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长征：是“陕北救了中央红军”，还是“毛主席救了陕北”？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到达吴起镇，高兴地合影一张）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高兴地宣布：“敌人对于我们的追击堵截不得不不告一段落。”“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然而，到达陕北时，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万人已剩下不到3万人，有说是2.2万人（包括红一方面军和军委直属队、红军大学）。党中央近乎身无分文，为了3000块钱过冬，毛泽东不得不亲自写条子向红25军军团长徐海东开口借钱。之后，陕北军民在本身也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拿出自己的吃的、用的，送给中央红军，送给党中央。

因此，落脚陕北，这对经历生死、尚未完全走出困境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来说，不仅仅有军事上摆脱了敌人围堵追击的重大意义，而且还重新获得了新的根据地和人民支持的意义，其战略性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对此，1945年秋，在延安一次西北党史座谈会上，原陕北根据地有人谈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精疲力竭、衣单被薄的情形说：“是陕北人民给他们发了皮袄，送去粮食，不是中央红军救了陕北，而是陕北救了中央红军。”

他的这个说法立即被在场的习仲勋制止。

他严正地说：“这句话该倒过来：中央救了陕北。”

接着，习仲勋列举毛泽东和党中央长征尚未到达陕北前陕北根据地的情况，说：“当时陕北外受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剿’；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枪杀、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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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党史座谈会）

习仲勋说的，确实是如此。

当时，陕甘根据地外受国民党重兵“围剿”，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开展错误肃反，情况非常严重：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也影响到陕北。……他们指责刘志丹同志等只分川地，不分山地（陕甘边某些地方土地多，光川地平均每人就有十几亩，几十亩，群众只要川地不要山地），不全部没收富农的土地和牛羊，不在游击区分配土地，是“不实行土地革命”，指责我们纠正一些人领导赤卫队侵犯贫、中农利益的违法乱纪的土匪行为是“镇压群众’，还说我们同杨虎城有联系，是“秘密勾结军阀”。他们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先说我们“右倾”，继而说我们“右倾取消主义”，更进而说我们是“右派”，诬蔑刘志丹同志是“白军军官”。当时，蒋介石正在对陕甘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26军营以上的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敌人乘机大举进攻，陕甘根据地日益缩小。“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和恐惧，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反攻倒算，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的群众都“反水”了。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习仲勋著：《红日照陕甘》。）

习仲勋的夫人齐心后来感慨地说：

当时如果党中央、毛主席不来，这个根据地也不复存在了。

确实。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不来或者还晚几天来的话，不仅陕北根据地会像中央苏区、湘鄂西根据地一一不复存在，而且连陕甘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刘志丹与习仲勋等人也都没命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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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丹等人被关押起来后，陕甘根据地的其他领导人习仲勋和高岗等100多人也被扣押。起初，他们被关在王家坪，后又押到瓦窑堡，和刘志丹等人一起关在两个旧当铺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大搞逼供信，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他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看守人员拿着鞭子、大刀，看到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刀背砍。陕甘地区的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他们枪杀、活埋。刘志丹和习仲勋也被他们挖好了坑，准备活埋。习仲勋后来告诉夫人齐心说：

是党中央、毛主席到达陕北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如果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齐心著：《仲勋，我用微笑为你送行》）

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习仲勋十分动情地说：

“当时‘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已给我和刘志丹挖好了活埋坑，要不是毛主席说‘刀下留人’，我早已不人世了。是毛主席挽救了陕北党，挽救了陕北革命，我感到迷雾顿散，心倍增，心里高兴极了。”（牟玲生著：《难忘的教诲，深切的怀念》。）

“毛主席挽救了陕北党，挽救了陕北革命”就是习仲勋的当时认识。和习仲勋一起工作的罗培兰回忆：

仲勋同志出来见到我说：“是党中央毛主席挽救了陕甘边区根据地。再晚几天，老刘和我都会被他们活埋，中央红军不来，根据地也会被他们搞垮。今后，我们陕甘边区的同志，要一心跟紧党中央毛主席，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二心。”（朱新平著：《听父母追忆习仲勋在陕甘边和陕甘宁根据地》。）

在1945年西北党史座谈会上，习仲勋重申这个认识之后，西北再也无“陕北救了中央红军”之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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