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三国史话
楔子
宦官
外戚
黄巾
历史和文学
后汉的地理
董卓的扰乱
曹操是怎样强起来的
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袁绍和曹操的战争
赤壁之战的真相
刘备取益州和孙权取荆州
替魏武帝辩诬
从曹操到司马懿
替魏延辩诬
姜维和钟会
附录
孙吴为什么要建都南京全
司马懿如何人
司马氏之兴亡
晋代豪门斗富
袁曹成败
论魏武帝
曹嵩之死
诸葛亮南征考
诸葛亮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
孙策欲袭许
三国之校事
序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三国史话》的大家风范
梁满仓
吕思勉先生,字诚之,1884年2月27日生于江苏武进(今常州市),早年在苏州东吴大学、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科学校任教,后来到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做编辑。1920年任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22年在苏州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任教,1925年任沪江大学教授。1926年以后,长期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吕思勉回到家乡,到附近游击区中学任教,依靠稿酬艰难度日。抗日战争胜利后,仍回到光华大学历史系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院系调整,光华大学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吕先生在该校历史系任一级教授,直至1957年逝世。
吕思勉先生著述甚丰,在中国通史、断代史、经学、理学、小学、文学、民族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里,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学术著作包括两部通史:《白话本国史》和《吕著中国通史》;五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著中国近代史》;八部专史:《先秦学术概论》、《经子解题》、《理学纲要》、《宋代文学》、《中国制度史》、《中国民族史》、《吕著史学与史籍》和《文字学四种》。此外,他还写了大量的史学论文、札记、讲稿、教材和历史读物,著述总量超过一千万字。
无论学养还是学识,无论学术地位还是学术贡献,吕思勉先生都绝对称得上大家。相对上述学术著作,吕先生的这本通俗著作《三国史话》,则是一本篇幅不大的“小书”,放到“大家小书”丛书中甚是贴切。
然而,我们不能因其“小”而忽视其所蕴涵的价值。这部平易近人、雅俗共赏、娓娓道来的历史通俗读物,一样显示着知识渊博、分析中肯、真知灼见、求真求实的大家风范。
《三国史话》的大家风范,首先体现在作者强烈的历史责任意识。作者为什么不选择两汉或唐宋作为史话题材,而偏偏选中了三国呢?这个看似偶然的选择,其实包含着深刻的用意。在《楔子》中作者指出:“然而人的知识,总是他所知道的、记得的事情铸造成功的。知道的、记得的事情一误谬,其知识自然随之而误谬了。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倒还不重在知道的、记得的事情的多少,而尤重在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自然是就人所熟悉的事情,加以讲论,要容易明白些,有兴味些。三国时代,既然是人们所最熟悉的,就此加以讲论,自然最为相宜。”《三国演义》在百姓中影响非常大,许多人是通过这部书熟悉三国历史的,但《三国演义》所传播的历史知识有不少不符合历史真实,从这段历史入手,可以使传播准确的历史知识收到最理想的效果,这既是吕先生作《三国史话》的初衷,也反映了吕先生作为历史学家强烈的责任意识。
《三国史话》的大家风范,还表现在一些经得住时间检验的观点。其中最精彩的要数对曹操和诸葛亮的评价。书中有一篇《替魏武帝辩诬》,篇中最后说:“封建时代,是有其黑暗面,也有其光明面的。其光明面安在呢?公忠体国的文臣,舍生忘死的武士,就是其代表。这两种美德,魏武帝和诸葛武侯,都是全备了的。他们都是文武全才。”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史学界出现了围绕替曹操翻案问题的大讨论,并由此引起了史学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而《三国史话》出版于1943年,早于那场大讨论十多年。文中曹操是英雄的评价,至今仍是学界的主流认识。对诸葛亮的评价也是如此,其公忠体国、鞠躬尽瘁的精神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佩。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有人出于吸引公众眼球的目的,企图把诸葛亮说成历史罪人,但始终没有引起多大反响。
求真求实是历史研究的目的,也是历史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真谛。吕先生在《历史和文学》一篇中指出:“古人的环境我们固然不能全知道,也不会全不知道。因而古人所做的事情,我们决不能全了解,也不至于全不了解。所以解释古事、批评古人,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不过要很谨慎,限于可能的范围以内罢了。谨守着这个范围,我们能说的话,实在很少。然在这些少的话中,却多少见得一点事实的真相。其意义,要比演义等假设之以满足人的感情的,深长得多。满足感情固然是一种快乐,了解事实的真相,以满足求知的欲望,又何尝不是一种快乐?”分析历史问题谨守可能的范围,做出结论要谨慎,宁肯所说话少而真,也不为满足主观情感需要而长篇演义和假设。这不也体现着史学大家的风范吗?
《三国史话》是一部通俗历史读物,然而通俗中却包含着渊博的知识。例如《宦官》一篇,作者首先从解释“宦”字入手,根据先秦典籍《礼记》的记载,指出“宦”字开始并非指被阉割之人,而是与学有关。“宦”字的古义,是“学”和“仕”,而“学”和“仕”本身就是一回事。“因为在古代,有些专门的知识技能,就是在办理那件事的机关里,且办事且学习而得的。从其办事的一方面说,就是仕;从其学习的一方面说,就是学。”后来出现了在办事机构中或无所事事,或只为长官办私事的现象,等于是养闲人,于是“宦”便有了“养”的意思。皇帝所养的办事之人,便是宦官。在东汉光武帝之前,宦官不一定都是阉割过的人;只是到光武帝之后,宦官才悉用阉人。这个论述过程,不仅需要广博的史料运用,还需要运用训诂学手段。研究古书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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