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眼科学是是中医临床学科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医基本理论基础上利用眼部疾病的发生发展和体内脏腑经络的功能关系研究眼的生理、病理和眼病的临床表现、诊断、辨证、治疗与预防的专门学科。它的任务是防治眼病,维护人体视觉器官的健康。中医眼科,是中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临床学科。
中医眼科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临床学科。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与社会的发展以及整个中医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的。虽然它的发展历史是连贯的,但从发展状况与学术特点来看,大体又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即萌芽时期、奠基时期、独立发展时期、兴盛时期、衰落与复兴时期等。
萌芽时期
(上古一南北朝)
中医眼科的萌芽时期远在上古,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商、周、秦、汉诸代。这一时期,祖先通过一段漫长而原始的、一症一药、对症治疗眼疾的年代之后,开始向着探索眼的解剖结构、生理病理,乃至辨证论治的方向进步。如早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目”、“疾目”等记载。至春秋时期,《诗经》和《书经》等又有目盲的记载,并根据其症状不同,分别采用“瞽”、“蒙”、“瞍”等词加以区分,对防治眼病的医药知识不断增加和积累,并开始从实践上升为理论,载人医药书籍,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不过,中医眼科尚无比较系统的理论,也无收载和论述眼病的专书。所以说,当时的眼科尚处于萌芽时期。
奠基时期
(隋朝一唐朝)
《千金要方》隋唐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空前繁荣,中医学发展很快,成绩显著,眼科学也迅速成长。这一时期,在许多全书,方书中已有集中记载眼科病因证治的文献,主要的如《诸病源候沦》、《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而且有了比较著名的眼科专书,如《龙树眼论》、《刘皓眼论准的歌》等。唐代从事医疗保健和医学教育的太医署,分科较细。五官病从此正式从内、外科划分出来,自立为“耳目口齿科”,也就是我国早期的五官科。这为下一步眼科分化为专科打下了基础。由于眼科理论与临床治疗的发展,尤其是晚唐出现《龙树眼论》之后,对眼的解剖、生理等基础理论的认识较前深入、系统,对相当多的眼病在诊断与内治,外治及手术等方面已经具有一定的水平,这些都为中医眼科进一步发展为独立的专科奠定了基础,故称奠基时期。
独立发展
(宋朝一元朝)
由宋至金元时代,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都有较大的发展。当时大规模地编辑整理医书,大部分眼科文献都保存于方书与全书之中。如《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世医得效方》等皆有专论眼科的篇章,眼科专著《秘传眼科龙木论》、《银海精微》等也成书于这一时期。宋代开设太医局从事医疗及医学教育。下分九科,其中开设了眼科。从此,历代眼科皆独立成科。由于宋元时期的发展,中医眼科已逐渐形成了本学科的理论体系与诊疗特点,所以有了分化为专科的条件。眼科独立之后,学有专攻,又大大地促进了中医眼科学术和技术的发展。
兴盛时期
(明朝一清朝·鸦片战争以前)
明、清两代,是中医学发展的兴盛时期,眼科也不例外。有关眼科的医药著述方面,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大大超过了以前各代。影响较大的如《原机启微》、《本草纲目》、《普济方》、《证治准绳》、《审视瑶函》、《目经大成》等。眼镜在我国使用较早,早期称为“空空格”。在明初由艺衡《留青日札摘抄》及屠隆的《文房器具笺》都有记载,主要用于老人“目力昏倦,不辨细书”。张自烈《正字通》则明确指出:“空空格,眼镜也”。此后,渐称眼镜。总之,由于明清时期的中医眼科,在基础理论与临床治疗方面都有很大发展,眼科文献的数量与质量大大超过以前各代,所以说是中医眼科最兴盛的时期。
衰落复兴
(清朝·鸦片战争以后至今)
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的百余年间,由于国家政治腐败,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社会经济濒临崩溃,中医事业随之凋零,中医眼科学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也由兴盛转向衰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中医眼科才枯木逢春,得到迅速发展。由于西医眼科的传人和影响,为以后眼科的中西医结合创造了条件。当时这一类的中医眼科代表有山东博兴的魏儒正(1847-1929)亦是魏氏中医眼科的创始人。年轻行医,晚年总结编撰了《眼科集要》。《眼科集要》是集中医眼病学诊断、治疗的专业著作,《眼科集要》是当时的眼科集大成之作 ,具有极高的史料和中医眼科学参考价值。清末民初其子魏纯讷继承父业,晚年著有《眼科临症录》等重要医学著作,并将其继承并发扬下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魏氏中医眼科第三代传人魏士臣正式继承祖业,在中医眼科的基础上引入西方医学诊断方案和治疗理念,广泛开展了中药的植物学、鉴别诊断学、化学、药理学及临床医学等多方面的研究,成为当时眼病专科的革新理论家。其他记载有徐庶遥著的《中国眼科学》、陈滋著《中西医眼科汇通》等。唐容川所著《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中也包含有关眼科方面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党的中医政策振兴了中医,中医眼科随之迅速发展。1955年起,北京等地先后成立中医研究院所,设立中医眼科研究室和临床科室。1956年起,全国各省市相继成立高等中医院校,设立眼科教研室和附属医院眼科的门诊及病房。魏氏中医眼科也是在国家的政策下重新建立。1975年由魏士臣独立创办。魏士臣之子魏鸿友根据国家卫生部《名老中医带高徒》文件精神,经本县卫生行政部门批准,1978年跟随家父魏士臣潜心学习中医理论、辩证技巧、并加上自己在临床中不断总结、探索。对于中医眼科内外眼病的治疗有了自己的独到见解。由于天赋甚高加上后天的刻苦学习仅用四年时间便将魏氏中医眼科的历代传人总结的秘方、验方.辩证技巧全部掌握。学习期满后,先后在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现已独立从事中医眼科临床三十余年。
1、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对眼的解剖生理,眼病的病因病机、临床证候、针刺疗法等已有初步的论述。所载眼部病名有目赤,目痛、目眦疡、目下肿、目不明、目盲、视歧等30余种。
2、大约编著于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收载药物365味,其中眼科用药已达70余种,可用于治疗胞睑、两眦、白睛、黑睛、瞳神等部疾病,以及一些全身病的眼部证候。而且不少药物至今仍为眼科所常用。
3、东汉末年,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该书在阐述全身性疾病时,涉及到目赤、目黯、目不识人等20佘种眼部病症。但是仲景从整体观念出发,参合全身脉症,辨证沦治,为后世治疗眼病结合全身证候辨证论治的方法奠定了基础。
4、隋代,巢元方等著《诸病源候论》,该书在目病诸候一卷内,集中收载三十八候,包括胞睑、两眦、白睛、黑睛、瞳神等部疾病。此外,对于突眼、近视以及一些与全身性疾病相关的眼病也有了记载,而且对症状描述和病源探讨都比前人前进了一步。
5、唐代,孙思邈著《千金要方》,在七窍病一卷首列目病,首次明确地提出了生食五辛、夜读细书等容易引起眼病的19种因素,以及预防眼病的若干注意事项,还首次记述了老人目昏。在眼病的治疗方面,记载了神曲丸等81首内服及外用的药方,并第一次提出了食用牛、羊等动物肝脏的明目作用。此外,还介绍了熏洗、外敷、钩,割等眼病外治法和针灸、按摩疗法。所以,该书对后世眼科发展颇具影响。
6、王焘著《外台秘要》,在眼疾一卷中引印度《天竺经论眼》。在眼的解剖方面指出:眼乃轻膜裹水,外膜白睛重数有三,黑睛水膜止有一重,不可轻触:眼之黑白分明,肝管无滞,外托三光,内因神识,故有所见。在论述病源方面提出:绿翳青旨(相当于青光眼)之类眼病“皆从内肝管缺,眼孔不通所致”的独到见解。而且指出,该病初发即须速治,病成则不复可疗。在眼病论治方面,谓治脑流青盲眼(相当于白内障)“宜用金篦决,一针之后豁若开云而见白日”。这是中医古籍有关金针拨内障的最早记载。该书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7、《龙树眼论》是我国第一部有影响的眼科专书。可惜原书早巳失传,仅有日本人辑录于朝鲜《医方类聚》的辑本。该书大体可分为总论与各论两部分。总论所述病因病机与《诸病源候论》相似,多主风热;各论所述眼病有30节。书中的眼部解剖名词比以前的文献丰富,如眼睑、眼皮等皆属首见;所涉及的眼部病,已增至60余种。治疗方面,不仅重视药物,还记载有多种手术疗法,如首次提出对胬肉攀睛使用割烙法和对“睑皮里有核(即胞生痰核)”施行手术治疗,而且对“开内障用针法”的叙述也较前人详细。
8、《刘皓眼论准的歌》是晚唐时期著成的另一部眼科专书,又称《刘皓眼论审的歌》(《宋史》)。全书为诗歌体裁,便于记颂。现存《秘传眼科龙木论》中《龙木总论》之“审的歌”,即来自该书。书中所载的“五轮歌”及将72种眼部病证按内、外障分类的方法,对以后的中医眼科影响深远。
9、宋初编成的《太平圣惠方》100卷中,眼科两卷总结了宋以前的眼科成就,并有所发展。将所收载的500多首处方按主治证候分类,而且对每类证候的病因病机都作了扼要的阐述。眼科五轮学说在该书首次见到运用,并以“眼通五脏,气贯五轮”强调了眼与整体的密切关系。书中除对内治和外治的大量记载外,对金针拨障等手术的介绍也比较详细。
10、此后一百多年,又有《圣济总录》,全书200多卷,有论有方。眼科部分在《太平圣惠方》的基础上加以扩充,写成12卷,包括眼病58门,手术2门,记载眼病用方750多首,内容较为丰富。至于眼科用药,见于宋代著名官方药书《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者,就有180多种,其中还吸收了一些外来药物,如没药、龙脑香等。
11、元代危亦林编《世医得效方》,其中眼科一卷,首先重点阐述了五轮八廓学说,其次分别叙述眼科72证的证治,内容简明扼要而实用。
12、由宋元医家辑成的《秘传眼科龙木论》,是一本著名的眼科专书。全书分10卷,卷1—6主要载列眼科“七十二证方论”,每证方论以下附有“审的歌”;卷7为诸家秘要名方;卷8为针灸经;卷9—10为诸方辨论药性。书中主要内容是按内、外障分类记叙72种眼病的病因、症状和治疗,并介绍了古代金针拨内障以及钩、割、镰、洗等手术方法,对后世很有影响。正文10卷之后,另附有《葆光道人眼科龙木集》,其主要部分是“眼科七十二问”,具体内容与前面“七十二证方论”并不相同。此外,它在“五轮”之后,首次较详细地述及眼科“八廓”,虽然八廓不如五轮学说有影响,但是仍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13、《银海精微》为宋以后的人托名孙思邈撰成的眼科专书。该书首先叙述了五轮八廓学说和中医眼科辨证的一些基本理论,接着列叙了80余种眼病的病因、症状和治疗,并附有眼病简图。此外,还初步介绍了按五轮检查眼病的顺序和方法。此书辨析证情比较明白,内治的不少方药也比较精简实用,外治还采用了点、洗、剧、烙、夹等法,对金针拨障(开金针)的手术方法描述尤详。
14、金元时代,医学流派主要以刘完素、张从正、李呆、朱震亨四大家为代表。刘完素强调火热为病的学说。在眼科方面,他认为眼目赤肿翳膜皆属于热,主张降心火,滋肾水,用药偏重寒凉。张从正继承刘氏主火之说,并有所发展。在眼科方面,他认为目不因火则不病,能治火者一句可了,治病主张以祛邪为主,善用攻下法。李呆提倡内伤学说。在眼科方面,他认为脾虚影响五脏六腑的精气不能上贯于目,则目不明,因而治眼病要理脾胃,养气血才是正理。朱震亨认为相火为元气之贼,阴虚则火动,治病重用滋阴降火之法。在眼科方面,他认为眼病不外虚实二因,眼目昏花属肾水亏虚,眼目肿痛属肝经风热,内治虚者宜滋肾阴,实者当散风热,虚实相兼者则散热滋阴。以上四家学说虽各有所长,但也离不开辨证论治的原则,后人合理运用,进一步丰富了眼科的理论和实践。
15、跨元、明两代的眼科名医倪维德著《原机启微》一书。其上卷按病因将眼病分为18类,理论联系实际,详细分析病机,辨证论治;下卷论方剂配伍,后附治疗眼病40余方,并有方义说明。这是阐述理论比较系统的一本眼科专书。
16、清朝年间,中医眼科要以山东博兴眼科名医魏儒正为代表,其著作的《眼科集要》共分四部详细记录叙述中医眼科对于各类疑难眼病的详细辩证技巧及论症法则,内容精简实用,并配以绘图加以说明,内治以脏腑经络调理为主、外治以熏、洗、点、拨为主,是一部综合性的理论解释、实用技术较强的一部眼科专著。
17、清末民初,魏氏中医眼科第二代传人魏纯讷子承父业,17岁便从父学医。由于父亲的身教言传,五、六年时间即掌握了诊治眼病的技能,并能把祖传验方灵活地运用到实践中,取得显著疗效,声誉渐高。
魏纯讷常说:“学贵博而能长,未有不博而能长者也。”他认为,眼虽是局部器官,但和五脏六腑紧密相关。眼科是在内科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打好内科基础,是学好眼科的根基。所以,他不但主攻眼科专著,而且精心研读《内经》、《伤寒》、《金匮》、《温病》等医著。因而眼科、内科俱佳。
魏纯讷行医40余载,对中医眼科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为了继承和发扬祖国的医学遗产,把宝贵的临床经验留给后人,他将平时收集的200余例疑难病例整理成《眼科临症录》,对病因、病机、辩证论证、治则、方药等都做了详细记录。他为了将自己的临床经验与父亲毕生的经验融为一体,50余岁时,着手对《眼科集要》重新整理,暂定名《重定眼科集要》。手续未完,在日军扫荡中不幸失落。1949年春,魏纯讷因病与世长辞,终年69岁。
18、建国初期,魏氏中医眼科第三代传人魏士臣原滨州市博兴县人民医院眼科专家。从事中医眼科临床工作50余年,他不但对中医眼科有深厚的造诣,而且对中医内科.妇科.儿科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所以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较高的声誉。任县历届政协常委,1—9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两次出席省和地区召开的眼科学术交流会,曾被邀请去滨州医学院中医班进行中医眼科学讲座。一九八五年十月出席省政协召开的各界人士交流大会。1967-1969年利用三年时间将平时积累的经验及秘方编撰而成《中医眼科集腋》一书流传于后。《中医眼科集腋》是一部中医眼科学著作,对于以后的中医眼科学发展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眼科的诊断,是从整体观念出发,对眼病进行诊察与判断的方法。诊察与判断是理论联系实际诊断眼病的两个重要环节。正如《审视瑶函·弃邪归正论》所说:“夫有诸中然后形诸外,病既发者,必有形色部位之可验,始知何脏何腑,某经某络,所患虚实轻重,然后对症医治。首先,应全面运用望、闻、问、切四诊广泛收集病情,然后根据中医的基本理论,对患者的症状和体征,由表及里、由局部到整体、去伪存真,进行分析归纳,找出其中的内在联系,辨清眼病的病因、病位及其病变性质等,抓住疾病的本质与主要矛盾,继而作出正确的诊断,为治疗提供可靠的依据,并可对眼病的转归和预后作出估计。 诊断眼病,不但要运用中医诊断疾病的一般规律,而且还必须结合眼科的特殊情况进行。尤其在当代,随着现代科学检查设备与技术的引进,中医眼科的诊法和辨证已在传统方法的基础上得到了深化和发展,其专科特点更加显著。本章主要介绍眼科的常用诊法与辨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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