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它是用黑绒布制成，才被称为铁面罩……
要塞已经被19世纪的军事设施弄得面目全非，但它巍然屹立。从戛纳港用20分钟来到这里的每一条小艇，均给圣·玛格丽特岛带来一群心情激荡的游客。旅行当然是令人心旷神怡的。但是，进行此次旅行的大部分人均声称只为了一个目的：参观铁面人的牢房。
他们并没有失望。一个长了满腮胡子、贫嘴的看守员把他们带进一个走廊，那走廊呈拱形，令人望而生畏。走进一个低矮的门，这就算到了。房间很小，房顶比一般人预计的要高。房间北方临海，在高墙里开凿的唯一的窟窿透进了光亮，而且这扇小窗户又被用距离相等的三根铁条封起来。
看守员面带得意神情，先让游客们尽情追溯对亚历山大·仲马的回忆和体验身临其境的激情，之后，他才庄严地说：
“有名的铁面人当年就关押在这里。换句话说，也就是路易十四国王的亲兄弟!”
在听众中间，人们纷纷点头，表示同意。
对了，《布拉若纳子爵》(1)就是这么说的……可怜的亲王！他是国家利益的牺牲品，他就是在这里受苦、哭泣、祈祷的！
传说总是涉及历尽艰险的人物，那些以历史性城堡的四壁而告终的传说则更是如此。关于铁面人的传说已经有两个多世纪了。当我们去会见这位世上最神秘的囚犯之前，我们应全面地了解一下基础材料，即最初的证据。这一证据出自伏尔泰(2)之手，米什莱(3)称他为“巨人般记者”。公元1751年，《路易十四之世纪》一书出版，在书中第二十五章，当时的读者可以阅读到下面一段使人颇感蹊跷的文字：
图十九 路易十四（1638—1715）
“大臣（马扎兰(4)）去世几个月后，发生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件。更令人奇怪的是，所有的历史学家对此一无所知。一位不为人所知的囚犯，被用最秘密的方式，送到普罗旺斯省海面上的圣·玛格丽特岛上。他身材中等偏高，年轻，面目俊秀高雅。在被押送途中，他戴了一个面罩。面罩的带子上设有铁制弹簧，这样，他就可以戴着面罩吃东西。人们接到命令：一旦他摘下面罩，就马上杀死他。他在岛上呆了很长时间，直到1690年，一位名叫圣·马尔斯的心腹军官才到岛上把他接走。圣·马尔斯是皮涅罗尔城的城防司令，后来调任巴士底狱司令官。圣·马尔斯将他带到巴士底狱。其间，他一直戴着面罩。德卢瓦侯爵(5)在他递解前，来到这个岛上看望过他。后来，这位陌生人就被解往巴士底狱。在那里，他享受了城堡最舒适的居住条件。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他最喜欢那些异常精美的日用布制品和各种花边。他还会弹吉他。人们给他吃山珍海味，但是，司令官很少坐在他对面。巴士底狱的一位老医生曾为这位怪人治过病。他说，他虽然经常查看此人的舌头和身体其他部分，但从未见过他的面部。这位医生介绍说，他的身材十分俊美，他的皮肤稍带棕色。只有他说话的声调才使人对他发生兴趣，但他从不怨天尤人，也从不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这位陌生人死于1703年，埋葬在圣·保尔乡。使人倍感惊讶的是，当此人被送到圣·玛格丽特岛上时，欧洲并没有任何重要人物失踪。”
后来一年，当伏尔泰重版他的那本巨著时，又重新谈到此问题。伏尔泰旧话重提这一事实证明，第一部记叙已经唤起了读者们的好奇心……书中补充细节如下：
“这位囚犯肯定是（重要人物），从他到达本岛最初几天的情况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司令官亲自把菜端到桌子上，然后将门关好就退出去了。有一天，犯人用刀子在银盘子上刻字，之后将盘子从窗户扔出去，扔向停靠在塔脚的一条船上。那条船的主人是渔民，他拣起这个盘子，将它交给司令官。司令官大惊失色，问渔民：‘你读过盘子上刻的字了吗？有人看见过你手中的盘子吗？’渔民回答：‘我不认字。我刚刚拣到，没有任何人见过这个盘子。’这位渔民一直被关押着，直到司令官弄清楚他确实不认字，也没有人见过那只盘子之后，才把他放了。司令官对渔民说：‘你走吧，你幸好不认字。’在那些很快就对上述情况有所风闻的人中间，还有一位十分可靠的人仍然在世。夏米亚尔先生(6)是了解这一奇特秘密的最后一位大臣。拉弗亚德(7)的第二位元帅夏米亚尔的女婿对我说，他的岳父临终前，他跪在岳父面前，求他将此人的身份告诉给他。对于此人，人们只知道他叫铁面人。夏米亚尔回答他说，那是国家秘密，他曾发誓不向任何人透露。当然，在我的同时代人中间，很多人相信我说的是真话，而我本人也没有见过更为奇特、更为确凿的事实了。”
又过了一年，伏尔泰名气越来越大了。他在《路易十四世纪补遗》一书中，第三次谈到了铁面人。人们原来对银盘子的逸事表示怀疑。伏尔泰断言，“前驻戛纳的陆军部督察里乌斯先生曾经常讲述这一故事”。再说，“这位钦犯的冒险行为在全国是路人皆知的。素以诚实著称的达尔让侯爵先生，很早以前就对此有所风闻，我曾向里乌斯先生和他那个省最重要的人物谈起过此事。”
图二十 伏尔泰（1694—1778）
这之后，这位最令人生畏的历史学家伏尔泰又津津乐道地谈起他所引出的好奇心：“每天都有好几个人问我，那位大名鼎鼎又默默无闻的犯人是谁。我只是历史学家，我绝不是神。他肯定不是韦尔芒杜瓦伯爵，也不是博福尔公爵，因为后者是在康迪城被围困期间失踪的，其尸体也无法分辨，因为首级已经被割了下来。”
夏米亚尔有时为了摆脱拉弗亚德家族最后一名元帅和德科马尔丹提出的纠缠不休的问题，就说那是一位了解富凯先生(8)所有秘密的人。他至少承认，这位陌生人是在马扎兰红衣主教去世后不久才被劫持的。可是，对于富凯先生的心腹和一个下级人员，为什么要采取前所未闻的预防措施呢？还应该想到的是，这一时期没有发生任何重要人物失踪的情况。所以，事情很清楚，这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犯人，其命运一直不为人所知。我们所能猜测到的，仅此而已。”
渴望了解真相的读者却不能感到满足。
公元1770年，伏尔泰决定再次挑起铁面人的问题。在他的《关于百科全书问题》一书中，人们可以发现一句话，这句话使他以前用拐弯抹角的方式表达的怀疑系统化了：“非常清楚，如果不准许他通过巴士底狱的院子，他只能戴上面罩同医生讲话，这正是因为害怕有人从他的面部发现与某人有过份明显的相似之处。”
该书又一次获得巨大成功。公元1771年，该书再版。当然，关于“过分明显的相似之处”的那一章也在其中，而且还加上了出版者的附言。但是，其形式与文字均无恶意。人们自然能猜出，这一“澄清”是出自谁的手笔！这段文字是这样开始的：“出版者从伏尔泰先生阐述事实的方式猜测出，这位遐迩闻名的历史学家同他一样，也坚信其中必有蹊跷。他本人将把这一点表达出来。但作为法国人的伏尔泰不愿意将秘密和盘托出，主要是因为他讲得已经太多了，谜底已经不难找到。我个人认为，谜底如下：
“毫无疑问，戴铁面罩的人很可能是路易十四的兄弟，而且是他的长兄。铁面人的母亲喜欢各种精美的内衣，伏尔泰先生也支持这一论点。当我读到此时期的回忆录时，发现回忆录中提到了王后这一轶事，才使我回想起铁面人也具有同一嗜好。从此我不再怀疑铁面人就是王后之子。而且，其他方面的资料也使我坚信这一点……”
于是“出版者”解释说，此人的身份具有刺激性是有其道理的。他还提醒说，在后来的路易十四出生时，路易十三国王早就同王后分居了，因为她被指责无生育能力，造成国王夫妇膝下无子。她只好离开国王，孩子也在此期间诞生。她将秘密告诉了里舍利厄(9)。后者采取必要措施，将孩子隐藏起来。王后同红衣主教秘密地将孩子抚养成人。但是，这位路易十四得知他有一位兄弟，具体说，有一位哥哥。他的母亲对此也无法否认，因为他的相貌特征就足以说明他的身份。他想到这位哥哥是合法婚生子，在路易十三死后再宣布他为非婚生子，一定会带来很多麻烦，造成可怕的丑闻。路易十四经过三思，认为只有一个办法是理智正确的，能确保他自身安宁与国家太平。这一上策又可以使他避免采用残酷手段，因为政界会认为，只有昏庸渺小的君主，才会采用这种残酷手段。
“我觉得，越是对此时期的历史有深入了解，越是会惊人地发现，实施上述假设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
剧已演完，幕也降落。在20年间，伏尔泰展现了一幕最为绝妙的剧情：一个王子秘密地诞生；“世界上最伟大国王”的长兄；国家的利益；无辜受监禁。最后，不幸的亲王终身戴上面罩，而且是铁面罩！
这就是传说的内容，传说的鼻祖就是伏尔泰。
但是，历史又是如何评说的呢？
公元1631年的切拉斯科条约将比涅罗尔要塞割让给路易十三，这个地方在意大利文中叫比内罗洛。这一小城坐落在布里昂松和都灵之间的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一侧，踞守彼鲁兹山口，那是进入意大利的咽喉要地之一。
里舍利厄自然在要塞上修筑工事。要塞顶部平缓，上面建有钟楼，这与险峻的堡垒和有护卫墙的壕沟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小城不远的地方，旅行者可以看见城堡及其主塔。在意大利的天空下，这座庞然大物显得有点不太协调，它倒是有点像巴士底狱，像寺院塔，或者说像樊尚城堡的主塔，因为它们均是中世纪建筑。有三座高塔耸立在长方形主楼旁边，另外，还有两座角塔。主塔与城堡被一座“很高的”城垣隔开。城堡由一名国王的中尉指挥，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主塔却不归他管辖。不过这一点以后会真相大白。
事实上，自1665年以来，比内罗洛主塔属于卢瓦的管辖范围，但却受德·圣·马尔斯先生的“绝对指挥”。
德·圣·马尔斯先生在历史上是以模范狱吏的形象出现的。他的这一称号并未被僭越。当他走在比内罗洛巡逻路上时，他能否回忆起，他，这位名叫贝尼涅·多韦涅的香槟城的小孤儿，12岁就入伍当了娃娃兵？
此人心眼并不坏，他只是野心勃勃，贪财如命。他看见原来的火枪手战友们一个个都载誉而归，而他却成天看守监狱和犯人，又累得要死，心里有点凄凉之感。每次出征，他都要恳求卢瓦让他去“战死疆场”。卢瓦总是拒绝，不过每次都给他增加薪水。圣·马尔斯的狱吏生涯持续了40年之久。他突然平步青云，从一所监狱调到另一所监狱，最后升为巴士底狱的司令官。人称巴士底狱是“狱吏的元帅宝座”。
有一天，圣·马尔斯在比内罗洛接受了一名新囚犯，并同时接到了非常特殊的命令。对于后来在上流社会里有关他所看守的人的传说，他毫无所闻。而这位囚犯，不折不扣地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铁面人”。
不知道铁面人是何时到达比内罗洛的。至少，人们不知道他到达的日期，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否则，人们知道日期，就等于了解到铁面人的身份了。对于德·圣·马尔斯先生所管理的监狱，许多档案资料作了准确的记载。这些文件详尽地告诉我们比内罗洛发生的种种事件：犯人到达，他们的姓名，他们被监禁的原因，他们监禁期间的各个悲惨阶段，他们生了什么病，如何死去，如果有可能，他们何时获释等等。当然，获释的情况绝无仅有。
可以准确无误地肯定的是，在公元1665年以后的某一日子，人们把一位犯人交给圣·马尔斯，而这位犯人就是铁面人。为了了解这位讳莫如深的人物的身份，应采用筛选法，在犯人的名单中，挑选出那些具备足够的必要条件拥有这一“称号”的人。
确有把握，毋庸置疑的是，这位“埋没姓名”的犯人即铁面人，随同圣·马尔斯来到了巴士底狱。公元1687年，圣·马尔斯成为圣·玛格丽特岛的司令官，所以，这位犯人和他本人一同去了那里。这样过了11年。狱吏与囚犯在地中海上共老他乡。圣·马尔斯到了72岁，总算被任命为巴士底狱的司令官。他开始有点犹豫，后来同意干了。这么多年之后，卢瓦的命令仍然有效：任何人不能看见“老犯人”，也不能同他谈话。卢瓦之子和继承人巴尔博齐厄大臣在给圣·马尔斯的信中写道：“国王认为，你最好离开圣·玛格丽特诸岛，来巴士底狱。当然你要带上你的老犯人，特别要小心别让他被任何人看见或被任何人认出。你可以预先写信给负责看管巴士底狱城堡的国王陛下的中尉，请他准备一个房间，一俟你们到达，就可以马上安置他。”
圣·马尔斯乐于从命，他永远是俯首听命的。但是，怎样办才好呢？他突然有了一个主意：不必把整个犯人全遮起来，仅仅把他的脸盖起来不就行了吗？铁面人的由来也许就是因为这一“主意”。我们还要说明的是，在这之前，犯人从未戴过面罩。圣·马尔斯只是加强了警卫，在他周围增加了卫兵。犯人第一次被迫戴上面罩，以完成巴黎之行。与此同时，他也成了历史人物……然而，面罩只是用黑绒布制成，伏尔泰又给面罩加上了钢制弹簧。后来的作者均将此说成是“完全用钢制成的”面具了。有些历史学家甚至探讨这位不幸的囚犯怎么刮胡子。有人解释说，他有一个“也是用钢制成的”小镊子，他用此来拔胡须！更有甚者，1885年，有人在朗格尔城的一堆废铁中，发现了那具面罩，其形状与伏尔泰所描写的完全一样。对于面罩的来历已毫无问题，上面有一行拉丁文，说明它是真品……
公元1698年8月，圣·马尔斯及其犯人出发上路了。一同旅行的还有圣·马尔斯的侄子福尔马努瓦尔中尉，司祭神父吉罗，罗萨尔热“参谋”，莱居耶尔中士和狱卒安托万·拉吕，外号叫吕。他们在路上约走了一个月。也许，此次远行对铁面人的传说的流行起了很大作用。有人说，戴面罩的犯人沿途引起了不折不扣的“轰动”。对此，我们有一名证人。
圣·马尔斯很富有，非常富有。卢瓦也承认，圣·马尔斯的薪俸“同弗朗德尔的大区司令一样丰厚”。然而，在监狱里是花不了多少钱的……铁面人的看守者死后，被追认为贵族。他除了在迪蒙、帕尔托、伊里蒙拥有地产和“精致的家具”之外，还留下60万银法郎的现金。但是，可惜的是，可怜的圣·马尔斯同他的那些犯人，特别是他的那一位犯人结下了不解之缘，连自己购置的土地，他自己也没有看见过一眼。他想利用此次去巴黎的机会，在维尔纳夫勒路瓦附近的帕尔托停一停，那是“亨利四世式的住宅，建在一个小山丘顶上，山丘长满葡萄和树木”。70年以后，圣·马尔斯的侄孙，帕尔托的福尔马努瓦尔向伏尔泰的敌人福雷龙叙述了那次值得回忆的访问：
“铁面人乘轿子到达，跟在后面的是圣·马尔斯的轿子；有好几个骑马的人尾随其后。农民们来到领主面前请安，德·圣·马尔斯先生同犯人一起吃饭。犯人的背对着餐厅朝院子开的窗户。我曾询问过的农民们说，他们说不清犯人是不是戴着面罩吃饭。但是，他们看得很清楚，德·圣·马尔斯是面对犯人而坐，盘子两边放了两支手枪。只有一位仆人伺候他们二人，仆人去前厅取别人做好放在那里的菜，然后小心翼翼地关好餐厅的各扇门。当犯人穿过庭院时，他一直带着面罩。农民们还说，能看见他的牙齿和嘴唇，他的个子高大，头发已白……德·圣·马尔斯先生睡在事先为他铺好的床上，铁面人的床就在他身边。没有听说他讲话时有外国口音。”
帕尔托风景宜人，葡萄在阳光下呈现出金黄色。但是，可怜的圣·马尔斯对他的城堡，他的土地以及由此而来的乐趣，只好忍痛割爱了。他无可奈何地又担当起狱吏的角色。他又同铁面人一起向巴黎进发了。
9月18日，下午3点左右，这一小队人马通过圣·安托万门，通过巴士底狱的吊桥，在大院子里停了下来。德·圣·马尔斯首先从帘幕垂下的轿子里走出来。后来，监狱的看守人员以及警卫人员看见“一个巨大的黑色幽灵”出现了，脸上戴着面罩，白发苍苍。当时人们惊愕的情景，可想而知。
国王的中尉迪朱恩卡在犯人花名册上写下了这样的记载：
“9月18日星期四下午3时，巴士底狱城堡司令官德·圣·马尔斯先生，第一次从圣·玛格丽特和奥诺拉诸岛司令部来到这里。与他同轿而来的有一位原来囚禁在比内罗洛的老犯人。这位犯人一直戴着面罩，其姓名恕不相告。他下轿后，被安置在巴齐尼埃尔塔楼的第一个房间里。等到了晚上9时，我和司令官带来的中士之一德罗萨尔热先生一起将犯人带到贝尔托迪埃尔塔楼的第三个房间里。在他到达的前几天，我已叫人在这个房间放上各种家具，因为我接到德·圣·马尔斯先生的命令，说该犯将由德罗萨尔热先生照顾，司令官先生亲自负责其饭食。”
巴士底狱的每一个塔楼，特别是贝尔托迪埃尔塔楼有7层，每一层均有一个带壁炉的八角形房间，其长、宽、高均为12法尺，“房顶是石膏的，地板是水泥的”。每一间牢房均有一个通风窗，墙里有一个壁凹，“用来放私人物品”。
4年之后，迪朱恩卡先生重新打开巴士底城堡的犯人花名册。牢房里发生了一件令人悲哀的事：德·圣·马尔斯先生刚刚失去了他手下最老的犯人。
迪朱恩卡先生这样写道：
“同一天，即公元1703年11月19日星期一，这一位不知姓名，永远戴着黑绒布面罩的、德·圣·马尔斯司令官先生从圣·玛格丽特岛带来并由他亲自看管多年的犯人，做完弥撒之后有点不舒服，在没有患什么重大疾病的情况下，于当天夜里10时去世。我们的司祭神父吉罗昨天为他举行了忏悔仪式。由于他死得突然，没有来得及为他举行宗教仪式。在他去世之前，我们的司祭神父还曾为他鼓气。这位被关押如此长久的不知姓名的犯人，于星期二下午4时被埋在我们乡间的圣—保尔墓地。在死亡登记簿上，人们写下了一个同样令人陌生的名字：德·罗萨尔热中士。外科医生赖尔赫先生在死亡登记簿上签了字。”
过了一段时间，迪朱恩卡先生设法了解到犯人是用什么名字在死亡簿上登记的。于是他在簿子的书眉认真地写下了一句话，这里我照抄如下：
“我得知，在死亡簿上，别人写的是马尔齐埃勒先生，埋葬费花了40镑。”
这位精明的王国中士犯了几个拼写错误，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他的记录完全是给自己看的。在圣·保尔的死亡登记簿上，人们确实可以看到马尔齐阿利这一姓名。
显而易见，这只是一个“假名”，是一个借用的名字，目的在于迷惑那些不怀好意的好奇的人们。但是，戴铁面罩的人到底是谁呢？
首先，有一点是肯定的：使巴士底狱的工作人员感到异常惊诧的，于1689年到达的这位铁面人，当圣·马尔斯“统治”比内罗洛时，已经是圣·马尔斯的阶下囚了。
然而，圣·马尔斯于1681年离开了比内罗洛。在此时期，除了洛赞(10)之外，他只看守了5名犯人。毫无疑问，应从这5名犯人中去寻找戴面罩的人。正如莫里斯·迪维维埃所说的那样，这是“以确凿的资料为基础而得出的数字推理”。
这些犯人都是何许人也？首先应排除那位众所周知的洛赞，他是“大小姐”(11)的“未婚夫”，于1681年获释，从来没有人怀疑他是那位铁面人。剩下的5位犯人是：厄斯塔什·多热尔，1669年被关押；一位天主教修士，他于1674年4月7日被关押在比内罗洛；一位叫拉里维埃的人；一位叫迪布勒伊的间谍，他于1676年6月被关押；马托利伯爵，他是德芒图公爵的大臣，1679年5月2日被关押。
让我们再重复一次：戴铁面罩的人一定在这个名单里，其他任何名字均是想象之产物，也一定会被历史否决。
“什么！”失望的读者一定会叫起来，“那位大名鼎鼎的戴铁面罩的人就是这些鲜为人知、平淡无奇、名不见经传的人中的一个？是迪布勒伊、马托利、多热尔，甚至拉里维埃之流!这可能吗？路易十四的长兄到哪里去了？”
请读者一定要坚决相信这一令人悲哀的既定事实。伏尔泰先生取得了大家异口同声赞扬的成功，他使他那个世纪发抖。亲爱的大仲马也曾使他那个世纪发抖。让我们对此表示高兴，但也到此为止。让我们回到我们应坚持有的“数学推算”吧。
公元1669年7月19日，卢瓦通知圣·马尔斯说，一位囚犯将要押到比内罗洛。他说：“德·圣·马尔斯先生，国王委托我将一位名叫厄斯塔什·多热尔的人押到比内罗洛。至关重要的是，一定要把他看守好，不能让他通过信件或其他任何方式将消息透露出去。我事先通知你，你好预先安排一个牢房，将他妥善地关押起来。他被关押处的窗孔不能通向那些有人能到达的地方，而且各地的门要层层关紧，外面的哨兵什么也听不见才行。你要亲自给这位可怜虫每天送一次足够他吃一天的饭，而且你不能以任何借口听他讲话。你要警告他，如果他开口对你讲的不是他的日常的生活需要，你就要处死他。我下令给普帕尔先生，让他随时按照你的意志办事。你叫人准备一些家具，好带给你的那人使用。还要说明的是，他只是一名仆人而已，他并不需要太多的东西……”
他犯了什么罪，值得这样大动干戈？卢瓦只字未提，他以后也从不提出。该犯“只是一名仆人”，但是无疑染指了某一重大案件。他所知道的秘密大概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卢瓦竭力强调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的罪行，甚至连圣·马尔斯也不能知道。即使是司令官，除了这位多热尔的“日常需要”外，也什么都不能听。
对于这个人来说，一切是沉默和绝对的孤独。前边说过，“比内罗洛是国家监狱中的地狱”。富凯和洛赞都是例外，这也正是说明规律的存在。他们二人均有仆人；他们可以看书写字。那些被关在“黑暗的塔楼”里的人，绝无此非分之想。我们前边提到过大仲马，谈到他对戴面罩人传说所作出的贡献。我们这里还要提一下他的《基督山伯爵》的某些篇章，它们充分说明一个被单独监禁的人的命运是多么悲惨。又高又厚的墙，任何声音也透不过来。小小的铁窗透过的微弱的光线。几件简陋的家具。门的插锁每天只打开一次，让出一道缝，让司令官把几样饭菜带进屋里。讲话只有三言两语，而且只能说“生活必需的事情”。偶尔，圣·马尔斯“视察牢房，用手敲敲窗上铁条，搜查犯人身上，搜查犯人的床和衣物”。门又关上，再度沉默，毫无希望的等待。
犯人表现很好，其他人不是喊叫就是哀求，或者干脆发疯。他被允许去望弥撒，其条件仍是他不能同任何人谈话，不能让任何人看见。
多热尔被关押4年后，圣·马尔斯向卢瓦报告：“那位沃鲁瓦先生送来的塔楼犯人，什么也不说，他活得很自在，似乎甘心服从上帝与国王的旨意。”
圣·马尔斯一直被一个微妙的问题所困扰：富凯先生是他手下犯人中时间最长最有身份的人。像这样重要的人物，不能没有仆人。但是，司令官又找不到自愿当犯人的服务人员。只有两名忠心耿耿的人作出了这一勇敢的决定：一位叫尚帕涅，但他于1674年死去，另一位叫拉里维埃，但是他总是生病。圣·马尔斯找到一个解决办法：既然卢瓦承认多热尔过去是一名仆人，他为什么不能伺候富凯呢？卢瓦表示同意。富凯被判终身监禁。即使多热尔将自己知道的秘密告诉给他，这位沃市的市长一死，秘密也就带到了棺材里去了。卢瓦在表示同意的同时，强调要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多热尔与洛赞见面，因为洛赞总有一天会出狱的。卢瓦在信中给圣·马尔斯这样写道：“如果你能找到一个适合伺候洛赞的人，可以为他提供一名仆人。但不能以任何理由为借口，让沃鲁瓦送来的犯人去伺候洛赞，如果需要，他只能伺候富凯，就像我以前对你所要求的那样。”
事实上，害怕多热尔说出真相，已成为这位大臣的一块心病。他太害怕了，结果写信给富凯本人，想打听多热尔是否已将秘密泄露出去。这一做法太幼稚了，富凯会承认吗？
富凯1680年去世时，有人在他的牢房里发现一个用来与洛赞传递消息的洞。可想而知，狱吏与大臣是多么惊慌与愤怒。圣·马尔斯声称，多热尔与他的同伴，即富凯生前的仆人拉里维埃肯定是串通一气的。
图二十一 富凯（1615—1680）
卢瓦当机立断：他下令将多热尔与拉里维埃“关在同一个房间里。应对国王陛下保证，在那里，他们无法通过口头或通过书信与任何人联系”。
这样一来，在比内罗洛忠心为富凯效劳的仆人拉里维埃就成了一名钦犯，他也取而代之，成了“5人”之一了。
对于多热尔来说，一切又重新成了绝对秘密，尤其是他过去曾从事过一些奇怪的活动。在卢瓦与圣·马尔斯的通信中，谈到多热尔过去曾使用过“毒品”。卢瓦这样写道：“请你告诉我，那位名叫厄斯塔什的人怎么可能做了你请求我做的事情，而且，其间他还弄到了必要的毒品以完成此项工作，我无法设想你会给他提供毒品。”
那是什么“毒品”？不得而知。值得注意的是，卢瓦在安排多热尔与拉里维埃的命运时所使用的一些词句：“国王通过上个月23日你给我的信，知道富凯已经死去，也知道了你的估计，即洛赞已经掌握了富凯先生所知道的大部分重要情况，而且拉里维埃对此也是知情的。为此，国王陛下命令我通知你，你应将富凯先生与洛赞先生背着你用来进行联络的洞堵死，而且要堵得十分牢固，使人无法再从中搞鬼；你应将已故的富凯的房间通向你为他的女儿所准备的房间的台阶拆掉。陛下的意思是，你让洛赞先生住进已故的富凯先生的房间……你还应设法让洛赞先生相信，那两个叫厄斯塔什·多热尔和拉里维埃的人已经获释，并且你可以将此情况告诉给所有向你打听消息的人，与此同时，你应将他们两人关在一个房间里，你要向陛下担保，他们无法同任何人进行口头或书面联系，而且要使洛赞先生根本无法发现他们两人仍然被关押着。”
在卢瓦的思想里，洛赞、多热尔、拉里维埃3个人与富凯的秘密是紧紧相连的。因此，要“说服”洛赞相信，同他分享秘密的多热尔与拉里维埃已经被释放。这里，洛赞就不会通过比他更知情的人进一步了解这些秘密了……
多热尔又重新回到下面的塔楼，又沦于黑暗与寂静之中。唯一的安慰是，他不再是一个人了。但是，在富凯身边，他曾能与同类人接触，并且过着半自由的生活；现在，又重新被打入底楼，这对他来说是多么残酷啊！
在同一时期，其他犯人也感到同样的苦恼，同样的绝望。1674年4月，一位天主教多明我教派修士来到比内罗洛。卢瓦在向圣·马尔斯宣布这一消息时，虽然说明这位修士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却仍然把他说成“要犯”。对他应该“毫不留情。除了天气太冷或者生病的情况外，绝对不能给他的房间生火；除了面包、葡萄酒和水以外，不能给他其他任何食品。他是一个十足的无赖，再怎么虐待他，给他罪受，都不过分。但是，你可以让他去望弥撒，但不能让他被别人看见，也不能让他有机会向任何人传递消息。国王认为，你最好给他一本日课经和几本祈祷用的书”。
这位修士做了什么事情值得这么严厉的制裁？他似乎曾“污辱”过当时的“知名人物”达尔马纳克夫人和德符腾堡小姐。他以炼丹术为手段，骗取了她们的大笔钱财。普里米·维斯孔蒂所谈到的正是这位“法国称为多明我教修士”的人。维斯孔蒂还补充说，这位修士“自称他已找到了点金石，结果闹得所有的夫人都围着他团团转……人们纷纷谈论说，此人老是在达马纳克夫人家里鬼混。后来他被当作骗子关进了监狱”。
孟德斯潘夫人的仇恨可能由此而起。符腾堡的玛丽公主是宫廷中的红人，她有倾国之貌。人们私下谈论说，国王也对她频送秋波。孟德斯潘对此顿生醋意。她报告路易十四说：“公主卖身给多明我教修士”，他就是我们所谈的那位修士。
这一切阴谋诡计使这位不幸的人儿来到了比内罗洛。一到那里，卢瓦很快就把他给遗忘了。在卢瓦的通信里，很少提到这位修士，但是，这位大臣却那么关心多热尔。当他到达两年后，即公元1676年，人们才谈到他。此时，修士已经疯了。
圣·马尔斯以为，只要让他从可怕的孤独中解脱出来，他的病就会好的。于是给他派去了一个名叫迪布勒伊的人，去同修士作伴。
在5人中，我们已经知道多热尔、拉里维埃和多明我修士。让我们向后来者迪布勒伊致敬。历史学家艾扬已经将他的生平表述出来：他是一名法国军官，被当做间谍使用。他曾在波尔多被关押，越狱之后，1675年他住在巴塞尔，化名桑松。他向莱茵河军军长蒙克拉尔提供了有关德国驻扎在蒙特库库利军队的情报：这支军队的人数，调动情况等。卢瓦对此曾表示默许，甚至答应给他“高额奖赏”。不幸的是，迪布勒伊并未到此却步，他又无耻地去给蒙特库库利的德国人出卖情报。该军后勤军需官拉格朗热很快就揭发了他。
他向卢瓦请示说：“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使他就范，即派一个人去巴塞尔，监视他，跟踪他。当他到达国王势力所及地方时，就抓住他。”
第一次出击失败，但4月28日，这位间谍落网，被关在布里萨克要塞。之后不久，卢瓦下令将他押到贝桑松，后来又押到里昂。在那里，大主教接见了他然后把他押解到比内罗洛。在那里，他被交给圣·马尔斯看守起来，他被关在城堡的主塔里。
这位大臣专门对圣·马尔斯下达指示：“可以将他同最后一名犯人（多明我教派修士）关在一起。你应随时向我报告有关他的情况。”
以后，每当卢瓦谈到迪布勒伊时，总是明显地表现出轻蔑的口气。他说，间谍是“世界上最大的无赖”，“他的行为是卑劣的，他信口开河，不值得人们尊敬”。再说，他可以“去望富凯先生或洛赞先生的弥撒”，对此也不必采取特殊的防范措施。
比内罗洛的监禁生活使迪布勒伊感到很不习惯。孤独使他半疯，待到让多明我教修士陪伴他时，他差不多已经全疯了。后来修士撤走，此后修士便同洛赞的仆人在一起。多明我教派修士没有享受几天清静，就“发疯了”。只好把他绑起来进行“治疗”：即对他进行医学界竭力主张的疗法：棒打。他是不闹了，不过人也傻了。
公元1680年，圣·马尔斯在描述他时，把他说成是痴呆的和阴郁的。此时他同前一年到达的犯人马托利关在一起，这位犯人为5人中的最后一名。
为什么这位意大利人出现在比内罗洛？路易十四对芒图公爵的意大利卡萨尔要塞觊觎已久。为了圆满地进行这一项困难的谈判，埃居尔——安托万·马托利伯爵被选为中人。这是一位卑劣的小人，谁出的钱多，他就把自己出卖给谁。在此事件中，他大耍两面派手法，既背叛了芒图公爵，又背叛了法国国王。
但是，这种两面手法并没有得逞，在法国，欺骗“太阳王”(12)是难以逃脱惩罚的。于是约马托利到都灵不远的地方见面。他毫无戒心地去了，而且高高兴兴地上了法国驻威尼斯大使德斯特拉德教士的马车。车行到法国边界不远的一个小旅馆前停了下来。突然，一队骑兵包围了马车。马托利高声呼救，但无济于事，他被逮捕并送到了比内罗洛。
一位意大利大臣在意大利国土上被捕，这是明目张胆地违反人权，历史学家们也只好承认这一点。是卢瓦下的逮捕令，卡蒂纳是执行者。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尽一切可能，掩盖这一可能授人以柄的行动。卡蒂纳对卢瓦这样写道：“这一切都是在未发生任何暴力的情况下完成的，谁也不知道这个无赖叫什么名字，甚至连那位参与逮捕他的军官也毫无所知……”他又写道：“我将向第一个主教大人报告，说明我对马托利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在这里，我给他取名莱唐，因为任何人都不知道他是谁。”
圣·马尔斯接到的命令说明，国王对这个意大利人十分生气。卢瓦曾写信说，对莱唐应“毫不客气”。他还说明，“国王的意图是对莱唐其人不能心慈手软。陛下已下旨，除了生活必需品之外，不能让他拥有其他任何能使他生活愉快的物品。”
比内罗洛的几个月的监禁生活，对马托利产生了通常的效果。1680年1月6日，圣·马尔斯在给卢瓦的信中写道：“我将向阁下报告，莱唐其人已变成同我看守的修士一样，即已变得疯疯癫癫了。”
1680年7月10日，卢瓦给圣·马尔斯写道，“关于莱唐其人，我佩服你的耐心。你接到命令后，如果他再对你不尊重，你就可以像对待无赖那样对待他”。
1680年11月7日，圣·马尔斯对卢瓦写道，“自从阁下让我把马托利同多明我教修士一起关在下面塔楼里之后，在四五天之中，这位马托利一直以为，多明我教修士是我派去监视他的行动的。马托利发疯的程度不亚于多明我教修士，他整天把大衣拉到鼻子上踱方步，声称他绝不会上我的当，他知道的实情比他说出来的要多得多。多明我教修士则终日闷坐破床，两手架在膝盖上，神色庄严地瞪着马托利，但却听而不闻。马托利先生一直认为，给他派来的是一名奸细。只是到了有一天，多明我教修士光着身子从床上下来，无缘无故地念起经文时，马托利才恍然大悟。我和我的尉官们，通过门上的一个洞，窥视他们的一切行动。”
然而，善于为晋升和奖金而钻营的圣·马尔斯弄到了埃克西尔司令官的职务。因莱斯迪居埃尔公爵去世，这一位置空缺出来。他对此毫不谦让。卢瓦这样写道：“陛下要求将圣·马尔斯看守的两名犯人也转移到这里，并且也要像在比内罗洛那样，做到万无一失。”
这两位犯人是谁？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在5名犯人中，哪两位有幸——请允许我如此形容——跟随圣·马尔斯呢？卢瓦在另一封信中说明，跟随圣·马尔斯的犯人只是那些“因案情重大，除了你之外不能托付给他人”的犯人。另外，他还指明，被选中的两名犯人就是“下面塔楼”的犯人。然而，在“下面塔楼”里，一边是马托利和发疯的多明我教修士，另一边是多热尔和拉里维埃。
是谁呢？圣·马尔斯1681年6月25日在给德斯特拉德教士的信中，给我们作出了澄清：“我直到昨天才领到埃克西尔司令官的薪俸，共2000法郎；我的独立连和两名尉官留了下来，我将带走这里的两名无赖，他们没有名字，大家只称他们为“下面塔楼先生”。马托利将同另外两名犯人留在此地。我的一名叫维尔布瓦的尉官将负责看守他们。”
还有一个情况十分重要，即马托利的案情没有被认为严重得应该随同圣·马尔斯转移。卢瓦后来的一封信告诉我们，迪布勒伊同马托利一样，也留在比内罗洛了。这样，圣·马尔斯帮走的两名“无赖”就自然是多热尔和拉里维埃了，因为他们是“下面塔楼”里仅剩的两名“房客”了。
埃克西尔要塞坐落在比内罗洛不远的地方，它那令人望而生畏的庞大建筑离该地只有十多法里。要塞建筑在一个“比较陡峭”的山冈上，踞守着拉多里亚山谷。它同比内罗洛一样，有一座尖顶的四边形主塔，那就是城墙和堡垒的中心部位。主塔的边塔之一叫“恺撒塔”。圣·马尔斯选中它作为监禁多热尔和拉里维埃的地方。
这两个人又再次被关进可怕的牢房里。各种绝望中，最令人感到痛苦的绝望是伴随着忍耐的绝望。日子一天天地数着过去，一模一样。卢瓦对多热尔和他的伙伴总是严加防范。他曾向圣·马尔斯提醒说，“最重要的是防止埃克西尔的犯人，即比内罗洛的人称为‘下面塔楼的人’同外界进行任何来往。”你应“采取措施，使你可以向陛下担保他们不向任何人谈话，不仅不能同要塞以外的人，也不能同要塞内部的人谈话”。圣·马尔斯向大臣保证：“除了我本人、我手下的军官、忏悔神甫维农和从普拉日拉来的医生之外，任何人都不能同他们谈话，而且从6点钟开始，他们就同我待在一起。关于换衣服以及其他日常生活问题，我将像对过去的犯人那样，对他们严加防范。”
1683年，卢瓦禁止犯人进行忏悔，规定只有在“死亡的危险出现时才允许犯人忏悔”。此时，防范措施似乎有点草木皆兵的味道了。1686年，犯人中的一个出现了类似的危险，因为他浑身水肿。1687年1月5日，圣·马尔斯向卢瓦报告了这一犯人的死讯。
多热尔和拉里维埃两人中，是谁死了？圣·马尔斯没有说明。
尸骨未寒，圣·马尔斯就喜讯来临：国王任命他为圣·玛格丽特群岛的司令官。在埃克西尔，圣·马尔斯司令官总是埋怨生活无聊透顶，现在，他该是多么高兴！他当然要把剩下的犯人带走，这里自然是指那些“案情重大”的犯人。他写道：“我将下达严格命令，注意看守犯人。我可向阁下担保，犯人绝对安全，我一直设法防止犯人同我的尉官谈话，我也下令禁止尉官同犯人谈话。我做到了令行禁止。如果我把犯人带到岛上去，最可靠的运输工具将是一座轿子，上面用涂了蜡的布盖住。这样，在路上，他透气方便，但谁也看不见他，谁也无法同他谈话，即使是我选出来的抬轿子的士兵也无法做到这一点。轿子比担架好，因为担架随时会折断。”
1687年9月30日，圣·马尔斯同他的犯人一起到达圣·玛格丽特岛。除了那位可怜的犯人差一点被闷死之外，一切顺利。他到达圣·玛格丽特岛时，几乎憋死过去，但预想的结果总算达到了：“我可以向阁下保证，没有任何人看见他。在整个路途中，我采取的看守与押送的办法使得每个人都在猜测这位犯人到底是何人……”
这里可以看到传奇的前奏。在公众看来，采取过分的防范措施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犯人是多么重要。人们对此进一步加以夸张也是合乎逻辑的。一俟厄斯塔什·多热尔到达比内罗洛，圣·马尔斯就指出了这一点。他是这样写的：“这里有很多人以为那是一位法国元帅，另一些人则说那是国家总统。”1670年4月，仍然是关于多热尔其人，他在比内罗洛写道：“一些人十分好奇，向我打听犯人的情况，询问我为什么为了某人安全，竟如临大敌。我只好对他们胡诌一通，以此来嘲笑他们。”
圣·马尔斯同他的犯人到达圣·玛格丽特岛刚刚9个月，他就向卢瓦夸口说：“省的人都说我手下的犯人是博福尔(13)，其他人则说是已故伟人克伦威尔(14)的儿子。”
原埃克西尔的这名犯人一直是岛上的唯一犯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690年。后来他有了邻居，他们是一些新教牧师，是南特赦令(15)宣布撤销之后的受害者。其中一个人在墙上、床单上、盘子上等任何可以写字的地方都写满字。也许，关于铁面人在一只银盘上刻下了他出身的秘密，后来这只银盘子又被一渔夫拾到的故事，大概就是来源于此……
公元1691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卢瓦去世了。他的儿子巴尔博齐厄继承了他的职位。有一细节使人迷惑不解：巴尔博齐厄在他父亲去世的那一个月，就写信给圣·马尔斯，表示最关心的问题是他父亲的那位犯人……此外，这封快信里还透露了能向我们揭示犯人身份的情况：“如果你对你已经看守20年的犯人，还有什么情况要向我询问的话，请你像当年向卢瓦先生写信时说的那样，采取相同的防范措施。”
“你已经看守20年的犯人”。这句话无论如何不能适用于拉里维埃，因为多热尔是1669年7月被捕的，已服刑22年了。
结论必然如下，在埃克西尔死去的人是拉里维埃。多热尔是被用轿子押送到圣·玛格丽特岛的途中，差一点在漆布下被闷死的人。多热尔是圣·马尔斯自比内罗洛以后从未离开过他的唯一幸存的犯人；他又是唯一被认为案情重大、时刻不能脱离狱吏头头监护的人；他也是巴尔博齐厄上任之后唯一使他感到忧虑的人。
公元1694年，岛上到了一些新人，打破了岛上的沉寂。圣·马尔斯重新见到这些人时，总是怀着某种奇特的激情：这位狱吏时常怀念这些犯人。巴尔博齐厄早就决定，留在比内罗洛的犯人统统解往圣·玛格丽特岛。同年的1月，比内罗洛“最老”的犯人去世了：多明我教修士再也不必为他犯下的双重罪——幻想染指点金石和对孟德斯潘夫人不恭——而服刑了。两位幸存者，即迪布勒伊和马托利则去伴随可敬的圣·马尔斯先生。当然，马托利带了一名仆人。
巴尔博齐厄按照自己的习惯，向狱吏下达了最详尽的指示。德拉普拉德先生将负责押送，因为“他根本不想离开比内罗洛，而且士官们也没有到达。所以，他只能分批地将上述犯人押送走。尽管国王希望马上把这些犯人全都交到你的手中，但是，还是要叫这些士官们沿途尽可能地小心谨慎，一俟他们到达后，你应有地方马上安排他们。你也知道，他们同目前留在岛上的人相比，案情更为严重，至少其中有一个人是如此。为此，你最好将他们安置在最可靠的监狱里”。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推理越来越严谨了。现在，铁面人这一“头衔”只剩下三个候选人，即多热尔、马托利和迪布勒伊。1694年4月，三人在圣·玛格丽特岛会合。他们三人中谁是戴铁面罩的人呢？
然而，就在1694年4月，发生了一个偶然事件，一名囚犯死了，但我们不知道死者是谁。
圣·马尔斯在圣·玛格丽特岛看守的人，除了上述三者之外，还有：
一、德泽祖特骑士，我们对此人一无所知；
二、其他囚犯，其数目不详，其中有三四位新教牧师。
是他们中间的某人刚刚死去了吗？或者死去的是比内罗洛的原先的囚犯？怎样才能知道这一点呢？巴尔博齐厄在5月10日写的一封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情况。他对圣·马尔斯写道：“上月29日函悉。你可以按照你的建议，将死去的犯人的仆人安置在拱顶牢房里，但看守时要同其他人一样小心，不能让他同任何人讲话或通信。”
乔治·蒙格雷迪安先生是一部杰作的作者，这部书是关于戴面罩的人问题的最新作品，也是最客观的作品。他指出，对于一个犯人来说，如果他有仆人，这说明他的身份非同一般，只有显要人物才有此待遇。在比内罗洛，只有富凯和洛赞有仆人。芒图公爵的大臣马托利伯爵也有仆人。
在比内罗洛的三位幸存者马托利、多热尔和迪布勒伊当中，只有那位意大利人(16)受到这种照顾。
如果说，圣·马尔斯在圣·玛格丽特岛上只看守多热尔，迪布勒伊和马托利三个人，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1694年4月去世的囚犯无疑是意大利人了，因为三人中只有他有仆人。
但是，圣·马尔斯在岛上还同时看守了其他的人，他们之中是否有人也有仆人？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是，历史学家们不能仅仅根据可能性来作出判断。因此，还不能断言，马托利就是死于1694年4月。
当圣·马尔斯于1698年出发去巴士底狱时，与他同行的是他“原来的犯人”，而且这位犯人不能“被任何人看见或认出”。这一点人们还记忆犹新。人们也记得起，正是在这一次，圣·马尔斯灵机一动，想出了面罩这一办法，致使后来这一作法风靡一时。
1698年10月3日，《阿姆斯特丹日报》发表了如下消息：“圣·马尔斯先生主持巴士底狱。他将把他原先手下的一名囚犯押解到巴士底狱，另一名囚犯则在经过里昂时留在了皮埃尔昂西兹。”
这之后，铁面人进入巴士底狱，也成为历史人物了。
他是谁？
这句问话再次在这里出现。在所有的疑问中，这句问话最使人恼怒。
他是谁？
是马托利、多热尔还是迪布勒伊？
我们这里要提醒注意一点：迪布勒伊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区区间谍。他一旦被逮捕，卢瓦和后来的巴尔博齐厄就再也不管他了。大臣们都不断询问圣·马尔斯有关富凯、洛赞、马托利或多热尔的情况。在他们的信中，从未出现过迪布勒伊的名字。
只有一次，维尔布瓦中尉埋怨他表现不好。对此，卢瓦的回答是下面几句毫不客气的话：“本月1O日信收到。得知这位迪布勒伊给你制造麻烦。如果他继续装疯卖傻，你就像对待所有失去理智的人一样对待他。也就是说，狠狠地揍他，你很快就会看到，这样才能使他头脑清醒。”
从完全客观的角度讲，迪布勒伊这一“候选人”应该被排除。这样就剩下多热尔和马托利两人了。
过去和现在仍有一些人坚决主张那个人应是马托利。最近出现的、很有点说服力的人之一便是弗朗克·方克—布朗塔诺。马托利论者所提出的论据是什么？
首先，他们认为他们的“候选人”是很有分量的，至于多热尔与迪布勒伊，第一个人是“仆人”，第二个人是个“小间谍”。他们认为，只有通过意大利人才能对秘密和面罩作出解释，因为他被监禁这一事实“涉及国家利益，必须严加保密”。
之后，他们重新提到，1694年最后一批囚犯从比内罗洛转移到圣·玛格丽特岛时，巴尔博齐厄说明的情况：“他们当中至少有一名犯人的案情比目前岛上的其他犯人更重。”这位“案情更重的犯人”只能是马托利。
此外，只是当马托利到达岛上之后，通信中才出现“我的以前的犯人”，“你的以前的犯人”等提法。按照马托利论派的观点，这些说法肯定是指过去由圣·马尔斯在比内罗洛看管的、目前再次由他看管的那个人。他就是马托利。
当铁面人死去时，人们称呼死者为“马尔切阿利”或“马尔切奥利”。这肯定是指马托利，只是名字里稍微多了一两个音节而已。
最后，玛丽·安托瓦内特(17)的女佣人康宠曾提到，路易十六当着她的面对王后谈到过一件秘密，即铁面人“是一般的犯人，是芒图公爵的臣民，因精通权术而变成危险人物”。迪滕斯在他的著作《被裁断的通信》中，也提到路易十五曾向蓬帕杜尔夫人(18)谈到过同一秘闻，国王被逼问得没有办法，回答说：“那是意大利某一王国的大臣。”
以上是马托利论者的论点。说句实话，这些论点有点似是而非，认真地客观地推敲这些论点之后，人们会感到惊奇，为什么这么多人竟会如此轻率地相信如此苍白无力的推论。
有一个简单的事实足以推翻马托利的“候选人”的资格，即马托利的身世在当时绝对不是保密的。他叛变之后，被人劫持，后被监禁，这一切是路人皆知的。《荷兰日时报》已经将这一切向整个欧洲广为传播。更有甚者，法国的敌人西班牙人或萨瓦人，早就在一部小册子里公布了谈判的全部经过和大臣被捕的经过。据说这部小册子“旨在唤起舆论对马托利的同情”。
当然，在这位意大利人被捕时，外交大臣蓬波内在给德斯特拉德教士的信中这样写道：“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此人的下落。”马托利论派马上抓住这一句话大作文章。我们对此的看法是，这一提法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当1691年巴尔博齐厄继承他父亲卢瓦的职位时，他给狱吏的第一封信就打听后者看守了“20年”的犯人的情况。这个犯人不可能是马托利，因为他是1679年被捕的，也就是说，12年以前被捕的。这时间上的差距太大了，这不可能是巴尔博齐厄的笔误。
自1693年以后，马托利的名字从书信中消失了。书信一直以姓称呼意大利人已达10年之久，这证明，人们并不把这一点看成是秘密。因此看不出为什么突然改叫他为“以前的犯人”。很有可能，马托利是1694年去世的那一个犯人。而且他也有一名仆人，这一特殊情况又促使人们进一步这样推测。
在死亡登记簿上写的是“马尔切阿利”这一点，并不能证明那就是马托利，相反，却成了否定马托利的一个重要证明。当人们隐藏一个人的身份如此长时间之后，为什么又突然向一名神父透露出来并且写到公开的死亡登记簿上？当时的习惯作法是，钦犯被埋葬时均用假名。圣·马尔斯之所以称犯人为马尔切阿利，正是因为他不叫马托利。也有可能，他脑子里想起了在圣·玛格丽特岛死去的过去的一名犯人的姓名。朱尔·卢瓦兹勒尔这样写道：“在公开的登记簿上写上与马托利如此接近的名字，我认为，这非但不能证明马托利就是铁面人，恰恰相反，是否定这一说法的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论据之一。”
让我们再回到“数学论证法”。我们在5个人中，已先后排除了拉里维埃，他于1687年死于埃克西尔；多明我教修士，他于1694年死于比内罗洛；马托利，他很可能于1694年死于圣·玛格丽特岛，其候选人资格几乎完全被否定；迪布勒伊，他是一钱不值的间谍，肯定在1697年被圣·马尔斯留在里昂的皮埃尔昂西兹镇了。
结论自然得出：铁面人是厄斯塔什·多热尔。
所有材料均完全一致，例如，在逮捕和监禁他时，卢瓦下令所采取的异乎寻常的防范作法和特殊措施均说明了这一点。上述措施一度有所放松，但是，当人们知道多热尔已经了解富凯的秘密时，又再度加强了。
还有一个事实，即多热尔从未离开过圣·马尔斯一步。卢瓦对多热尔如此关照，在他眼里，多热尔这名犯人是如此重要，当圣·马尔斯被调到埃克西尔当司令官时，大臣则命令他将多热尔与拉里维埃一起带走。拉里维埃也无可奈何地遭受同样命运。大臣不愿意多热尔的看守者是圣·马尔斯以外的人。
然而，马托利却完全可以留在比内罗洛。
圣·马尔斯去埃克西尔之前，卢瓦曾要求圣·马尔斯给他寄去一份有关犯人的情况的完整资料，其中包括“你所了解到的犯人被监禁的原因”。但是，“下面塔楼”的两名犯人，也就是说多热尔与拉里维埃，不在此列。卢瓦对上述两人的情况了如指掌，根本不需要别人提供任何情况。他这样写道：“至于下面塔楼的两个人，你只要这样称呼他们就够了，不用附加任何说明。”
我们要提醒一点，即卢瓦的话是毫不含糊的。他给圣·马尔斯写信时说，只有多热尔与拉里维埃“案情严重，除了你，不能将他们交给其他任何人”。
在埃克西尔，在从埃克西尔去圣·玛格丽特岛的途中，对多热尔所采取的措施是在比内罗洛所采取的措施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两者也是一致的。在比内罗洛，除了圣·马尔斯之外，多热尔不能同任何人讲话，结果许多人误认为他是元帅或总统，司令官只好就他的身世乱编了一套故事。在埃克西尔，圣·马尔斯不敢越雷池一步，甚至于他手下的尉官也无权同犯人讲话，因为“这一命令得到了严格的执行”。
从埃克西尔去圣·玛格丽特岛途中，轿子盖上漆布，也是为了“防止任何人在途中看见他，同他讲话”。
当巴尔博齐厄第一次给圣·马尔斯写信时，是为了同他谈谈“那位你看守20年之久的犯人”。这里，无可争议地是指多热尔。新上任的大臣首先想到的是多热尔。
以此为根据，“你的原来的犯人”这一提法就很容易解释了。原来的犯人不是别人，就是自20年以来同圣·马尔斯寸步不离的那个人。马托利论派的人在使用语言方面的技艺实在高超，不知怎么一弄，居然把这一提法用来为他们的主人公服务了。
我认为，至关重要的、应强调提出的是，关于铁面人的传说之所以不胫而走，起因全在多热尔。在比内罗洛，人们私下传说多热尔是元帅或总统。当多热尔坐在盖上漆布的轿子经过时，才使普罗旺斯省的居民感到震惊。1688年初，5个人中唯独只有多热尔尚留在圣·玛格丽特岛了，而马托利在比内罗洛已经呆了整整6年了。我们不要忘记，此时圣·马尔斯写过十分精彩的句子：“在全省，人们都说我的犯人是德博福尔(19)。其他人则声称是已故的克伦威尔之子。”
人们已经知道，多热尔不可能是1694年死去的那个犯人。再说，他也没有仆人。当圣·马尔斯被任命为巴士底狱司令官时，他再一次随同圣·马尔斯前去，这有什么地方值得怀疑呢？
人们再一次向圣·马尔斯下达那些同样的意见和指令，而这些意见和指令过去一直是针对多热尔的，而且只针对多热尔一个人：“……你带着原来的犯人去巴士底狱时，要防止他被任何人看见与认出。”
当多热尔1703年在巴士底狱去世时，他已经服刑34年。
多热尔犯的是什么罪？说句实话，大家一无所知。毫无疑问，罪行是严重的，后果是可怕的，因此才导致了上述让人难以忍受的严厉措施。在34年中，秘密竟滴水不漏。
由于这一大家不知道的罪行，才使得多热尔显得十分重要，并使他成为铁面人。大家对多热尔的兴趣并不是因为他个人如何，而是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还应强调一点，即在他服刑期间，当他偶然得知富凯的秘密之后，他的罪行加重了。
我们还记得起伏尔泰提到的有人泄漏给夏米亚尔的那句话：
“此人知道富凯先生的秘密。”
蒙格雷迪安先生还发现，1698年将犯人押解巴士底狱时，洛赞与富凯夫人及其孩子还活着，这就说明，虽然时过境迁，大臣仍然一定要“强调隐瞒多热尔身份的绝对必要性，并且一定要让洛赞相信多热尔早已不在人世。”
多热尔论的最狂热信徒之一莫里斯·迪维维埃先生在一部著名的书里提出了补充说明。迪维维埃先生以为厄斯塔什·多热尔就是厄所塔什·多热尔·德卡瓦。两者之间的情况十分相似。德卡瓦骑士是一个黑道中人物，他参加过有名的罗瓦西盛宴。那次盛宴正值复活节的星期五，人们把一只小猪崽命名为“鲤鱼”。之后，他很可能染指了“放毒事件”(20)。因为他在路易十四面前装疯卖傻，国王免他一死，只是判他终身监禁。迪维维埃先生认为，圣·马尔斯在他身上发现“毒品”这一点证明，他很可能受科尔贝尔(21)的指使去毒死富凯的。因此，他应带着他的新罪行的秘密死去。这样，就必然说他已经死去，就必然强迫他戴上面罩。
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迪维维埃先生提供的线索还是比较经得起推敲的。但从历史学的角度讲，他的论点仍然是一种假设。
如果说厄斯塔什·多热尔是历史上最有名的人物之一，即铁面人的话，他被监禁的原因仍是一个谜。这一名字是否掩盖了另外一个人？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他绝不是路易十四的兄弟，因为太阳王永远不会让有他的血统的人去给富凯当仆人！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铁面人是谁，因此，谜已解开，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世上出现了这么一个铁面人，所以，谜仍然存在。
【注释】
(1)《布拉若纳子爵》，大仲马小说，1850年出版。主要描写法国宫廷和教皇的矛盾。为《三个火枪手》《二十年之后》的续集。
(2)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文学家、诗人、剧作家。
(3)米什莱（1789—1874），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
(4)马扎兰（1602—1661），红衣主教、政治家，原籍意大利，后在法国国王路易十三手下供职，1642年后任法国首相。
(5)德卢瓦侯爵（1639—1691），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时的国防大臣，1677年后任大法官，1683年后，逐渐控制了国家事务。
(6)夏米亚尔（1652—1721），法国政治家，曾在路易十四时间担任陆军部国务秘书。
(7)拉弗亚德（1612—1697），法国外交家，他的弟弟和侄子均是法国的元帅。
(8)富凯（1615—1680），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时的财政大臣，因搞金融投机活动被捕，后被判处无期徒刑。
(9)里舍利厄（1585—1642），红衣主教，路易十三的大臣。
(10)洛赞（1633—1723），法国贵族军官，后娶国王路易十四的堂妹为妻，在路易十四的宫廷里起过重要作用。
(11)大小姐，指国王路易十三的兄弟加斯东·奥尔良的女儿，路易十四的堂妹。
(12)太阳王，指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13)博福尔（1616—1669），国王亨利四世的孙子，投石党的领袖。
(14)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共和国时代的护国公。
(15)南特赦令，法国国王亨利四世1598年在南特颁布的宗教宽容法令。
(16)即指马托利。
(17)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
(18)蓬帕杜尔（1721—1764），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
(19)德博福尔（1616—1669），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之孙，法国17世纪反专制组织“投石党”的领袖之一。
(20)放毒事件，1670年至1680年在法国发生的一系列放毒案件，案件涉及面很宽，许多重要人物受到牵连。审判结果，34人被处死。
(21)科尔贝尔（1619—1683），法国政治家，路易十四手下大臣，他是富凯的政敌，后告发富凯，使富凯入狱，并取而代之成为财政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