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词的起来
五代文学
变文的出现
北宋词人
鼓子词与诸宫调
南宋词人
元及明初的诗词
附录一：关于“词”
附录二：隋及唐初文学
附录三：律诗的起来
附录四：开元天宝时代

一
五七言诗在唐代，时见之歌坛，但并不是每一首诗都可歌。诗人们每以其诗得入管弦为荣。开元中王昌龄、高适、王之涣旗亭画壁的故事，即是其一例。唐代可歌的曲调，有辞传于世者绝少。崔令钦的《教坊记》，共录曲名三百二十五，为词人所袭用者不过十一而已。在这三百二十五曲中，究竟有多少是用五七言诗体来歌唱的，今已不可得而知。所可知者，即唐代的歌坛上，所用的歌曲是极为繁夥的，在其间，五七言诗体，也往往“合之管弦”。到了后来，便专名这种可以入乐或“合之管弦”的歌曲为“词”。故后来“词”中，也有《南柯子》《三台令》《小秦王》《瑞鹧鸪》《竹枝》《柳枝》《阿那》等曲，原是七言的律绝体。所以，我们可以说，“词”乃是可歌的乐曲的总称，而五七言诗则未必全是可歌者，必须要“合之管弦”，方能被之声歌。
论者每以“词”为“诗余”。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说：“诗之外又和声，则所谓曲也。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朱熹也说：“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朱子语类》百四十）他们是主张词由诗变的。其实不然。词和诗并不是子母的关系。词是唐代可歌的新声的总称。这新声中，也有可以五七言诗体来歌唱的。但五七言的固定的句法，万难控御一切的新声。故崭新的长短句便不得不应运而生。长短句的产生是自然的进展，是追逐于新声之后的必然的现象。清人成肇麐说：“其始也，皆非有一成之律以为范也。抑扬抗队之音，短修之节，运转于不自已，以蕲适歌者之吻。而终乃上跻于雅颂，下衍为文章之流别。诗余名词，盖非其朔也。唐人之诗，未能胥被管弦，而词无不可歌者。”（《七家词选序》）这话最有见地。

二
词的来历，颇为多端。但最为重要者则为“里巷之音”和“胡夷之曲”。一种新文体的产生，往往有其很悠久的历史。若蝴蝶然，当其成虫之前，必当经过了毛虫和蛹的阶段。词虽大行于唐末、五代，然其酝酿的时期，则已久了。中国音乐受外来的影响最深。汉代乐歌已杂西域之声。及六朝而更盛行“胡夷之曲”。《隋书·音乐志》叙此种情形甚详。《唐书·音乐志》也说：“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歌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这可见“胡夷之曲”的如何流行于世。词调中，受这种影响最深。我们或可以说，唐、五代、宋词的一部分，便是周、隋以来“胡夷之曲”的被保存下来的歌辞。可惜唐以前，那些胡曲的歌辞皆已不传，或竟往往是有曲而无辞的。故我们于唐末、五代词外，便绝罕得见以前的乐“词”。
因为受了新的“胡夷之曲”的排斥，“古曲”在唐代几乎尽失。《唐书·音乐志》谓：“自长安已后，朝廷不重古曲，工伎转缺。能合于管弦者唯《明君》《杨伴》……等八曲。”
“里巷之曲”亦是“词”的来历之一。如《竹枝词》《杨柳枝》《浪淘沙》《调笑》《欸乃曲》等皆为南方的民歌。刘禹锡说：“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刘宾客集·竹枝词序》）又如张志和有名的《渔歌子》，也当是拟仿当时的渔歌而作者。
初期的“词”，大约只是胡夷、里巷之曲的拟仿。但到了后来，便有自制的新声出现。欧阳炯说道：“《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花间集序》）所谓“豪家自制”，便指的是音乐家们的创作了。这些创作的新声，在词调里也有不少。宋人尝写“自度曲”。直到清代，也还有所谓“自度曲”者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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