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89. 中信2019-2020社科精选 – 欧洲与中东的国家们（套装共7册）.epub

目录
罗马的复辟：帝国陨落之后的欧洲
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
敌人与邻居：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1917—2017
民族的重建：波兰、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1569—1999
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
虚构的以色列地：从圣地到祖国
高卢战记
版权页

目录
序言
第一部分 “对唯一的帝国的复制”
第1章 紫袍家族
《哥特史》
君士坦丁堡
辛吉度努姆
埃庇丹努斯
拉韦纳
第2章 紫袍哲学家
卡西奥多罗斯
作为罗马人的重要性
哥特史两千年
永远的奥古斯都
死在拉韦纳
哥特人的罗马帝国
第二部分 “多国的征服者”
第3章 “上帝所赐”
《秘史》
《查士丁尼民法大全》
尼卡暴动
到十里城及更远处
第4章 驶向拜占庭
哥特人的黄昏
天大的代价？
大象和黄金床
亚洲七城
遗产
第三部分 欧洲之父
第5章 公元800年的圣诞节
狮子（没有老虎）和熊
法兰克人的铁锤
查理曼的赠予
教宗利奥的危险
第6章 “中心无法维系”
教父（上）
“没有比这更惨烈的屠戮”
税收的终结
德意志第一帝国
欧洲的创生和帝国的灭亡

第四部分 复临
第7章 查理大帝和教宗利奥
皇帝和宗主教
国王和主教
教父（中）
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教？
第8章 教宗诞生：教宗的腾飞
打造教宗权威
淫妇政治
蛮族教宗
《不协调法典之协调》
后记 教父（下）
附录
注释
原始资料
参考文献
致谢

序言
公元476年9月4日或那天前后，意大利的罗马军队高级军官奥多亚塞（Odovacar）抓住并杀死了在位的西罗马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Romulus Augustulus，即“小奥古斯都”）的叔叔。7天前，奥多亚塞对罗慕路斯的父亲做了同样的事情。皇帝本人还是个孩子，他的父亲和叔叔一直在管理这个帝国。现在大权在握的奥多亚塞还算仁慈。罗慕路斯被送到坎帕尼亚的一个庄园，在那里度过余生。在欧洲历史进程上意义更大的是，奥多亚塞还敦促罗马元老院向在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皇帝芝诺（Zeno）派遣了使节，宣称：“我们不需要分裂的统治，一个共同的皇帝对（帝国东西部的）领土来说就足够了。”不久，又有一批使节向君士坦丁堡进献了西罗马皇帝的行头，包括皇帝的披风和皇冠。这套行头除了皇帝之外，任何人穿戴都会构成叛国罪。尽管奥多亚塞一直维护着芝诺拥有帝国主权的假象，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丝毫不想让君士坦丁堡干涉他现在统治的以意大利为基地的国家的事务。奥多亚塞的两批使节结束了罗马延续近750年的帝国传统。[1]
但是，奥多亚塞对奥古斯都路斯的废黜不过是最后的一击。在此前三代人的统治过程中，随着一场战略力量均势的非凡革命在整个欧洲展开，罗马帝国的西半部已在逐步消亡。除了非常早期的一些成功，如公元前3世纪攻占西西里岛，罗马帝国的大部分领土是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这两个世纪内获得的。这个时代，非地中海地区的欧洲大致分为三个地理区域，即西部和南部、中北部、北部和东部，每一个区域都有人类社会，这些社会的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在粮食生产、人口密度、经济复杂性、聚落规模和政治组织规模等方面，欧洲西部和南部的拉坦诺地区（La Tene）发展水平最高，而越是往东和往北的区域，发展水平就越低。在这至关重要的200年帝国建设中，罗马的地中海心脏地带提供了足够的经济和人口资源，再加上强大的军事组织，它征服了欧洲所有值得征服的地区。实际上，在战争结束后，只有西部和南部提供了足够的收入和战利品，来证明大规模的战役是值得的，而正是在其遥远的边境上，罗马军团停止了前进的脚步。
尽管如此，出于野心，罗马人还试图征服主要由讲日耳曼语的人控制的欧洲中部地区。人们通常认为，阿米尼乌斯（Arminius）于公元9年在条顿堡森林大败罗马军队，阻止了这一进程，但事实就比较乏味了。罗马人后来的进攻摧毁了阿米尼乌斯，让罗马最终止步于莱茵河而不是继续向东推进的，是帝国对成本收益的权衡。在第一个千年之初，中北部地区不值得花代价去征服，至于欧洲外围地区，即北部和东部这个第三区，甚至从未进入帝国的考虑范围。
然而，在接下来的400年里，尤其是由于与罗马帝国从经济到政治和文化模式的互动，这个中部地区的发展加速，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公元4世纪中叶，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加强，人口密度大幅增加，经济模式变得空前复杂。该区域整体的军事能力也有了显著的增长，这尤其要归功于使用罗马武器，区域政治结构也更加健全。但在该区域建立大型持久的国家仍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经济和行政基础仍然不能支持复杂的政治上层建筑，因此，罗马总体上保持着战略控制权。尽管如此，到了4世纪，帝国不得不小心地用“大棒”和“胡萝卜”一起来维护其边境安全，以管理一系列相当持久的中等附属国，这些附属国现在占据了边境之外的每一寸土地。中部地区小而分散的部落社会的旧秩序早已消失。虽然这些附属国可能并没有威胁到帝国的整体存在，但它们肯定拥有足够的政治和军事能力来制定自己的中长期政治议程。当条件对它们有利时（通常是在罗马与波斯交战时），它们甚至可以抵御罗马帝国支配中最具侵略性的方面，即对军事人力、粮食和原材料的不断要求，帝国有时还会要求允许基督教传教士自由活动。尽管转变后的中北部地区在政治上仍很分散，不会构成全面威胁，但罗马帝国原有的人口和经济优势大多已被这些革命性发展进程所破坏，而在500多年前，正是这种优势让罗马得以建立其欧洲帝国。[2]
我父亲是一名炸药专家，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危险物质打交道。他在早期受训时学到的一个基本的安全原则是，只要人类活动在什么地方制造了易燃的环境，“上帝（或者说某种意外）就会提供火花”。换句话说，要保证安全，就必须防止积累起燃烧条件，因为试图防止火花是完全不可能的。就欧洲历史而言，中北部地区的根本变革造成了一种高度易燃的政治局势，至少对罗马帝国的长期未来而言是如此，而“火花”最终以匈人的形式出现。从4世纪后期开始，匈人分两个阶段向欧洲的边缘地区扩张，将罗马帝国两个主要的附属群体从转变后的中北部地区（和其他更遥远地方的群体一起）赶到了帝国的领土上，第一个阶段是从375年至380年，第二个阶段是从405年至410年。第一个阶段正好是匈人占领黑海北面土地的时间，第二个阶段很可能是他们进一步向西渗透到匈牙利大平原的时间。罗马人（自然）对此很不满，大量卷入这些迁徙的人要么被杀，要么沦为奴隶。到了5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两个移民群体的幸存者（许多最初的参与者在中途丧命）已经在罗马帝国西部的土地上重组成两个新的混合群体，即西哥特人联盟和汪达尔人—阿兰人联盟，这两个群体比4世纪时边界另一边的任何群体都更大，也更加团结。每个联盟都由至少三个以前独立的主要军事力量组成，而且两个联盟都形成了更集中的领导结构。它们力量增强，可以更好地面对罗马人的还击，罗马世界的财富也比边疆之外更充足，新的统治家族因而有可能调动足够的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虽然这些移民最初的动机主要是逃离匈人的掠夺，但他们也一直想从罗马的财富中获益，他们的到来严重损害了帝国的生存能力。从根本上说，帝国的运作方式是对农业生产征税，为其专业军队和其他政府机构提供资金。这些新的移民联盟迫使西罗马承认自己对其部分领土的占领，从而大大减少了帝国的收入，并继而减少了帝国所能支持的军队的规模。其他没有直接受到匈人威胁的外来者很快就利用了这些税收损失带来的军事和政治紧缩，比如入侵不列颠南部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特别是在汪达尔人—阿兰人联盟于439年占领帝国西部最富裕的北非省份之后，罗马帝国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军队数量的减少意味着更多的领土损失，这些领土有的落到了原有的外来者群体（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阿兰人）手中，还有的落入新来者群体（如法兰克人）手中，帝国军事实力日渐衰落，新的群体也想来分一杯羹。
奥多亚塞的政变完成了这个帝国解体过程的最后仪式。他是来自原来中北部地区的最后一批难民中的一员。5世纪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由于阿提拉的匈人帝国在中欧瓦解之后发生的内讧，他们来到了罗马帝国的领土之上。奥多亚塞是希里人（Sciri）的王子，阿提拉的一个主要追随者的儿子，当他所在群体的独立地位被摧毁时，他被迫迁往意大利。他利用军队的不满发动政变，而这种不满是因为意大利内部缺乏支付士兵薪饷的资金。这种短缺是各省税收收入减少的直接结果，因为各省逐渐落入外来入侵者手中，这一过程构成了5世纪西罗马历史的核心叙事框架。支持意大利罗马军队的资金逐渐减少，奥多亚塞则正好受益于由此产生的动乱。匈人提供的“火种”引发了一场战略爆炸，将欧洲中北部的大量军事力量推到了罗马的土地上，削弱了西罗马对其领土的控制。[3]
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些政治上相当团结的军事力量来自帝国边界之外，其领导者现在成为西罗马故地大部分地区的支配者。除奥多亚塞外，盎格鲁—撒克逊的国王控制了不列颠中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法兰克国王控制了高卢北部和东部，西哥特国王控制了高卢西南部和西班牙，勃艮第王朝控制了罗讷河谷，罗马北非最富饶的土地则掌握在汪达尔哈斯丁（Hasding）王朝手中。基督诞生时还在欧洲中北部地区的一些群体，如今在罗马土地上发起了一场巨大的革命，以一系列的继承国取代了原来的单一帝国。
公元476年之后的一个世纪左右，中部地区也发生了一场同样意义深远的革命（尽管记录要少得多），欧洲北部和东部这个原来的第三区中讲斯拉夫语的群体兴起，在中欧和东欧的大部分地区崭露头角。相关故事无法详细再现，不过有足够迹象表明斯拉夫欧洲的建立是一系列复杂、多样和旷日持久的过程的综合结果，而不是一场突然的革命。然而，它确实清楚地表明，必须将西罗马的解体视为整个欧洲战略力量平衡全面调整的一部分，就像在我们这个时代，随着近东、亚洲和一些南方经济体大规模扩张的区域和全球政治后果显现，力量平衡也出现了变化一样。[4]
但是，在所有这些重组的过程中，罗马帝国的概念不仅没有消亡，还存续了很久。在500年的辉煌历史（相比之下，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只持续了不到一个世纪）之后，这或许并不出人意料。西罗马的超级帝国可能已经消失，但在它的许多（尽管不是全部）原有领土之上，帝国虽然衰落，许多行省的人口却未受影响，社会、经济、法律和文化结构也完好无损。在这些群体中，罗马的观念乃至一些行政机构依然很活跃。事实上，那些摧毁了罗马帝国的外来者也并非对罗马的一切都怀有极大的敌意，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罗马帝国原来的附属，并没有打着反对帝国的旗号蚕食罗马帝国的领土。长期以来，他们一直习惯于在罗马的总体框架内运作，尤其是后继国家的新领导人，他们试图从崩溃的混乱中创造一个新的秩序时，可以从罗马政府、社会和文化结构中找到很多对他们有用的东西。
本书是《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的续作，从奥多亚塞派使团把西罗马皇帝的行头送到君士坦丁堡这一重要事件说起，讲述了三个试图复兴西欧罗马遗产的帝国觊觎者的故事，他们分别是狄奥多里克、查士丁尼和查理曼。他们三人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他们来自完全不同的背景，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依靠不同的权力基础，各自恢复了原来罗马帝国西部的不少做法，从而对西罗马皇帝的头衔提出了似乎合理的主张。
但即使他们成就了非凡的事业，整个欧洲大地上的普遍生活模式仍在继续脱离基督诞生时的那种三速模式。因此，虽然这些帝国觊觎者本身都很成功，但公元第一千年后半叶的情况越来越不利于维持像此前500多年的西罗马那样持久的帝国结构。最终事实证明，只有当来自罗马人一度视为完全野蛮地区的“新鲜血液”使用一些罗马帝国的手段来创造一个全新的帝国时，才有可能在真正罗马帝国的规模上恢复稳定的帝国权力。通过在11世纪重塑教宗制度，欧洲的蛮族人找到了建立一个新罗马帝国的方法，而这个帝国已延续了1 000年。
[1]当然，罗马帝国延续了多久，取决于怎么算。我把罗马帝国的建立时间定在罗马首次征服意大利本土之外地区（征服西西里）的时候。引文来自Malchus fr.14，trans. Blockley (1983)，410。
[2]对这些关键转变的更详细讨论见Heather (2005)第三章；Heather (2009)，cc. 2–3对该图景依据的许多不同

研究做了全面概览。
[3]这是对所发生事件的简要总结，我的《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Heather 2005）一书里有丰富得多的细节。
[4]关于重绘中欧和东欧版图的所谓欧洲斯拉夫化，见Heather (2009)，特别是第7—8章，书中也全面列出了上述图景所依据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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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代序 阿拉伯“革命”的幻象
第一部分 分析与解构各国的“革命”
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缘由和目的
突尼斯：再伊斯兰化的实验室
利比亚：前途未卜
利比亚：西方同伊斯兰主义者的临时联盟
“清除”卡扎菲的真正原因
“埃及之春”的起源与现实
叙利亚：人为的黎巴嫩化
附件1 会见人员名单
附件2 部分历史参考资料
叙利亚：牌局内幕
巴林：改革以保持平衡
第二部分 外国参与者的主要角色
美国、石油君主国和阿拉伯“革命”
“阿拉伯之春”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非政府组织对“阿拉伯之春”的影响
阿拉伯“革命”中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交网站
“危机弧”与媒体：媒体对“阿拉伯之春”的解读
第三部分 “阿拉伯之春”的国际影响
利比亚危机对马里北部安全局势的影响
重提“撒哈拉身份认同”问题：“阿拉伯之春”的次效应
走出萨赫勒危机：应重建法国与阿尔及利亚关系
“基地”组织：阿拉伯“革命”的大赢家
从“阿拉伯之春”到“伊斯兰之冬”
作者简介
法国情报研究中心简介
国际恐怖主义研究与受害者援助中心简介

代序
阿拉伯“革命”的幻象
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一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亚伯拉罕·林肯
从2011年隆冬开始，民众抗议运动自北非起，波及近东和中东部分国家，这也折射出民众对民主的渴望，对独裁腐朽、任人唯亲政权的厌恶。抗议运动引发一系列政权倒台，结束了21世纪的民众无法再容忍的一些状态。
大部分国际舆论认为，这似乎是“阿拉伯之春”及诸多“革命”的丰功伟绩。但是，这似乎结局圆满的故事以及英雄与烈士背后，却隐藏着迥异的现实。这一点，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及时地看出来，并且勇于向世人揭示。
其实，“阿拉伯之春”的故事是彻头彻尾的大骗局。其情节的设置、演员的选择与场面的调度，堪比好莱坞大师级编剧和导演的作品。在整个事件中，那些才华横溢的煽动者向当地民众和境外观察家奉献了一台让他们自己在好几个月里一直屏气凝神的大戏。在戏中，情节的起伏仿佛均是天意，结局看上去也很美好……至少，时至今日仍然如此。
只不过，这一切仅仅是由几个不择手段的政治化装师操刀的“蒙太奇”。绝大多数人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这场大戏，对自己是第一批被操控者这一点浑然不觉。这场闹剧的“目标大众”既有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也有走上街头的抗议者。行动空前成功，超出了设计者的预期。听风便是雨的抗议者们确信，自始至终他们自己是发起者，掌握着自己的命运。然而，他们的命运却完全由不得自己，此可谓全面幻觉。
席卷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风波爆发18个月后，我们已经可以更清晰地辨别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这部故事片的演员、编剧、导演和制片人。但很多人当时甚至现在仍然对该片深信不疑。
经深入分析，我们捋出四大因素，让我们摒除人为制造出来的强加给我们的观点来认识现象背后的本质。这四个因素是：社会不满确实存在，但被利用；境外势力指引、导演了“革命”，以便推进其国家利益；运用了屡试不爽的操纵乌合之众和颠覆政权的技术；恶果已经产生，后遗症日益显现。
发生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一系列事件是真真切切的“傻子革命”，梅兹里·哈达德说得更好，称这是“招摇撞骗”。我们最好仅限于谈论“阿拉伯之春”而不是什么“革命”，这种说法丝毫不会影响民众切身感受到的挫败感及其抗争的能量。
社会不满确实存在，但被利用
正如所有完美的毒化运动一样，起初确实存在一个无法辩驳的事实，并据此来制造“蒙太奇”。这个事实就是专制腐朽、任人唯亲的政权在民主演进进程中裹足不前，致使民众极度不满，民众渴望有更多自由；面对经济困境，他们饱受挫折。但此现象并非始于2011年。
近20年来，北非、中东国家屡发民众或学生抗议事件，每次都被军队、警察镇压下去。而国际媒体几乎保持缄默。
数年来，突尼斯就时常爆发抗议运动。《中东》杂志2011年4—6月刊中文章称，“2008年起在中西部矿藏丰富的加夫萨盆地的一些赤贫地区，2009年在该国东南部的本盖尔丹地区，2010年12月在以农业为主的西迪布济德地区及在中西部的卡塞林地区都爆发过起义”。[1]运动的规模和持续时间在本·阿里的专制统治下史无前例。这些运动的起因是民众对腐败和失业问题不满。
我们注意到，突尼斯总统本·阿里罹患癌症，几乎没有精力问政，也未解决继任者问题，数年来一直是其妻子莱拉·特拉布勒西这个危险人物在领导突尼斯。特拉布勒西家族贪得无厌，不少企业家不得不“出让”自家生意以求平安，这令该国的政经两界精英早已无法忍受（2010年初，就有传言称即将发生军事政变）。民众也忍受不了，特别是在突尼斯经济增长乏力之时。然而，他们表达不满的行动几乎是无组织的，与反对党和工会（亲政权的突尼斯劳动者总联盟，UGTT）脱节。虽然此时整个国家正经历经济困难，但与媒体所描述的灾难性场景也相去甚远。就北非地区经济形势而言，突尼斯是最好的地区之一。
埃及的经济、社会问题比突尼斯更加严重。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最初的10年，埃及进行的宏观经济调整曾引发多次罢工、抗议，而当时境外媒体并未关心。[2]

特别是2004年启动私有化之时，埃及也曾经历了一段抗议高发期，显露出社会运动的苗头。那时抗议的诉求涉及穆巴拉克家族腐败、私吞国财等问题。2008年，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大迈哈莱的纺织厂工人开展抗议活动，他们首次与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联合行动，随后成立了两个独立工会，有7万成员。[3]但这次抗议风潮与此前一样，因组织不力而惨遭镇压。
因此，2011年之前，在这两个国家，“抗议只是地区性、行业性的，是孤立的，只要当局予以镇压或适当妥协，就能把这些零星爆发的运动拖死”。
2010年冬天和2011年春天发生的事件，可视为这些抗议运动的延续。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抗议运动表现出令人刮目相看的组织能力，汇集了不同阶层，而他们以前从未统一行动过，有的甚至都没有上街抗议过。2011年抗议运动动员的人数之多，组织之井然有序，这也是前些年无法相比的。
此次抗议运动还有一个不同之处是，军队首次未与警察共进退，拒绝对民众实施镇压（突尼斯和埃及都一样）。此后，抗议运动如火如荼，引起了国际媒体的注意。
此次抗议运动还有一点很重要，即爆发运动的前几周，这两个国家的军方最高层均赴华盛顿，显然，后者为前者搞颠覆行动开了绿灯。两国的军人已不能再忍受当权者小圈子的巧取豪夺：在突尼斯，特拉布勒西家族的鲸吞行为已严重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在埃及，美国提供的国防预算援助越来越多地被穆巴拉克集团挪作私用。军方领导人决定采取行动。但是，因为五角大楼是这两国军队的主要金主，所以军方在取得大金主首肯前是不肯行动的。因此，这些阿拉伯“革命”归根结底只能说是静悄悄的军事政变，在很大程度上隐藏在被引导的民众起义的幕后。
在埃及，军队完美地控制着运动。所有抗议运动都在解放广场及其周边、在全世界的相机镜头前展开，没有一次真正失控。埃及有着强大的伊斯兰势力和反以色列情感，在解放广场的抗议运动中，却听不到一句反以的口号。这显然是一场有管控的“革命”。如果是一场真正自发的运动，绝对不会不揭露《戴维营协议》的内容，民众也不会不去加沙边界，让“国门大开”。
还应注意的是，对于那些有军队效忠的政权，和平“革命”注定是失败的。巴林是如此，其王室调动军队向抗议人群开火，当武力镇压不再管用之时，又求助于沙特阿拉伯军队。也门和叙利亚是如此，利比亚也是如此，只是那里的民众运动迅速演变为武装暴动。
与突尼斯和埃及不同，利比亚没有社会和经济难题。其经济充满了活力，民众享受着部分石油收入的再分配，虽然不是平均分配，却是实实在在的分配。还有350万国外劳动力为利比亚经济发展出力。当然，无人否认1969年以来就应予以挞伐的卡扎菲独裁统治的性质。面对如此情势，没有什么比民众渴望更多自由民主更合理合法的了。然而，起义的爆发点却是在其他地方：该国东部昔兰尼加的部落40多年来一直不服从的黎波里政权，经常发动针对卡扎菲的起义或未遂政变。通过研究，我们可以确定，利比亚“革命”的原因，既不是搞民主，也不是解决（并不存在的）经济难题，而是东部的武装意欲复仇和分立。2011年利比亚东部部落的起义与海外利比亚人的行动汇合，后者是由华盛顿和所谓促进人权的非政府组织支持的民主活动，这些活动分子借着“阿拉伯之春”的东风，为起义者获得国际支持提供了极大便利。
叙利亚的事件远非一场全面起义。该国有一批由世俗派、民主派组成的精英，他们长期以来反对政府，但也只是要求改革，不是要革命。他们完全拒绝像其他“阿拉伯之春”国家那样在伊斯兰极端分子和外国势力影响下爆发混乱不堪的“革命”。叙利亚的少数族群很多，他们和大城市里的逊尼派资产阶级和军人一样，惧怕伊斯兰主义者上台，因此比较效忠现政权。[4]虽然巴沙尔政权并不符合西方民主的标准，但巴沙尔不是一些媒体所描述的暴君独裁者，他甚至还试图搞自由化，虽然持续时间不长。叙利亚“革命”已持续了18个月。其根源，与其说是国内反对派的最初行动（他们更多求助于非暴力运动，而非城市恐怖主义），不如说是境外的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及“叙利亚全国委员会”的协同行动。
因此，通过对一系列事件及其演进和结果进行深入研究，可以说，无论哪个国家，用“革命”一词来概括其抗议运动的性质皆有不妥。1979年的伊朗和1991年的苏联经历了真正的革命，人物、机构、内部关系、国际关系等一切都改变了，国运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阿拉伯之春”中的众多事件可都不是这样。
2011年春，在埃及，参谋总长和旧政权的情报部门首脑组成的新班子接替穆巴拉克掌权。一开始，统治阶层甚至没有一点变化，直到2012年年中举行总统选举，穆兄会候选人穆尔西当选。“新团队”（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甫一处理政务，便立即重申要遵守之前签订的国际承诺，包括被相当一部分埃及民众仇视的《戴维营协议》。这看似是好消息，也仅仅只是继承中的小变化。而“新政权”掌权后，立即向其国际“赞助商”做出保证。
因此，对某些国家而言，阿拉伯“革命”的结果只是换了领导阶层，而新领导层在华盛顿的首肯下，搞了… …

目录
前言
引言
叙事与历史
交会的事实
受害者……和受害者
第一章 1917
被青睐的城市
各执己见
命运的路标
第二章 1882—1917
爱锡安者
邻居
没有看见的问题？
“不是无人之地”
仇恨依然存在
第三章 1917—1929
“巴勒斯坦人的典型”
不满、宣传和不安
委任统治的过渡
劳动节
逐渐模糊的差异
“没有共同语言”
前往西墙
希伯伦大屠杀
互为仇雠
第四章 1929—1936
“强加给巴勒斯坦的苦难”
犹太复国主义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以牙还牙
第五章 1936—1939
起义
定义动乱
无法控制的纷争，水火不容的愿望
镇压与约束
皮尔第二
既成事实
圣詹姆斯会议上的“慕尼黑阴谋”
第六章 1939—1945
战火中的巴勒斯坦

选边站队
不存在的阿拉伯人
知己知彼
第七章 1945—1949
第一枪
准备战斗
决定性的一年
达莱特“防御”计划？
侵略，独立，浩劫
第三阶段
第八章 1949—1953
何为灾难
一去不返
“被打败的民族中被打败的少数”
巴勒斯坦被纳入以色列
名字的内涵
中东唯一的民主制
渗透者和驱逐
第九章 1953—1958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战斗”
苏伊士的第二轮较量
纳赛尔，纳克巴，拿撒勒
普遍消极抵抗
第十章 1958—1967
第一个十年
少数人的权利，以色列的过错
四海飘零
法塔赫诞生
走进巴解组织
战争倒计时
第十一章 1967
胜利的受害者
木已成舟
亲密接触
恢复正常？
新希望？
开放桥梁
重聚
后裔归来
被诅咒的赐福

第十二章 1968—1972
落地生根
反抗与反馈
成本与收益
无情的加沙
在约旦的对抗
在黎巴嫩及其他地方的对抗
以色列的调适
第十三章 1973—1977
以色列地震，巴勒斯坦前进
赞成改变
土地与荣誉
鹰派的时代
更多的“以伦摩利”
这片土地是我们的土地
第十四章 1977—1981
耶路撒冷之行
自治与注意力转移
“消灭蚊子的权力”
又是贝京
单调的日常
第十五章 1982—1987
通往贝鲁特之路
为巴勒斯坦加油
里根有个计划
“男人工厂”
当占领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约旦选项”？
第十六章 1987
“头二十年”
加沙最先
引领之词
石之子
惊人的事实
长臂管辖，长串子弹
一个国家诞生了
走进哈马斯
第十七章 1988—1990
拉长绳索
打破恐惧的藩篱

“现在就和平”？
第十八章 1990—1991
误会重重的海湾地区
进入萨达姆时代
谢里夫圣所的流血事件
新的世界秩序？
马德里的会议
第十九章 1992—1994
拉宾归来
厚望与鸿沟
走向奥斯陆
草坪上的握手
与敌共舞
回归
第二十章 1995—1999
和平刺客
定居恩怨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与以色列人的权力
哈马斯卷土重来
进入“比比”时代
伙伴还是敌人？
出卖巴勒斯坦？
不确定的好处
第二十一章 1999—2000
“安全先生”——“马克Ⅱ型”
抵抗有用
戴维营，又来了
沙龙造访
阿克萨因提法达
第二十二章 2000—2002
“让以色列国防军获胜”
武装因提法达
“阿拉法特就是我们的本·拉登”
“防御之盾”
令人盲目的暴力
以墙相隔
第二十三章 2003—2006
围困
撤离
大家长之死

拉姆安拉的不满
大众抵抗运动
展望未来？
第二十四章 2006—2009
“恐怖不息，战斗不止”
黎巴嫩，再来一次
“哈马斯坦”
通往安纳波利斯之路
阿巴斯与奥尔默特会谈
“铸铅行动”
第二十五章 2009—2014
“积极进取”的外交2
“无法容忍”的占领
巴勒斯坦之冬
井底之蛙
和平的障碍
建设耶路撒冷
伊朗人转移了注意力
临渊
“修剪加沙的草坪”
“死在镜头下”
第二十六章 2015—2017
百年战争
向右转
挥刀起义
携手
尾声
一国方案，两国方案，无国方案
双民族还是一拍两散？
“防特朗普”的和平？
致谢
部分参考书目

前言
周年纪念日是庆祝、哀悼、纪念、复述和反思的时机。在1917年11月英国政府《贝尔福宣言》发表一百周年、1967年6月中东战争（“六日战争”）五十周年之际，本书计划回顾巴以冲突史上的重大事件。后文描述的其他重大事件发生于（或许是巧合，除非大约每个十年的第七年都有某种神秘的超自然特质）1897年、1937年、1947年、1977年、1987年和2007年。《敌人与邻居——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1917—2017》从19世纪80年代早期巴勒斯坦第一批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点建立讲起，当时的巴勒斯坦由奥斯曼帝国的几个行省组成，然后按时间顺序讲述，直至今时今日，并涉及不同主题。我希望，这本基于最新研究的长篇概述，能将人们普遍认为世界上最棘手、最引发争议的冲突，从大局纵览引入清晰聚焦。它试图从双方的视角讲述双方的故事，以及它们彼此之间命运的纠葛。
本书难免要将动乱、暴力与和平倡议当作里程碑。但是，过于集中地关注战争、外交或恐怖主义，就会忽视普通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在实际生活中的相互遭遇和对抗——在前线、难民营、检查站，以及在日常生活、语言和文化等方面。伦敦和华盛顿，以及安曼、贝鲁特、开罗和大马士革的政治家、战略家和士兵在这场大戏中各司其职，但本书更侧重于书写耶路撒冷、雅法、拉姆安拉（Ramallah）、特拉维夫、海法、纳布卢斯（Nablus）、希伯伦（Hebron，又名哈利勒）和加沙以及它们周围充满争议的景象。
深层的结构、态度和惯例与从它们当中爆发的无穷无尽的“有新闻价值”之事同样重要：这是我作为记者兼历史学家从工作中得出的结论。重要的主题包括1948年以前建立的独立自治的犹太社会和经济体，以及尤为重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阿拉伯人的反对——在我看来，阿拉伯人早就表示反对了，比人们通常以为的要早得多。其他重点主题还有：巴勒斯坦人的逃亡、被驱逐和被剥夺，以及随后回归家园的渴望；1967年战争的巨大影响；犹太定居点在当年所占领土上的稳步扩张；两次因提法达（intifada，即起义）背后的驱动力，以色列的右翼倾向，巴勒斯坦人伊斯兰主义观念的崛起，双方的严重不对等，两国解决冲突方案的逐渐破产，以及这对未来可能造成的影响。
本书将密切关注经常被忽略或事后才被人想起的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因为他们从1948年至今的独特境遇提供了重要的视野，还因为他们在时常完全无视对方的两个民族间形成了微薄的人际联系。贯穿本书的主思路，就是从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到唐纳德·特朗普时代，他们之间陷入困局的关系。
巴以冲突有资格被称为地球上得到最仔细研究的问题。“大量”甚至不足以形容它浩如烟海的资料的一角。资料的范围和深度反映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复杂性和争议性。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我开始研究英国委任统治时期时，它就已经是一片被深耕细作的土地。现在，表层土壤已经消失了，大批研究人员正在搬动下面裸露出来的岩石。
本书面向普通读者。将它保持在可读的长度，意味着必须在整个过程中做出选择，包括要覆盖哪些内容，又要舍弃哪些内容。它基于现有学术成果和二手资料的综合：涵盖整个135年历史的一手研究远远超出任何一位作者的能力。《巴勒斯坦研究》（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以色列研究》（Israel Studies）和《耶路撒冷季刊》（Jerusalem Quarterly）等专业出版物都是至关重要的资源。最初用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出版的现代材料很快就能译成英文，但重要的旧材料还没有翻译。
相关学术兴趣已经大大增加，且与政治立场息息相关。英美的几所大学现在已有专门（和独立）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研究中心。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定居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的范式有助于理解巴以冲突的基本情况，该范式基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南非的经验，认为当地人口是被欧洲人替换而不是被欧洲人剥削。然而，这种进路难以涵盖犹太人与“以色列地”（Eretz Yisrael）的宗教民族联系，这是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和以色列人身份认同的关键。从伊拉克、摩洛哥以及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其他地方来到以色列的米兹拉希（Mizrahi，东部或东方的）犹太人是另一个特殊元素，在别处没有与之高度相似的情况。这场当代的激烈辩论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双方看待冲突的方式：人们常说，犹太复国主义者倾向于探讨他们移民巴勒斯坦的意图；阿拉伯人则侧重于结果，尤其是，用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话来说，“他们的领土被外人定居”的结果。[1]
人类学和民族志研究能够传达记忆中的经历，价值极高。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和文化研究也都能丰富理解，尽管这些学科往往大量使用术语。我个人非常喜欢一篇名为《非人类流亡者的收集：特拉维夫动物园如何创造动物藏品，1938—1948年》的文章——在探讨国家形成过程中文化方面的研究中，这一篇的角度不同寻常。[2]
新闻报道仍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初稿”，有时能与后来精雕细刻的版本惊人地接近。可以说，我在第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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