，两人的遗骸才被发现，而6月29日节最初可能就是纪念这一发现的……就好像圣徒传记家所经历的那样，某种神灵的启示使人们发现了圣物的藏地。而地下墓窟正是寻找贵重棺木的理想之地。就算是遗骨不在棺木里，但是，将棺木归还给自己兄弟的基督教徒们总不会是骗子吧。他们只是对考证有愧，其实这算不了什么。他们成了因虔诚而轻信这个弱点的第一批上当受骗者。”
但不能轻易排除这一假设。于是人们终于认识到，公元258年是一个关键性的年头。或者是在这一年，人们将圣彼得的遗骸从梵蒂冈转移到地下墓窟，或者，更简单地说，人们只是在地下墓窟“发现”了上述遗骸，而这些遗骸在公元313年之后，又移到了梵蒂冈。
发掘梵蒂冈教堂的重大意义恰好在这里，因为这样就可以对罗马主教——这是所有教皇的共同头衔——通过关于天主教由圣彼得首创的理论而在天主教内树立起来的权威进行肯定或否定。卡尔科皮诺先生将问题的范围规定得十分清楚：“如果发掘工作能在康斯坦丁的建筑物下面发现公元258年以前的彼得墓地的遗迹的话，那么，就可以雄辩地证明，虽然地点的说法不一，举行礼拜的形式也有差异，人们对殉教者的祭祀最初是一致的，那将宣布，罗马这个地方是符合使徒的教义的。如果情况相反，发掘一无所获，那就会损害罗马主教至高无上权威的基础。所以，赌注是可怕的，而且在当时，考证是主宰一切的，所以，那是一个可怕的机遇。”
庇护十二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在1939年的一天，决定试一试这一机遇。
“圣彼得匠”在梵蒂冈洞穴的地板下20公分处所发现的那一层铺石地板，是康斯坦丁在4世纪初修建的第一座教堂时留下的。人们知道，这位皇帝下令禁止对基督教徒进行迫害并且在罗马帝国实行宗教自由。
图十 教皇庇护十二世（1742-1818）
梵蒂冈—康斯坦丁为了表示对基督教徒宽宏大度，决定兴建一座纪念圣彼得的大教堂。使考古学家们一直感到吃惊的是，他选中了一个很不方便的地点。这个地址北边有小丘挡住，地层是黏土，因此又很危险。要进行巨大的排水工程，对高墙进行防水渗透处理，部分地削平小山丘，土方量达40000立方肘。然而，旁边就是一片非常平坦的地面，在那里建教堂不存在任何问题。
如果我们相信传说的话，教堂的祭坛就设在使徒陵墓的上面。
10个世纪过去了。在16、17世纪，康斯坦丁修建的教堂被拆掉，由目前的建筑取代了。人们将新的大祭坛设在原教堂祭坛的上方。还修造了前边我们谈到的“忏悔室”。那是一个开口，通过这个开口，信徒们可以窥视深藏在地下的圣彼得陵墓。
但是，圣彼得真的埋葬在这里吗？的确，新教堂是在康斯坦丁修筑的教堂的旧址上建起来的，但是，康斯坦丁建教堂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传说认为，皇帝单单选择了使徒彼得葬身之处作为修建教堂的地址。这种说法是不是在撒谎？
问题恰恰在这里。这正是庇护十二世下令进行的发掘工作应当解决的问题。
教皇命令4位科学家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两名耶稣会会员即费鲁亚神甫和基尔希博伊默神甫和两名世俗人阿波洛尼·格蒂先生和约西先生。
他们立即开始工作。战争爆发了，它在世界各地蔓延了4年。但是，在梵蒂冈这块和平的绿洲上，一些科学家指挥“圣彼得匠”冒着危险，缓慢地发掘圣彼得教堂的地下室。发掘工作持续了整整十年。
发掘工作的结果丝毫未透露出来，“圣彼得匠”曾发誓，“即使对亲属也闭口不谈自己的工作”。建筑师们也立下了同样的誓言。
当战火停下来后，基督教人士还是打听到，在圣彼得教堂进行了发掘。仅此而已。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越来越不耐烦了。挖掘结果究竟如何？发现了些什么？庇护十二世在他的讲话中，曾多次用隐晦的语句暗示发掘取得“可靠结果”。但是，他在讲话时吞吞吐吐的态度，远不能满足信徒们的期望和科学家们越来越强烈的好奇心。
终于，在1952年1月间，人们期待已久的关于1939年到1949年在罗马圣彼得教堂进行的从未间断的挖掘工作的报告，出版了1500册，每册均编有号码。这是一部分为上、下册的巨著。上册有278页文字，209页照片和插图，由卡斯阁下作序，下册有109幅版画，其中有103幅为照片。
这样一来，谜就不复存在了。人们对发掘工作一清二楚。人们可以回答这一迫不及待的问题：找到了圣彼得的墓吗？
发掘者逐渐往地下深处挖去。他们挖到深处时，要使出全身力气，时常要放下十字镐，赤手挖土。他们有了惊人的发现：没有发现任何预期的物品，相反，他们却找到了完全是意料之外的物品。
人们原来认为，教堂的南主墙——即当你站在圣彼得广场时，左边的那墙——是建在尼禄马戏场的北墙之上的。17世纪初，即现存教堂修建的同一时代的一项传说也是这么讲的。因此，人们以为，圣彼得教堂是部分地建在这个马戏场上的，也就是塔西图斯(8)认为尼禄酷刑拷打基督教徒和彼得被头朝下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
事实上，并没有发现任何类似的迹象。康斯坦丁的教堂并不是修建在尼禄马戏场上，而是修建在一座公墓上！
出土文物非同一般，原因就在于此，这也是其主要方面。当考古学家们达到和超过教堂的铺石地面后，首次挖出了第一座古代陵墓，之后又陆续挖出其他古代陵墓，而且众多陵墓在地下通道中排列井然有序，俨然形成一条街道，他们激动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在铁铲、铁镐下面，一座公墓从黑暗中出现了，它是由几十个壮观的陵墓组成，其中也有一般的坟，有时甚至只是一个陶箱或由砖砌成的圆穹顶住的洞穴。公墓的轮廓和大小渐渐明确起来；那是一座“考古学家迄今为止所发掘的最宏大的罗马墓群”。公墓的轴心就是“教堂中殿的轴心”。
目前，参观者只需持特殊许可证，就可以被准许去浏览从墓群发掘出来的所有文物。他们惊愕之余，又赞不绝口。某些陵墓里藏有奇妙的镶嵌画和色彩鲜艳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油画。
墓壁上刻有铭文。不难想象，科学家们对铭文进行了多么认真的研究。这些铭文说明，大部分墓是异教徒的，但是，也有一些基督教徒的墓。也就是说，在教会最初的岁月，即康斯坦丁修建教堂很早以前，一些基督教徒已经在这里安息了，这些基督教徒没有选择那个只接纳同教兄弟的地下墓窟、而是选择了这个异教徒的公墓作为他们的葬身之处。他们作出这一选择，应是事出有因：难道不正是为了安息在他们崇拜中的圣人身旁，使徒之王的身旁即彼得的身旁？
考古学家们自然也考虑到这一点。他们这样做了，尤其是因为他们在一个具体地点，发现了一个四边形地区。那是一块受人尊重地区，一块“空间地带”。官方报告也说明，“这个地方的四周似乎均是坟墓、古冢。它们从公元最初几个世纪就在空地周围密密麻麻地挤在那里，但从不越过一步”。
这一空间地带直接地、准确地位于圣彼得教堂的“忏悔室”下面。
官方报告说明这一细节，其重要意义自然不必赘述：“我们从没有人动过的地面开始，查证了这一细节，即任何坟墓从未侵入空间地带。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这块地方自被当成墓地而使用的初期，就受到尊重。这个地方深埋了最古老的坟墓，因此可上溯到公元一世纪。”
更有甚者，自远古以来，即从公元1世纪起，这块地方就被一垛涂有白色与红色灰浆的地下墙保护起来了。这一预防措施在任何附近的坟墓均未被发现，但在这同一块地方的周围不断出现。这是一个宝贵的线索，说明这样一个事实：这里是一座坟墓，自最远古时代起，人们对它就小心看护并且诚心敬仰，通过对坟墓和古冢确定年代，人们真实地重现了墓地的历史。坟墓紧挨着被保护的四边形地带增多起来，并且将这块地方密密麻麻地围住，这就使这块地方受到了威胁。为此，在公元161年，即马可·奥勒利乌斯(9)执政之前，这座神秘的坟墓文有了新的保护，打有印记的砖也说明了这一点。那就是涂上了红色灰浆的墙，墙高2.45米，厚0.60米，长7米，它划出一个长7米、宽3.5米的长方形。
圣彼得教堂的考古历史学家尼科拉·科尔特认为：“这一点证明，在公元2世纪末这一时期，人们不再局限于保护坟墓了，而是在坟墓周围将一块圣地保护起来。”
为了加固红墙，人们还修建了一垛扶墙，这更说明人们保护这块圣地的意图。扶墙长为0.85米，厚0.55米，墙面紧贴主墙竖直而建。因为墙上刻满了基督教铭文，考古学家们称它为“粗刻墙”。
人们还可以发现，这垛墙被挖过3次，结果在墙的深处挖了3个壁龛。第一个壁龛在地下，上面盖着由横梁支撑的铺石地面，第二个壁龛正好挖这块石板上面，即是露天的，盖上一块大石板作为横梁。石板长1.8米，宽1.5米，后部伸进红墙里面，前面有两个精巧的大理石柱子支撑着。报告还说：“可以肯定，整个建筑是明显地为了纪念某一重大事件而设计和建造的。”
调查人员在考查工作中得出这一结论后，就不再犹豫了。他们查明，这一建筑就是加伊乌斯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后所说的“圣彼得遗骸”，换句话说，即圣彼得的墓。
这里应重述一下促使人们得出这一结论的缜密论据。
毋庸置疑，挖掘工作说明，康斯坦丁修建教堂时的选址是完全不合逻辑的。无论是从地址的土质来讲，还是从它的名称看，这一选择均令人费解。这一地址不是从北往南倾斜11米吗？到了那里，就是十分平坦的前尼禄马戏场了，那样就可以使建筑师们避免巨大的无效劳动。
更有甚者，选择的竟是一片坟地！挖掘工作证明，教堂打地基时，毁掉了许多坟冢，砸烂了许多陵墓，进行了亵渎圣物的破坏。总而言之，那是人所共知的罗马人深恶痛绝的亵神行为。罗马人的法律严禁破坏死者的安静，违者均受到严厉惩罚。只有皇帝的特权才使康斯坦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原因何在？
热罗姆·卡尔科皮诺在一篇文章里又重申和补充了他书中的结论。他对此的回答是：“显而易见，康斯坦丁无法自由选择地基的地址，他的意志被一种超过逻辑、利害甚至道德的力量所左右，被一种超过理智的感情所左右。”
这一感情很容易猜出：基督教徒们坚持要在彼得的葬身之处修建教堂。
第一步论证显得很有说服力。
人们会这样反驳说——实际上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促使康斯坦丁采取这样行动的信仰是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基督教徒们认为彼得埋葬在那里，但是他们搞错了。
说句实话，在异教徒的墓地上出现基督教徒的坟墓的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与上述反对意见针锋相对的。在公元3世纪，圣·西普里安(10)曾宣布将那些宁愿将死去的亲属同异教徒埋葬在一起的基督教徒开除出教门。然而，就在同一时期，一些忠于基督的罗马人，并没有选择他们自己的地下墓窟，而是葬身于梵蒂冈这块异教徒墓地。他们难道没有道理吗？彼得就葬在这一墓地，这难道不是很有可能的吗？
准确地说，在一个基督教徒陵墓里，人们发现了一块镶嵌瓷砖，那块瓷砖展现了一名杰纳萨莱思湖的渔夫形象，那就是塞法斯。救世主曾对他宣布说，他将成为专门捕人的渔夫。这一陵墓距保护区仅仅15米。
在红墙中挖的两个壁龛的旁边，人们还进一步发现和识别了一处铭文。铭文用希腊文写成，开头是彼得姓名的头几个字母，专家们只是对下面一个字的意思进行了讨论。卡尔科皮诺先生认为那一个字的意思是：“彼得去了，彼得与世长辞！”约西先生认为应是，“向彼得致敬！”
卡尔科皮诺先生的解释与使徒的骨灰曾暂时迁到地下墓窟的说法是一致的。
但是，1952年1月16日，费鲁亚教士宣布，他在紧靠禁区的一座陵墓里面，发现有两颗人头像，它们“用木炭粗线条画成，一颗头在另一颗头的上面”。在两颗人头旁边，费鲁亚先生还发现一个未写完的拉丁字PETRU……毫无疑问，这是暗指彼得。
几个月之后，罗马女考古学家加尔杜西女士也发现了上述画像与字迹。她在描述第二颗人头像时说：“那是一个完全秃顶的老人形象，额头上布满皱纹，眼睛很大，鼻子很尖，胡子成三角形，下落在衣服领子上。”这个老人是谁？“字迹就是想告诉我们这一点。紧靠头像的左边，就是那几个字母PETRU,右边最后一个字母是S。字迹写得不能再模糊了，其中有几个字母后来曾被人用木炭重新描过。”
加尔杜西女士建议对铭文的译释如下：“彼得，请耶稣为在你身旁安眠的基督教信徒们祈祷。”应该立即说明的是，好几个古文字学家均认为，对这段能最终解开谜底的铭文的译释，似乎太草率了一点。但是，所有的人对最初几个字母PETRU的理解是一致的。这再次提供证据，说明在基督教初创时期，人们就在这里奠祭使徒彼得。
这样，就可以编制年表了：在公元67年，彼得在尼禄马戏场被杀害，基督教徒们将他安葬在附近的墓地里。到了公元80年前后，人们开始保护他的墓地，因此，才修建了地下墙。很有可能基督教徒们通过购买这块地皮，将彼得坟墓周围的四边形地皮进行改建。到了公元2世纪，才修建了红墙。最后，在公元160年或170年，这项被加伊乌斯称为彼得遗骸的建筑才告竣工。
对于以后的事情，就众说纷纭了。一些人认为，遗骸未曾离开梵蒂冈，另一些人，尤其是卡尔科皮诺先生则肯定，遗骸已于公元258年移葬于地下墓窟，又于公元336年迁回梵蒂冈。两个教堂的祭坛均相继建在保护区上面这一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一传说又因圣彼得教堂的发掘工作而得到证实。
这里，读者一定要问：“就算人们找到了圣彼得的墓，那么圣彼得的遗骸呢？”
1952午，费鲁亚教士就保护区问题惊呼：
“我们从各个方向对保护区进行了勘察，我们没有费力气就认出这是圣彼得的坟墓。但不幸的是，是一座空墓！”
一座空墓！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如此悲观。人们还记得，我们曾提到过在红墙里挖了3个壁龛。天主教考证家鲁斯查特指出，在其中之一的壁龛里，“曾发现一副骨骼，但没有头骨，初步的医学考证认为，那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老人的骸骨。但是，报告只是说明，在该处发现了几片骨骼，并登了一幅照片，但没有指明它们是从中央陵墓挖出来的。虽说在此类问题上，谨慎是必要的，但是，人们却认为，报告在这里是不是有点过分谨小慎微了”。
图十一 梵蒂冈
鲁斯查特先生认为，“很有可能，在红墙下找到的骨骸就是（圣彼得）坟墓里的骨骸，而且它们从未离开过最初的位置”。
卡尔科皮诺先生则提醒大家注意，“粗刻墙”里，即竖直贴在红墙上的那垛墙里有一个洞。发掘工程将这个洞暴露出来。洞很深，四壁装有精美的大理石片。在洞的深处，有一些人的骨骼碎片。“如果这些骨骼碎片不是圣物，如果这些保存在圣彼得教堂里的圣物又不是圣彼得的遗骨，那么，又如此小心翼翼地将它们保存起来，就实在是叫人无法思议了。”
谜语解开了吗？
看来，如果我们通情达理的话，必须承认，使徒彼得的墓已经被发现了。
至于圣者遗体的情况，如果假设说，这些圣物最初是藏在粗刻墙里面，但是掳掠成性的野蛮人，沿途野蛮地破坏了一切，结果将一部分骸骨乱扔丢了，也不是毫无道理的。
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些幸存的骸骨，要么像鲁斯查特先生所说的那样，大概是在第一个壁龛即地下壁龛里找到的；要么就像卡尔科皮诺先生肯定的那样，是在粗刻墙的暗室里找到的。
此时，人们想起，想起了教皇庇护十二世，想到他1939年6月的一天，在圣彼得教堂的“忏悔室”冥思苦想时，大胆地作出了探测这一果敢的决定。对于这点，其他人则一直采取蒙上眼睛，视而不见的态度。
人们认为，庇护十二世在世时，已经根据自己的信念，对此确信无疑了。不幸的是，考古学家还没有来得及向他确认这一真理，他就溘然长逝了。
信念先于科学，这是千真万确的。
【注释】
(1)圣彼得，生于公元前10年，在尼禄统治罗马时期，殉难于罗马。他是耶稣众信徒之首，被公认为是第一任教皇。
(2)圣彼得教堂，坐落在梵蒂冈的长方形大教堂，始建于公元326年，1506年重建，屋顶高138米，宽42米。
(3)让·巴蒂斯特，耶稣同代犹太人，传说他为救世主的先驱。
(4)奥斯蒂亚，古罗马港口，在台伯河河口附近，后被泥沙淤塞。
(5)康斯坦丁，叙利亚籍教皇，公元708—715年在位。是他建造了圣彼得教堂。
(6)撒拉逊人，中世纪欧洲人对阿拉伯人的称呼。
(7)圣·贝尔丹（697—？），法国宗教领袖，他创建了西蒂厄修道院。
(8)塔西图斯（200—276），罗马皇帝，275—276在位。
(9)马可·奥勒利乌斯，罗马皇帝，公元161年—180年在位。
(10)圣·西普里安，拉丁教会之父，加达基主教，于公元258年殉教。
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