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美）奥唐纳著++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_11048131.pdf

《自然的理由》一书由三个部分所组成。第一部分“历史VI 与自然”，旨在对马克思主义在人类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问题上的辩证的和唯物主义的思考方法作出阐述。我一方面试图绕开某些”辩证唯物主义’‘的伪科学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试图避免与后现代相对主义的混乱观点混淆在一起。与此同时，我还试图使在这些论文中所发展出的方法，比统治着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以及统治着（在社会科学内部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之间的学科分工的那些方法论观点更具全面性和实践性。
第二部分“资本主义与自然”，通过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以及波兰尼的社会理论的视角，对当今世界的资本主义与自然和社会世界的”完整性”之间的矛盾作出研究。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通过危机而进行的积累以及技术、能源、空间发展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另一方面，又对资本在利用自然界的过程中把自然界既当作水龙头又当作污水池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自然界是在下列意义上成为一个水龙头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以及再生产的资料和对象［譬如，所有的人类物质产品］都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从地球

上获得的.自然界在下列意义上是一个污水池：从根本上说, 所有的人类产品，包括直接生产过程中的那些不受欢迎的副产品，都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回归地球、根据炳的原理，即使是能源也不例外。）我把波兰尼有关“虚拟的” 土地商品和劳动力商品的理论，运用到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的分析之中。纵观整令第二部分.我在重点关注事物的交换价值的同时，对事物的使用价值的维度也做了重点研究，譬如，在关注工人所遭受的经济剥削的同时，也关注了工人所遭受的生物学维度上的剥肖h在关注马克思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提出的、后来又由几代马克思主义者加以充分阐迷的资本主义枳累的内在经济障碍的同时，对资木主义积累所面临的外在性的自然和社会性障碍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第三部分“社会主义与自然”，旨在以在第二部分中已经切揭示出的资本的矛盾理论为基础，对一般层面的“新社会运动”以及具体层面的环境/生态运动作出理论上的阐述。我尤其对那些对世界经济危机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矛盾，以及那些有可能造成激进的政治可能性或者说有可能造成“激进的绿色主义”的政治可能性的社会运动感兴趣。
对本书的主要前提作一个简短的说明，对读者来说也许是有益的。我一直以为，今天的这些激进的绿色（和绿色的激进）运动，可以说根源于20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根据来自69个国家的1700位科学家（包括仍然健在的 196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的99位科学家）在1992年发出的一份警告,”人类与自然界正处于一种冲突之中”。一方面，在过去的二三十年时间中，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增加已经超过了任何一种理性的预计；另一方面，在上述同一时期内，过去的那种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性的规范形式，
在那些渴望参与新全球经济的分姓（以及使当地经济避免遭受投资冷淡、资本外逃和其他各种打击）的新自由派政府（和社区）的手里，已经部分地或者说全部地被解除了。就在国家（和社会）需要对资本作出更为严格和更为理性的规范的历史阶段——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生态系统的可生存性、社区的聚合性社会功能以及作为社会稳定性之基础的社会规范的时候一一国家所具有的驾驭能力（以及社会的规范能力）却变得越来越受到威胁和失去作用。尽管很多非常重要的生态和社会问题正在以更为强有力的方式凸显出来，但过去的那些规范和约束形式已经被’‘自由市场”（“资本的自由”）和 “民主”（”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学”）所取代。总之，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在经济和她理的维度上已经变得更为复杂——发生在不同地点的不同类型的事件对发生在其他地点的其他类型的事件的影响，变得更快和更具决定性—— 而政治及社会性的规范力却变得更为简单（和笨拙）了。
一种政治上的真空（我相信确实如此）已经在各种类型的人民党主义（左的、右的、中间的、种族主义的等等）以及地方主义的政治观点蜂拥而至的地方出现了。所有能够被想出来的地方管理模式及行为模式，都被用来应付各种类型的社会生态性和生态社会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有的是地区性的、有的是全国性的、有的是国际性的——有些则是系统性的。当然，在这种真空中也已经出现了新型的激进的绿色和绿色的激进的政治观点，正像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些政治观点对全球资本/新自由主义以及各种类型和形式的地方主义都作了批判。这是一条很好的消息。
前面提到的那种基本矛盾（如果它确实如此的话）的出现，源自于20世纪最后的二三十年时间中所发生的三种主要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变化。

第一种变化是在20世纪的前四分之三的时间内所出现的那些最为重要的政治经济管理模式的失败：首先是西方国家的阶级和解、社会民主以及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制度的削 VB弱；其次是东方国家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巨大推动下）的变化；再次是南部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在大萧条和二战期间所发展起来的那些半自给自足式的、民族主义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管理模式的瓦解与消亡。
第二种重要的变化与上述第一种变化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它就是资本的地区化和全球化，以及作为资本在政治/意识形态维度上的李生兄弟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恢传播。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的主要轮廓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它们对人类社会、社区以及自然界的健康发展所起的消极作用，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数以千万计的人所认识到）。这些抡廓（或者说方面）包括：地区性及全球性的市场对国家经济资源的不公平配置；这些经济活动越来越依赖于出口（和进口）；金融资本的垄断性;工业的私人化以及失范化；受全球资本控制或强有力影响的国际性机构对民族一国家权力的局部性霸占；各种类型的不平等的不断加大以及社会的边缘化现象。
我们在上面所提到的三种“古典性”管理模式的瓦解，以及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出现，再加上各种类型的环境/生态和社会/政治问题的成倍増加，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笫三种、同时（从地球的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也是最重要的一种结构性变化的基础。这种变化就是众所周知的新社会运动——尤其是环境和生态运动——的发展，以及工人运动向那些至今尚被贬低或被忽视的生活领域的扩展（为绿色地带、生态多样性、有毒废弃物的清除等等而进行的斗争）。
总之，上述这些具有辩证性的发展过程，已经削弱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利益以及具体国家的劳动力水平。它们加快了一种国际性的统治阶级的发展以及催生出了一种国际性的政治精英及资本主义化的国家。它们成倍地增加了全球性的社会和环境/生态问题，同时也促进了一种新的劳动力的国际化，以及环境主义和生态学、女权主义、城市运动和（最后一个，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个）人权运动的发展（与其他类型的运动组合在一起）。它们使那些曾经能够有效地进行社会和环境/生态管理的民族国家失去存在的合法性和部分地丧失反抗的能力，而此时，对于地球这个星球以及居住在上面的人们来说，更为有效的管理和控制机制是至关重要的。最后（希望不是最不重要的），它们导致了一些有关社会及社会变化的新的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是其中之一）以及一些新的社会物质性实践活动，生态学社会主义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