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颢 程颐评传(套装上下册)》内容简介：程颢、程颐是宋明理学的奠基者。《程颢 程颐评传(套装上下册)》在考察了程氏兄弟家世、治学道路以及仕宦生涯的基础上，并在儒、道、释学的关系中，阐明了他们的哲学、自然科学、政治经济、伦理道德以及教育思想等。指出在哲学观上程颢主张“心是理，理是心”的本体论，而程颐则主张“有理则有气”，这一区别也影响到他们的其他主张。不过，他们的同毕竟大于异。在政治上，他们主张“格君心之非”以及重民保民；在经济上，主张以农为本；在伦理领域，坚持以义为本、以公克私；而在教育问题上，则认定教育为兴国治邦之本等。他们的学说分别影响到后来的心学与理学两种学路，而对日本及朝鲜的儒学也有重要影响。卢连章，河南濮阳人，1934年生。1960年河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至河南省哲学研究所工作。1964年至1966年，师从中山大学杨荣国教授学习中国哲学史。现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有《胡瑗思想初探》、《二程学谱》、《中围新儒学史》等，合著有《洛学及其中州后学》、《北宋哲学史》、《中国宋代哲学》、《中国宋学与东方文明》、《中国人生哲学概论》等。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程颢程颐的生平事迹
一、二程的家世
二、二程的求学道路
三、程颢宦海浮沉三十年
(一)初仕郡县
(二)治理上元县
(三)教化晋城民
(四)参与变法，又异论新法
(五)潜心学问，创立洛学学派
四、程颐的学术生涯
(一)游太学，处以学职
(二)研讨学术，议论朝政
(三)任讲官，严师道，获罪罢归
(四)党论起，编管涪州
(五)讲学伊洛，创立理学
五、程颢、程颐著作辨略
第二章 二程理学的学术氛围
一、理学先驱
(一)道统论
(二)性命义理之学
二、二程理学与周、张、邵、司马之学
(一)二程理学与周敦颐“濂学”
(二)二程理学与张栽关学
(三)二程理学与邵雍、司马光之学
三、二程理学与王安石新学和苏氏蜀学
(一)二程理学与王安石新学
(二)二程理学与苏氏蜀学
第三章 二程理学与儒、佛、道思想
一、二程理学对孔孟儒学的继承与超越
二、二程理学对佛教思想的批判和吸收
(一)程颢的“知心便知天”与禅宗的“真如佛性”
(二)程颐的“万理归一”与华严宗的“事理三观”
(三)二程理学的心性合一论和佛家的心体用说
(四)程颢程颐对佛学的批判
三、二程理学对道家、道教思想的批判和吸收
第四章 二程的哲学思想(上)
一、二程理学的哲学思路
(一)明道在义理
(二)识道智为先
(三)入道敬为本
二、程颢的哲学思想
(一)“心是理，理是心”的本体论
(二)“以诚敬存之”的认识论
(三)“生之谓性”的人性论
三、程颐的哲学思想
(一)“有理则有气”的本体论
(二)“格物致知”的认识论
(三)“性即理”的人性论
第五章 二程的哲学思想(下)
四、二程的天理史观
(一)顺天之道，法先王之治
(二)随时因革，踵事增损之制
五、二程的辩证法思想
(一)“无独必有对”
(二)“物极必反”
(三)论“相推”
(四)“动静相因”
(五)论“中”
六、二程的自然科学思想
(一)论人与动物和植物之区别
(二)论阴阳变化和目月运行
(三)“五运六气”之辨
(四)论风、雨、雷、电之生成
(五)论鬼神是造化之迹
(六)论术数之禁忌、淫祀、堪舆、风水之迷信
第六章 二程的政治经济思想
一、二程理学思想的社会基础
(一)阶级、阶层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
(二)加强君主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
二、二程的政治思想
(一)“格君心之非”
(二)重民保民
(三)求才养贤
(四)为政先立法
三、二程的经济思想
(一)以农为本
(二)调整税率
(三)稳定物价
(四)节省开支
(五)重农抑商
第七章 二程的伦理思想
一、三纲至上的人伦观
(一)五伦有则
(二)三纲至上
(三)尊卑贵贱
二、以义致利的义利观
(一)以义为本
(二)利不妨义
(三)舍生取义
三、以公克私的公私观
……
第八章 二程的教育思想
第九章 二程洛学流变
结语
附录
索引
后记
（三）任讲官，严师道，获罪罢归
宋哲宗年幼继位，太皇太后临朝听政，旧党领袖司马光、吕公著被重新启用，新党人物受到排斥。
宋哲宗元{；占元年（1086年），程颐五十四岁时，由司马光、吕公著、朱光庭、王岩叟推荐，先后被授予西京国子监教授、宣德秘书省校书郎、崇政殿说书等官职。程颐任讲官之际连上三道论经筵札子，阐述他的尊儒重道、培养人才、宜选贤德的教育思想。具体说有三点：其一，皇上年幼，以辅养为急，宜选择贤德之人为讲官，陪侍皇上陈说道义，熏陶德性。其二，皇帝左右内侍宫人，都要选用老成厚重之人，使他们在皇上小有过失时，得以随事规谏，并把皇上在宫中的行为告诉讲官。不要使侈靡之物、浅俗之言接近皇帝耳目。其三，请令讲官坐讲，以培养皇帝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惧之德。程颐的三点要求提出之后，得到太皇太后的一些支持，便受命充任侍讲。程颐以此为重任，竭尽全力，忠心耿耿，辅导人主，以养天德。
据朱熹《伊川年谱》记载：程颐任讲官以来，有几件事引起哲宗皇帝不满和朝臣反对，造成人际关系紧张的局面。一是程颐本性为人端肃持重，为了忠于职守，对哲宗皇帝严格要求，以尽师道。夏季暑热期间，为了保证皇帝健康，按照皇宫惯例，皇帝可罢读，侍讲无事。对此程颐极不满意，于是两次写《上太皇太后书》，要求改一宽凉处讲读，不必让皇帝罢读。又要求把皇帝在宫中的一切衣、食、言、行都随时报告讲官，以便及时了解皇帝举动，可以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这些要求全然落空，程颐自讨没趣。二是在暑热罢讲时，程颐受命同孙觉、顾临及国子监长贰，一起审订国子监条例。但是，程颐对国子监旧条例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几乎是全盘否定，这样使太学主持人十分难堪，也遭到礼部尚书胡宗愈的反对，并提议把程颐逐出朝廷。三是元古二年春天，有一次讲罢未退，皇帝忽然站起身来，凭借栅槛，伸手向殿外，折断了一枝柳条。程颐立即教训皇帝说：“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为此引起哲宗皇帝极不高兴，在坐的朝臣也认为程颐有失君臣礼仪。四是有一日程颐为哲宗皇帝讲书，见哲宗皇帝患“疮疹”，几天未能上朝问政。程颐“退诣宰臣，问上不御殿，知否？日不知”。程颐又说：“二圣临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当独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第二天，宰臣以程颐所言，一“奏请问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悦”。这样无疑会触犯众怒。谏议大夫孔文仲弹劾程颐，说他是“汗下愉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滕口间乱，以尝恩仇，致市井目为五鬼之魁。请放还田里，以示典刑”。于是，程颐被罢崇政殿说书之职。程颐三上乞归田里状，不许。元韦占二年（1087年）八月，程颐被逐出京师，回到了洛阳，差管勾西京国子监。
我是1994年初应约撰写《程颢程颐评传》的，因其他课题缠身，1995年下半年才动笔，1997年年底基本上如期脱稿。关于程颢程颐的思想研究，早在1964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制定的规划中，就有我的《程朱理学研究》课题，但终未如愿完成。1980年以来，宋代哲学研究又被纳入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我承担了程朱理学的研究任务，并先后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在我退休之年，能承担二程评传撰写任务，乃一大幸事，也好对二程研究有个总结。只是由于水平所限，终有未尽人意之处，恳请方家指正。
在书稿撰写过程中，由于健康原因，特请哲学所卢广森研究员按我的要求撰写了二程政治经济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三章，经我修改后纳入本书。
《程颢程颐评传》的出版，得到了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和南京大学出版社的鼓励和支持；得到了李锦全、潘富恩、赵宗正、徐远和等师友的赐教；得到了河南省社会科学界同仁的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程颢程颐二十九世孙程德祥先生为本书提供了图片资料，特此致谢。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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