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71. 屠格涅夫文集：全6册.epub

总序
这套屠格涅夫文集共六卷，分别收辑作者的主要特写、小说、散文诗、文论和回忆录。他五十载笔耕的结晶，基本上都在这里了。
屠格涅夫开笔甚早，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念大学的时候起，便断断续续写作诗歌、小说、戏剧和评论，又凭借其外语优势，译出《奥赛罗》、《李尔王》、《曼弗雷德》等西方名著。但直到一八四七年《猎人笔记》中的《霍里和卡利内奇》诸篇面世，他才开始蜚声文坛。
《猎人笔记》总共包括二十五篇特写，大都作于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全书以俄罗斯中部的山川风物为背景，通过作者游猎期间的见闻感悟，参照他那暴戾的母亲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广泛描绘了农奴和地主的群像与生活。俄国农奴制产生于十五世纪末叶，到十八世纪下半期还处于鼎盛阶段，其后虽趋于败落，却仍然同专制政体沆瀣一气，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这个制度下的农民，其地位和境况类似当时的美国黑奴，因此别林斯基称之为“白皮肤的黑人”（《给果戈理的信》）。《猎人笔记》中的《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莓泉》、《利哥夫》、《总管》、《孤狼》等篇，就是这方面的真实写照。然而作者却从农民的卑微的外表下，敏锐地发现了淳朴善良、聪明机智、巨大的潜力和细腻的感情，他们应该堂堂正正地享有人的尊严和权利。《霍里和卡利内奇》、《歌手》和《活尸》都塑造了这样的生动形象。农家小孩更是招人疼爱。《白净草原》描写他们在夏夜的田野上放牧马群时围着篝火，用各具特色的语言，讲述家神、人鱼、林妖、水怪、神通广大的“特里什卡”以及其他的民间传说，充分显示了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和表达力。同时，这些孩子，特别是帕夫卢沙，不仅善于谈神说怪，而且机灵勇敢，具有一定的生活知识，能够处理实际事务。可是他们的才具得不到正常的培养和发展，以至逐渐萎缩，甚而被摧残和埋没了。
总的来说，屠格涅夫表现农民对压迫者的不满和抗争时比较含蓄，不写暴烈的行动，不用慷慨激昂或尖酸辛辣的词句，这不仅出于书刊审查上的顾虑，也符合作者的气质和风格。但这种笔法并未削弱作品对农奴制和统治者的震撼力。一八五二年官府借口他发表一篇悼念果戈理的文章，将他放逐一年半之久，正是这震撼力的反证。
长篇小说历来是俄国文学家族的骄子。屠格涅夫继《猎人笔记》之后，也在这个领域大显身手，于一八五六至一八七七年间依次推出《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和《处女地》。在这六部有连续性的小说里，他像编年史家一样，忠实地记述了将近半个世纪内俄国社会的思想探索的历程、相继更迭的人物和事件：三四十年代的理想主义者，贵族对解放运动的领导权的结束，平民知识分子的崛起和壮大，七十年代民粹派“到民间去”的浪潮。这几部作品都提出了当时的迫切问题，在评论界和读者中引发过热烈的讨论与争辩。
《罗亭》脱稿于一八五五年，次年初由《现代人》杂志发表。主人公罗亭是三四十年代俄国贵族知识分子中“多余的人”之一，早年曾积极参加莫斯科大学生自学小组的活动，潜心黑格尔哲学，继而负笈德国深造，立志要干一番事业。回国后他一度出任公职，但在本书里露面时已经引退，进入中年了。
罗亭能言善辩，他一来到贵妇拉松斯卡娅家，立刻凭着有力的论据、精妙的辞藻、生动的形象和比喻、对科学和真理的坚定信念，时而概括，时而引申，毫不费力便征服了所有的听众，包括主人的女儿娜塔利娅。过了不久，他郑重地向娜塔利娅表白了爱慕之意，并且获得深情的回应，可是遭到她母亲的严厉拒绝。他不仅无条件地表示退缩和屈服，甚至诿过于她：“胆怯的是您，不是我！”娜塔利娅这才知道，“语言的巨人”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多年以后罗亭回顾他一生走过的道路时，也承认自己柔弱寡断，言行脱节：“空话，全是空话！没有行动！”通过爱情来显示这种阴盛阳衰的性格反差，构成了屠格涅夫许多小说的共同特色。不过，罗亭主要是个宣传家，对于宣传家，语言就是行动。罗亭的严厉批评者列日涅夫也认定：“说一句好的话——这也算行动啊。”把理想和信念带给青年，成为罗亭的启蒙活动的重要内容。
其实罗亭并未满足于坐而论道。他曾经风尘仆仆地四处奔波，改良农田，疏浚河道，革新教育，但尼古拉一世时代那个窒息人才的社会环境不容许他发挥所长，“我刚得到一个固定的位置，刚有个落脚点，命运马上就跑来把我推开……”他落得一事无成，最后才算有机会献身于一八四八年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为坎坷的一生划上了差强人意的句号。
《罗亭》在艺术上可以作为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的范例：主题单纯，人物不多，结构紧凑，情节不蔓不枝，既没有连篇累牍的议论，心理描写也简明扼要，一切都显得朴素自然而又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罗亭》问世不久，屠格涅夫开始构思《贵族之家》。书稿于一八五八年杀青，次年初仍由《现代人》刊出。在他的六大小说中，本篇引发争议最少，受到赞扬最多，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得力于它那哀婉动人的情节：拉夫列茨基夫妇携幼女出国，寄寓巴黎。他在大学进修，妻子瓦尔瓦拉则热中交际，恣情风月，移居巴登—巴登后更是闹得沸沸扬扬。拉夫列茨基不得不同她分手，只身回国，打算专心重振家业。这时传来妻子亡故的消息，他信以为真，决计向一位远亲丽莎求婚。不料瓦尔瓦拉母女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只好舍弃刚刚获得的幸福，勉强恢复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丽莎无奈，悄然进了修道院。
《贵族之家》的故事发生于一八四二至一八五○年，在时间上同《罗亭》的情节相近，主题仍是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的命运。当时，三十年代莫斯科大学生的小组活动早就结束，原先稚嫩的理想主义者们已变为成人，由于对祖国前途的评估不同，他们分成互相对立的两派，即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西欧派，和强调俄国的特殊性、赞赏彼得大帝以前的农业社会的斯拉夫派。拉夫列茨基倾向斯拉夫主义，归国时希望下乡务农。他愿意接近人民，承认人民当中有真理，并同丽莎家的朋友、迷信西欧的俗吏潘辛多次展开争辩，将对手的论点一一攻破。但拉夫列茨基所隶属的贵族阶级正处于没落阶段，他想有所作为，却难以克服冷漠懒散的旧作风，更无力反对丽莎的宗教信仰和社会上的陈规惯例，化解不了爱情的要求同作为丈夫和父亲的道德义务之间的冲突。他终于也像丽莎一样陷入宿命论，自认不配享受幸福。直到几年之后，他才真正振作起来，学会经营田地。不过毕竟青春已逝，来日无多，只能为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祝福了。
丽莎为人严肃稳重，性格内向，同瓦尔瓦拉适成对照。她才智平平，却有自己的见地，同情拉夫列茨基对潘辛的批驳。她从小虔心奉教，相信爱一个已婚男子是罪孽，瓦尔瓦拉的归来就是上帝对她的惩罚，必须通过祈祷求得赦免。归根结柢，幸福并非由人，而是由上帝主宰的。虽则她对尘世不无留恋，仍决定前往一个最偏远的地方与圣像青灯为伴，消磨余生。
一八五九年，屠格涅夫在《贵族之家》以后，创作了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前夜》，次年初交保守政论家卡特科夫所编刊物《俄国导报》分两期连载。
在《贵族之家》的“尾声”中，拉夫列茨基感到自己及其同辈的时代已成过去，因而语重心长地寄希望于下一代。但屠格涅夫很快就看出，要推进社会事业，“必须有一批自觉的英雄人物”（致伊·阿克萨科夫信），于是他把目光从贵族阶级转向新兴的平民知识分子，即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对人才的广泛需求，由僧侣、商人、小市民和小官吏等家庭出身的大批脑力劳动者。《前夜》和后继的《父与子》中都写了这种“新人”。
《前夜》男主人公英沙罗夫是莫斯科一名大学生，来自土耳其人霸占下的保加利亚。他的父母遭侵略者杀害，他为了洗雪国耻家仇，投身解放事业，被判极刑，负伤逃往莫斯科就读。一八五三年，俄国政府以保护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为由，对土开战。英沙罗夫和他的战友企图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回国举事，不料他在新婚的俄罗斯妻子叶连娜陪同下路过威尼斯时因病夭殇，未能如愿。英沙罗夫明显高于罗亭和拉夫列茨基。他不尚空谈，而又胸怀大志，讲求实际，却并不褊狭；穷得几乎像乞丐，可是内心充实丰富。他只有一个目标：为苦难中的祖国效力。他虽然属保加利亚籍，其实体现了俄国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的许多本质特点。
屠格涅夫清楚地意识到“新人”平民知识分子必将取代贵族，但他反对他们激进的政治、哲学和审美观点，只赞成自上而下的渐进改良。因此他讳言当时国内社会革命形势，却瞩目于域外的民族解放斗争，强调举国一致抵御外侮，而淡化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其关键便在作者同“新人”的思想分歧。当杜勃罗留波夫在《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一文中呼唤“俄国的英沙罗夫”，希望他们奋起抗击“国内的土耳其人”即专制农奴制的维护者时，立刻激怒了屠格涅夫。[1]
即使就民族解放斗争来说，作者也没有叙述英沙罗夫的具体活动，因为这对于他是一个过于陌生也过于困难的课题。他让主人公未及出师便赍志而殁，这当然有损于其形象的生动性。
相比之下，女主人公叶连娜的面貌倒是显得鲜明些。她对积极行动的憧憬和对贵族家庭的背叛使她不仅同丽莎迥然异趣，也决非那位可以傲视罗亭、最后却甘心下嫁一个碌碌无为的绅士的娜塔利娅所能望其项背。叶连娜在英沙罗夫卧病威尼斯时固然有些宿命的想法，但她遭到丧夫的沉重打击之后仍旧坚强地忠于他的遗志，决心以护士身份参加保加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成为俄罗斯文学中最可敬的女性人物之一。
《前夜》面世前后，要求农奴制改革的呼声愈来愈高，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同自由主义贵族在改革的方法和道路问题上的分歧也愈来愈尖锐，而作为双方论争和社会关注的焦点的农民，在一八六一年改革中受骗后，更接二连三地掀起了暴动的浪潮。正是在这种爆炸性的局势下，屠格涅夫于一八六○至一八六二年间创作了他的影响最大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仍交《俄国导报》刊行。
作品名叫《父与子》，着重描叙的却不是父子之间，而是自由派贵族帕维尔·基尔萨诺夫同家道小康的医科大学生巴扎罗夫之间的冲突。帕维尔在辩论时抵挡不住巴扎罗夫的凌厉攻势，被迫节节败退；后来又在同巴扎罗夫决斗中出乖露丑，自取其辱。正如一八六二年屠格涅夫给赫尔岑的一封信上所说，“这是民主对贵族的胜利”。但帕维尔们并非等闲之辈，他们是“贵族中优秀的代表人物”（同年致斯卢切夫斯基信）。帕维尔的失败不能全由他本人负责，根源在于他所隶属的阶级大势已去，非个别佼佼者所能挽回。屠格涅夫意在证明：佼佼者尚且如此，其他贵族更不在话下。因此，致斯氏信又宣称：“我这整个小说都是针对作为先进阶级的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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