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与他的时代.epub

第一篇中国建筑：史学的构筑
第一章上穷碧落下黄泉：是找东西，还是填充体系？
第二章强梁无畏
第一篇总结梁的史学
第二篇新中国建筑运动与梁思成的思想改造
第三章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
第四章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
第五章大屋顶检讨
第六章从争鸣到反右
第三篇梁思成的城市规划思想
第七章想象城市与制度
第八章 “梁陈方案”：两部国都史的总结与终结
第二、三篇总结十年，今天
附录章节概要
致谢

第一章上穷碧落下黄泉：是找东西，还是填充体系？（1931—1946年）
梁思成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是我们熟知的。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许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样，梁思成在政治上相信，一个统一和强大的民族—国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在文化方面，他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相信它有复兴的潜力。这两种信念紧密交织在一起，推动着梁思成一生的建筑事业。在1931—1946年，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同仁集中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上。他们努力想通过“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建筑史，证明中国古典建筑与希腊、罗马和哥特式等建筑体系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极高的文化品质，是世界建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那个时期的梁思成还认为，中国传统木建筑框架体系与20世纪在西方崛起并在世界迅速传播的现代建筑，在原理上有共通之处，因而它有向现代转化的可能——这构成了他当时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动力之一。
但要深入读解梁思成的民族主义史学，仅仅重复他的民族主义信念、动机、动力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探讨：他是如何做的，即他的建筑史学思想源于何处，是如何构筑起来的，他采用了怎样的史学方法论，等等。由此，本章尝试：将梁思成的民族主义史学放在1900—1930年代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背景中，考察两者间的关系；考察梁思成的建筑史写作中，理论构筑与实证调查之间的关系；以一种更贴近的读解方式，考察梁思成及其同仁的建筑史研究中蕴含的丰富性和矛盾性，而不是一味强调其系统性。
一、从观念到方法
20世纪中国史学革新的首要特征就是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正是其中的领军人物。[1]1902年，在《新史学》的开篇，梁启超这样论述史学与民族主义的紧密关系：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2]
梁启超这种史学促进民族主义的信念，与19世纪晚期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历史进化论思想密切相联。历史进化论源于18世纪晚期德国思想家发展出来的“历史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向前演化的过程；永恒不变的理想和法则是不存在的，人们只有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语境中，通过考察过去，来明察现在和预测未来。到19世纪中晚期，历史主义又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思想混合在一起，形成进化论史观，该史观在总体上把人类历史看作是单向、线性，由低到高，类似生物进化的过程。在具体论述时，它往往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衡量各单位的先进或落后，提倡相互竞争与适者生存。对梁启超，以及很多20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家来说，这种学说极有吸引力，因为它既能解释世界局势的变迁、西方的崛起和中国的没落，也能成为他们宣扬民族主义思想、力图促进中国再次复兴的理论基础。[3]“进化”成为梁启超“新史学”中的关键词。他在《新史学》第二篇“史学之界说”中，以三个层层递进的定义来说明他的史学“新”之所在：史学是“叙述进化之现象”，“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换句话说，梁启超“新史学”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历史叙述，把人和社会进化的道理讲出来。在第三篇“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中，梁启超再次强调历史进化和人种进化的直接联系：“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梁启超进一步说，在各人种中，那些“非历史的”，即不会总结自己历史的人种，就只能被其他“有历史”的人种排挤。[4]总之，梁启超深信，在民族——国家的进化过程中，史学的发达起着巨大推动作用。此时，梁启超推广的主要是进化史观，尚未将进化论发展到历史研究方法论的层面上。
这里我插入一个有趣的问题：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写作中常有一些生物体隐喻，是否可直接理解为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呢？比如，梁思成在《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中，介绍中国木构建筑时，口气就像达尔文在讲某个“物种”的起源和进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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