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不少国家和政党的领导人来中国“取经”，他们常常会问起毛泽东是如何成为战争大师的。毛泽东回答：逼上梁山。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我没有准备打仗，是一个小学教师。干革命后也没想到枪杆子。没有想到蒋介石那么厉害，到处抓人杀人，不要我们活了，一下字把我们打入地下。这七逼八逼，把我们逼上了梁山。”
毛泽东所说的梁山，就是妇孺皆知的古典小说《水浒传》，绿林好汉起义占据的“根据地”。
毛泽东从这本书中汲取了许多有益的“营养”，灵活运用于革命理论与实践活动，缔造了新中国。
《水浒传》这本书伴随了毛泽东一生，即使是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也从未间断。他在江西苏区受到排斥，退隐去读《水浒传》；在长征和转战陕北的多次战略转移中，随身保留《水浒传》；在延安整风中，他圈定的阅读书目有《水浒传》。他写文章和讲话以及日常谈话中常常引用《水浒传》中通俗易懂的故事，鼓舞、教育广大指战员们。
早在“八七”时期，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谢绝了去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安排。他说，我不愿意去住高楼大厦，我愿意上山下湖，去交绿林朋友。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部抵达井冈山，毛泽东风趣地说：“《水浒传》上有个梁山泊，皇帝老子的千军万马拿他们也没法子。你们晓得不，前面的这座大山里，就有两个绿林朋友：一个叫袁文才，一个叫王佐，反动派就是奈何不了他们哪！井冈山地势险峻，我们可以关了东面打西面，关了南面打北面，敌人奈何我们不得。在这儿，我们可以居高临下，看得清、打得准。”井冈山成了中国革命的新起点。
1934年红军长征途中，毛泽东说许世友的武艺，“都赶上景阳岗那个打虎英雄武松了”。聂荣臻开辟晋察冀边区时，毛泽东称赞他是“新的鲁智深”。 1938年，在一次关于保卫工作的谈话中，他说：《水浒传》梁山上有军队有政府，也有保卫侦察这些特务工作。
1939年7月，毛泽东在陕北公学演讲时称：自己带队伍上井冈山是“没法子，被逼上梁山”。谈到战争的胜利，关键在于明了情况，方法对头时，他说：“《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藏在敌人营垒里的伏兵，第三次就打了胜仗。”他还说：“《水浒传》中的三打祝家庄，为什么要打三次？我看宋江这人有头脑，办事谨慎，前两次是试探，后一次才是真打。我们干革命，就得学宋江，要谨慎。”
早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时候，红军游击队里有些干部不注意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往往离开实际情况去估量政治形势，指导工作，毛泽东将红军中“懵懵懂懂”处事的干部比做“李逵式的官长”，是批评他们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同时也肯定了这些人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因而使被批评者心悦诚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毛泽东将反动派比做吃人的野兽。他告诫人们要学景阳岗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岗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毛泽东凭《水浒传》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根植在汪洋人民大众之中，打败了蒋介石。
晚年的毛泽东仍然拿《水浒传》说事。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部队领导中，他说：“《水浒传》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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