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穆斯林已经成为了世界级的热门词汇，但大众对他们了解基本还源于事件性的新闻报道，人们或许了解中东的战乱、叙利亚的难民、耶路撒冷的枪声、土耳其的星月旗、中国西部地区的回民。但大多人却不了解这个世界性的宗教团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中国的穆斯林群体最初又是来自于哪里？
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影响力仅次于基督教，如今全世界约有16亿穆斯林，可见伊斯兰教的广泛影响力。
其实，许多人也许不知道，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基督教系出同源，他们都被成为“亚伯拉罕一神教”，只信仰唯一的真神，都把亚伯拉罕称作他们的先知，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嫡长子以实哈格成为了希伯来人的祖先，摩西和耶稣就是他的后人，也就有了犹太教和基督教；庶长子以实玛利成为了阿拉伯人的祖先，后人中的穆罕默德创建了伊斯兰教。
如果你有机会翻阅一下犹太教《圣经》、基督教《圣经》以及《古兰经》，就会发现它们前半部分有着相当大的重合度。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来自于犹太教，犹太教和基督教都信仰耶和华，伊斯兰教信仰安拉，他们都信奉和崇拜同一个主宰宇宙万物、至高无上的造物主。对于唯一真神，犹太教称阿特乃，不愿直呼耶和华，他们的先知是摩西；基督教称弥赛亚或基督或天主、上帝，他们的先知是耶稣；伊斯兰教称安拉或真主，他们的先知是穆罕默德。犹太教不承认耶稣，而伊斯兰教只是把耶稣当作五大先知之一，这是他们的区别。
伊斯兰教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大食法、大食教、天方教、清真教、回回教、回教、回回教门等。经宋、元、明、清1000多年的传播发展，现已成为中国五大宗教信仰之一，有信徒约3000万人。伊斯兰教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称谓。宋、元称“大食教”，明代称“天方教”或“回回教”，明末至清称“清真教”，民国时期称“回教”。1956年起统称伊斯兰教。有回、维吾尔、哈萨克、东乡、柯尔克孜、撒拉、塔吉克、乌孜别克、保安、塔塔尔等10个民族大部分信仰。
我们知道，自古以来，中国都是个文化思想包容性很高的国家，汉、唐等强盛时代的中国人胸襟博大，海纳百川，无论是什么教派，什么思想，都能在华夏这块土地上流传发展、生长壮大。众所周知，中国本土道教起于东汉时期，而佛教也是在汉末正式传入中国，大秦景教（基督教）是在唐太宗时期传入中国。
但对于伊斯兰教最早何时传入中国，中国首批本土穆斯林何时形成，大家却知之甚少。史书上也众说纷纭，明清史料中甚至还有“隋开皇中”、“唐武德中”、“唐贞观初年”、“八世纪初年’传入的多种说法，但大多都是一家之言。
最可信的记载来自于《旧唐书》：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阿拉伯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遣使来唐朝贡，从此伊斯兰教的教义和文化开始进入中原，当时的阿拉伯商人和穆斯林主要分两条路线进入中国：
一、从陆上沿丝绸之路到达内地长安和洛阳等地，中国和伊斯兰教盛行的阿拉伯半岛并不相连，但自张骞出使西域时起，中西交通已有所疏通。7世纪中，穆罕默德及其继承人统一了阿拉伯各部并向外扩张，西陷开罗，东指波斯，建立了强盛而庞大的阿拉伯帝国，中西交通也有了进一步的开拓。
除了友好交流，大唐和大食之间也时常兵戎相见，如唐玄宗年间（712-756年），为石国（塔什干）纠纷，大食和中国之间曾直接发生军事冲突，这就是历史有名的“怛罗斯之战”，大唐安西远征军在大食境内孤军深入，遭到了盟友背叛，高仙芝兵败，此后双方国内都发生了动乱，都无力在西域更进一步。但唐朝和大食之间也有许多友好的记录，如安史之乱时唐政府曾借大食西域之兵20余万，后来，其中一部分被准许世居中国。
二、从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由波斯湾出发绕马来半岛到达我国东南沿海各商阜城市。7世纪时，波斯湾、阿拉伯海–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中国南海–广州、泉州、扬州的海路商道，主要由我国和大食、波斯商人所占据。唐王朝对海路通商活动采取鼓励政策，当时的广州、泉州、扬州都是通商大埠，万客云集，出现了”市井十洲人”的盛况。随着海路通商的发展，伊斯兰教也从海路传到了中国。
据《旧唐书》载，自651～798年间阿拉伯来唐使节达39次之多。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来华更是络绎不绝。他们来华后多集中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扬州、杭州、明州(宁波)并深入内地的长安、开封等地，从事香料、象牙、珠宝、药材和犀牛角等的贩卖，并带回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其它商品。
中国人称他们为“蕃客”、“蕃商”和“胡贾”等。由于唐、宋政府鼓励商业贸易，因而有不少人在中国久居不归，称之为“住唐”。唐时，侨居或在中国安家落户的阿拉伯、波斯人为数不少。据《资治通鉴》贞元三年条记载，玄宗天宝年间(742～756)以来，大食国的“胡商”，“留长安久者或四十年”，“安居不欲归”、“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肃宗上元元年(760)之前，居住杨州一带的大食“贾胡”至少也有一二千人。据唐代僧人鉴真在《唐大和尚东征传》中说，天宝年间居住在海南岛上的波斯人村寨“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9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也说，唐末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占广州，居住在此地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和基督教徒有12万之多。
两宋时期，中国对外通商贸易的规模又有了新的发展，来华的阿拉伯、波斯人比唐时巨增。他们多集中在广州和泉州，仅泉州一地就数以万计。中国地方当局为照顾他们的生活习惯，设立诸国蕃客聚居区“蕃坊”，并允许他们和汉人通婚，繁衍后代。
据宋代朱或《萍州可谈》记载，北宋末广东有刘姓阿拉伯人娶宗室女者，因而出现“土生蕃客”和“五世”土生蕃客的记载。清代学者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载：“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诡服殊音，多流寓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连城，以长子孙。”据近人考证，广州蕃坊在“府城之南”、“珠江北岸”，泉州在“此市南郊，地临晋江”。南宋时，这两个地方还出现了不少大食巨商，“富盛甲一时”，具有相当的社会经济地位。大食国的穆斯林商人在中国寓居或定居，同时也把把伊斯兰教传入中国。
在大食人聚居的“蕃坊”中，由中国当局任命一位年高德劭的穆斯林为“蕃长”，负责管理蕃坊事务，主持礼拜等宗教活动，处理穆斯林间民事诉讼，并招揽外商来华贸易。蕃客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皆以《古兰经》、圣训及伊斯兰教习惯行事”。《萍州可谈》又载；“蕃人衣装与华异，饮食与华同”，“至今蕃人但不食猪肉而已”，“非手刃六畜则不食”。他们还在居住地建立了礼拜寺及穆斯林公共墓地，伊斯兰教影响随之扩大。今广州怀圣寺、泉州清净寺、杨州仙鹤寺、杭州真教寺等，都是这一时期建成的伊斯兰教古寺。
《诸蕃志》卷上记载泉州墓地说：“有蕃商曰施那帏，大食人也，寓泉南，轻财乐施，有西土风习，作丛冢于城外之东南隅，以掩胡贾之遗骸。”唐人杜环《经行记》称伊斯兰教为“大食法”、宋人赵汝适的(诸蕃志》称“大食教度”。这时伊斯兰教在中国还只局限于来华侨居的阿拉伯、波斯商人中信奉，广大汉族人对其相当陌生，因此一些汉文文献往往把穆斯林念经、礼拜等宗教活动，不确切的理解为“拜天”、“叫佛”等。
唐宋时期来华的穆斯林，保持他们的宗教信仰与生活方式，与当地人通婚，安居乐业，繁衍子孙，由侨民而演变为“土生蕃客”，成为中国穆斯林的先民。外来穆斯林从事正当商业活动，不向教外人传教，避免了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冲突。宋代沿袭此一政策，且更进一步依赖海舶收入，为“蕃客”的往来定居与商业活动提供不少便利条件，使伊斯兰教深深植根于中国土地上。
唐宋时期来华穆斯林虽人数不多，但大都往来于沿海通商口岸与长安、开封、北京等大城市从事贸易活动。他们及其后裔与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有的还应试为官，有的以其雄厚资财发展商业和贸易，为朝廷提供大量财政收入。他们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中国的造纸术、炼丹术、印刷术、火药等从这一时期起先后传入阿拉伯，随后又由阿拉伯人介绍到西方。由此可见，当年的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一样，兼容并包，并不保守，同样能够吸收世界上先进文明的精华部分，博采众长。当时的阿拉伯地区，同样是文明的圣地。
在唐玄宗时期，当时的黑衣大食帝国，也是世界文明两大霸主之一，经济水平，科学文化远超欧洲，阿拉伯商人遍布天下，天文算数历法也都是世界先进水平，与盛唐并肩而立。而如今，虽然伊斯兰教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教众更为庞大，全世界约有16亿穆斯林，但整个伊斯兰教世界却日趋保守，日益排斥现代科技和知识文化，离文明世界越行越远，战火和灾难困扰着整个阿拉伯世界。我们不能不深思——到底是什么发生了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