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冯玉祥相比，张作霖是真没有大略，没有主义。而且，他知道自己没有，也不假装有。冯玉祥则总是手攥大把的主义，什么时髦追什么，一会儿信三民主义，一会儿信苏俄道路。平心而论，张作霖并不具备统治全国的能力。让他做虚位皇帝，尚可勉强应付，而当实权的总统，那可就是民国与国民的噩梦了。
△张作霖。 （资料图片）
张学良说父亲有雄才，是为了引出下半句“却没有大略”。雄才与大略，原本密不可分，张学良之所以要硬分，也是想把张作霖与蒋介石放到一起比较。张学良说：蒋介石正相反，有大略而无雄才，“如果这两个人结合起来，就不一般了”。
张学良说蒋介石有大略，指的是对天下大势有把握，有计划，有主张，“什么事都有安排”。但同时，蒋介石终其一生，也没能摆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这不能不说是他的痛处。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只是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他的有效管辖区域，只有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等。华北是阎锡山的禁脔，西南是桂系的天下，云南还有对蒋日夜提防的龙云，四川一直在内乱，西北只有马步芳亲近中央政府，而新疆的盛世才几乎已经变成了苏联的附庸。蒋介石不是不想全面抗战，但他手里只有中央军，其他人，谁会全力帮他？这时，有大略而无雄才，照样寸步难行。
西安事变适时发生。如果说，事变前，各地军阀及准军阀还沉溺于争夺私利的浑浑噩噩之态，那么蒋介石陷入险境，则让他们猛然警醒了一下，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到底有何关系。蒋氏悲情，换来了大面积支持。老一辈军阀吴佩孚都说：“这些电报，就相当于选票。”蒋介石政权的合法性由此得到加强，再组织抗战，阻力不是没有了，但会变得小很多。
因此，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才有底气义无反顾地组织全面抗战。淞沪一役，黄埔子弟兵损失过半。
这是事变带来的意外弥补效果，但不能归功于张学良，因为这是他完全无法预料的，尽管他晚年不无得意地说：“好像灯泡，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再把它打开，让它更亮。实际上我这样做，他不是更亮了？”
张作霖也曾试图让自己“大略”起来，还破天荒地提出过政治主张：四民主义。就是在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之外，再加一种主义：民德主义。军阀混战，阴谋与叛变丛生，令各系首脑防不胜防，张作霖对此痛心疾首，遂有此强调道德的“主义”诞生。可是，张作霖自己又是怎么做的呢？他曾自称“中山老友”，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盛情约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全国大局。可孙中山刚抵天津，张作霖就中途变卦，改推段祺瑞临时执政了。
陆海军大元帅地位相当于总统，而在张作霖的心目中，可能比总统还要高一个档次，因为未经选举，更像皇帝。张作霖曾对张学良说：“你将来要做李世民。”张学良当即反驳：“时代不同了，你不是李渊，我也做不了李世民。”——这一家一姓的观念，到底还在张作霖心底顽固地残存着，想让他有大略，为难了。
与冯玉祥相比，张作霖是真没有大略，没有主义。而且，他知道自己没有，也不假装有。冯玉祥则总是手攥大把的主义，什么时髦追什么，一会儿信三民主义，一会儿信苏俄道路。
戢翼翘（1885~1976年）评价称，张作霖聪明机智样样不缺，但实在是没有文化，连哪个省在哪个位置都不知道。由此，平心而论，张作霖并不具备统治全国的能力。让他做虚位皇帝，尚可勉强应付，而当实权的总统，那可就是民国与国民的噩梦了。
（《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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