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清末吴沃尧著，是一部著名的暴露封建专制制度末期政治和社会黑暗的小说。
这种暴露性的小说，在清朝末年义和团起义失败之后，盛行一时，第一部是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接着就是这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两部代表作打开了道路，后来类似的作品，便风起云涌地出现。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面，把这种小说叫做“谴责小说”。他指出：清王朝自嘉庆（一七九六——一八二〇）以来，虽然先后镇压了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的起义，但在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当中，却一次一次地遭到可耻的失败，暴露出这个腐朽的王朝完全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国家。于是，“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
鲁迅先生把谴责小说的盛行，看作是当时人民对清朝政府绝望后的鞭挞，这是非常正确的。清王朝对于资产阶级改良派所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进行了血腥的镇压，这就表明它决心顽固到底，对于温和的改良的要求也不能容忍。紧接着两年之后，清王朝又狡猾地利用了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义和团起义，借以排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影响，而当帝国主义侵略联军打进来的时候，又无耻地出卖了起义的农民，在农民的血泊当中，实行所谓“宁赠友邦，不与家奴”，这就表明清王朝乃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工具，为虎作伥的祸首。这样一来，中国人民面前便有了两份有力的反面教材，教导着一个革命的真理：清朝政府是“不足与图治”的，对付之道，只有“掊击”，干脆推翻它，消灭它。谴责小说便是作为“批判的武器”，出现在那样一个迫切要求着“武器的批判”的时候。
谴责小说里面，清王朝的整个统治机构及其统治下的整个上层社会，呈现出一片黑暗腐朽、肮脏丑恶的面貌。对于革命者和爱国者，对于一切想望未来相信未来的人们，他们可以借助于这种暴露，更清楚地认识敌人，增加对敌人的仇视、鄙视和蔑视，坚定胜利的信心。
可是，谴责小说也有严重的缺点。鲁迅先生从创作方法的角度尖锐地批判道：“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他批判《官场现形记》道：“然臆说颇多，难云实录，……况所搜罗，又仅‘话柄’，联缀此等，以成类书；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又批判《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道：“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
鲁迅先生所指摘的两点，一是不近情理、违反真实的过份夸张的描写；一是大量堆积、不加剪裁的千篇一律的题材，这些都是创作方法上的缺点，是同作家们政治思想的错误相联系的。
谴责小说的作者们的政治思想，一般都属于改良主义的范畴。改良主义的本质是反动的。中国的改良主义尤其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戊戌变法运动以前，在当时的条件下，改良派的变法运动还有进步意义。义和团起义之后，条件变化了，中国革命向前发展了，改良派日益丧失了进步意义，反动的本质日益暴露出来。他们对封建制度有所不满，但依恋仍深，对帝国主义有一些“敌忾之心”，但幻想亦多。他们最害怕的还是人民群众，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进行的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斗争，始终反对。这样，他们就自陷于矛盾之中：在他们看来，现实生活是充满了黑暗和丑恶的，但他们不知道，那丑恶和黑暗的根源正是他们恋恋不能舍去的东西；而惟一能够从根铲除一切黑暗和丑恶的，是来自人民的革命力量，但他们对人民力量，却比对于任何黑暗和丑恶更为害怕。他们的作品应该是针对封建制度的“批判的武器”，可是他们反对在现实生活中使用“武器的批判”。这样，他们当然不可能把“批判的武器”使用得好，不可能把那些黑暗和丑恶的本质深刻地揭露出来，为了加强效果，他们只好求助于大量丑恶故事的罗列，求助于不近情理的夸张了。
所以，谴责小说对于革命的、爱国的、对未来抱有希望的读者，固然可以有积极的作用，如前所述；可是，对于别一样的读者，作用就很不相同。作者揭露了那样多的黑暗和丑恶，而对之莫可奈何，这就当然也可以引向妥协，正是所谓“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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