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去国际了解的魔障
许倬云[1]
最近读到德国学者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的《亚洲的去魔化》，引发了长期困扰我的问题，亦即所谓东方与西方之间，究竟该如何相对？学历史的人本来就逃不开这一问题的纠缠，只是近几年来西方霸权的专横表现于中东的冲突，“东方”继日本及东亚四小龙之后中国与印度的急剧发展，无时不迫人思索：那些恩恩怨怨如何方能解开！
不同文化认知 有蔽有偏
奥氏显然也是根据他研究汉学的经验，不得不在此时再度思考欧洲人士对于东方的认知及其演变历程。他将欧洲与“亚洲”作为对立的双方，其主要论述是欧洲建构“自己”时，实系以所谓“亚洲”为其对比的“他者”。于是，“欧洲”是一个囫囵的观念，“亚洲”也是一个囫囵的观念。奥氏此书讨论的时段是18世纪。不过他特别说明，他所关注的时代是1680～1830年间那首尾均有延伸的18世纪。在那一百多年内，欧亚内部均有重大的变化，而欧洲人对于东方的理解，也前恭后倨，从近于盲目的崇拜，逐步发展为“彼可轻易取之”的蔑视。果然，接下去，即是欧洲人对于东方世界的步步进逼、巧取豪夺，最终实质上奴役东方，至今又已是一个世纪了。
奥氏此书是今日后现代的解析，寻找欧洲人不同世代对于东方世界不同的认识，指陈历史上欧洲人收集的东方知识，其性质各有特色，而这些特色往往又根源于当时欧洲人自己的独特视角。其实，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认知，无时无刻不是由“自己”看“他者”，都有所蔽，有所偏。奥氏书名是有关亚洲的去魔化，实则，今天是21世纪了，欧美文化系统的人士对于世界人类的其他部分，又何尝不是还在此时自设的迷雾之中？解迷去魔，谈何容易？奥氏陈述18世纪欧洲对于亚洲的解谜，又何尝不可解读为我们这一时代依旧还需不断解谜破魅？
中国早期也受魔障附身
欧美文化系统人士，对于“东方”最大的迷障，即是以“亚洲”为“东方”，笼统地将其当作自己的“他者”，建构了一个自己为中心的虚幻世界。这一心障与智障，在中国自己的历史上，又何尝不存在？
中国文化在史前时期多元共存，到了春秋还是南北东西各有异同。秦灭六国，政治上统一；汉重儒家，思想也定于一尊。自此以后，中国文化在东亚的龙头地位，四邻不能挑战，也因此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文化不免自负；用今日的名词，中国人的文化沙文主义，遂成为附身的魔咒，历久不能自拔！两千年来中国难得以平等观念处理涉外事务，不是自大，即是屈服。由于这一重魔障，中国在大洋航运开拓以后，即使民间力量已经参与国际海上活动，文化精英及政府官僚却懵然不知世界已经开始的巨变。自此以后，西潮东来，而中国呢？先则有乾隆对于英国使团的自大，继而有鸦片战争的昏聩慌乱，之后则是义和团代表的愚昧荒唐。最后，中国又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弯，由自大而自卑，“崇洋媚外”之风，从清末延续至今。
西方开始正视东西差异
不仅中国，日本又何尝没有附身的魔障？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是西方文化的优等生，从里到外一切模仿欧美，以致比西方帝国主义更为帝国主义，成为东方世界的祸害。
回头看看日本的维新、中国的洋务甚至五四运动，东方对于西方文化，只是照单全收，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终究只是未落实的口号。明治与五四人物似乎都未认真省视西方文化演变的线索，于是在输入西方文化时也很少推敲其中必然与偶然的因素，以致始终欠缺深度阐释与由此而进行的熔铸。
现在，正如奥斯特哈默诸人所做，西方人士已在省察自己的文化与“他者”之间的互动了。已故的萨义德曾提出“东方主义”一词，陈述“东方”实由“西方”的立场界定。自萨氏以来，从地中海东岸到太平洋滨这广大的“东方”地区，学术界与文化界还是很沉默，至今未见从省察自己与省察“他者”往返映照，庶几真切地认识自己也认识别人。
消弭误解 化解东西冲突
毕竟，全球性的经济正在成形，在21世纪“西方”与“东方”必然会合。吉卜林“东是东，西是西，两者永远不会交集”的诗句，终将被证明为错误的自负。我们不愿看到目前两河流域与波斯湾-红海地区的灾难扩及世界别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长期的误解及由此发生的冲突，再加上石油能源惹起的贪念，都导致今日全世界恐怖活动与暴力侵略的灾难。我们若不早做努力从根本上消弭“西方”与东亚太平洋地区之间彼此的误解，则亨廷顿文化大冲突的预言，也将会不幸而言中。
这一深刻省察自己与“他者”之间认知差异的工作，当是全世界知识分子的共同志业。西方已有人着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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