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民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掌握酿酒技术这个问题,各种古书记载,说法很不统一。有的说远在黄帝时代,有的说远在尧、舜、禹时代——特别是禹时造酒的说法,比较普遍。《孟子》书中有“禹恶旨酒(美酒)”这样的句子;《吕氏春秋·勿躬篇》中有“仪狄作酒”这样的话,仪狄相传就是和禹同时的人;尤其在《战国策》一书中,把“禹恶旨酒”和“仪狄作酒”两件事,说得更加形象、具体。《战国策》说:“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遂疏仪狄,而绝旨酒。”黄帝、尧、舜、禹都是远古传说中的人物,具体离今多少年,不得而知。上述史实,其可信程度如何,当然值得研究。不过,这些传说可以说明,我国人民开始掌握酿酒技术为时必定很早。
在商朝甲骨文中,有不少关于商王用鬯(chàng)祭祀祖先的材料;鬯就是一种用黑小米酿成的香酒。《诗经》里有痛骂殷商贵族荒暴酗酒的篇章;《书经》里有周公告诫子孙不要学殷王乱喝酒的记载;在出土的殷代文物中,有很多爵、斝(jiǎ)、尊、卣(yǒu)、觚(gū)等青铜酒器。这一切,都可以作为这时期酿酒技术有了长足进步的佐证。
周朝设有“酒正”“浆人”“大酋”等专管酿造的酒官。同时在《周礼》书中,出现了“清酒”这样的名词。据学者研究,远古时期的人吃酒是“连酒糟一块儿吃的”;所谓“清酒”,大概是把糟粕除掉了的酒浆。这些事实,可以作为周朝时酿酒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的间接说明。
到春秋战国时,酒在各种祭祀、会盟、庆祝凯旋、接待使者等场合中,已经成了必不可少的东西。我们只要翻开《左传》《国语》《国策》《楚辞》等一类著作,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时,酒的酿造在数量上和技术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秦汉以后,酿酒已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手工业之一。据《汉书·武帝本纪》记载,天汉三年(前98),汉政府曾一度下令把酒划做国家的专卖物资之一,禁止民间私自酿造和买卖。这个措施,反映了酒的生产已成为当时国家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在经济上业已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酒是由碳水化合物经过发酵作用而成的。淀粉虽是最常见的碳水化合物,但却不能与酵母菌直接起作用,它必须经过水解作用变成麦芽糖或葡萄糖之后,才能发酵造酒。我们的祖先,在很远很远的古代,就发明了一种酒曲;用酒曲造酒,可以将淀粉的糖化和酒化两个步骤结合起来,同时进行。这在酿酒技术上,是一项极重要的发明。秦汉以来,我国的制曲技术,已有了很高的成就。大约在宋朝的时候,我国人民在发酵工艺方面又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就是红曲的发明。红曲可以制豆腐乳,做红酒,还可以作为烹调食物的调味品和食品的染色剂。制红曲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红曲是由一种高温菌——“红米霉”的作用产生的,而这种“红米霉”的繁殖很慢,它在自然界里很容易被繁殖迅速的其他霉类所压倒;所以红曲的发明,可以说是我国古代人民的一种天才创造。


酒曲的种类增多,酒的品种也随之增多。我国有不少驰名国外的名酒,如绍兴黄酒、贵州茅台酒、山西汾酒、四川大曲酒等。下面我们简略谈谈这几种名酒的历史。
绍兴黄酒是浙江绍兴的特产,它的种类很多,“摊饭酒”是其中的代表。“摊饭酒”一般称为“花雕”,含酒精在百分之十到十三。绍兴酒的历史据有人推测,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不过,可靠的说法还是公元6世纪初。梁元帝萧绎在他所著的《金楼子》一书中,曾叙述自己年轻时一面读书一面喝山阴甜酒的故事。那时的山阴就是现在的绍兴。
茅台酒、汾酒、大曲酒都是经过加热蒸馏而得出的蒸馏酒,一般统称为烧酒,或叫白干酒。烧酒的酒精含量一般都在百分之六十以上。我国烧酒酿造的历史的确切年代,由于目前资料不足,一时还很难考证。据研究化学史的学者讲,四川烧酒的出现,最晚可能在唐朝。其根据是唐朝诗人白居易和雍陶的诗里都提到了“烧酒”这样的字句。如白居易诗“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闻琥珀香”,雍陶诗“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等句便是。白居易这两句诗,是从他的四川忠州《荔枝楼对酒》诗里摘出来的,诗中所反映的情况,当然指的是四川。雍陶这两句诗,说的地点已经指明是成都,大曲酒的产地在泸州,泸州离成都并不太远。由此可见,远在唐朝的时候,在今四川地方,就能酿造像大曲酒那样的烧酒了。贵州的茅台酒可能是吸取四川烧酒的经验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历史比大曲酒应该晚不了多少。山西汾阳杏花村出产的汾酒,根据当地的传说,其历史之悠久,也可以上溯到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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