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所著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该作是作者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表面上看，《人间词话》与中国传统之诗话、词话作品之体例、格式并无显著的差别，实际上它已初具理论体系，在旧日诗词论著中，称得上一部屈指可数的作品。在近现代词论界，许多人把它奉为圭臬，影响深远。本书不仅是文艺理论著作，更具有哲学意义和人生指导意义，是大众喜爱的经典之一。本书附录全彩印刷的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手稿，读者可以对照手稿，欣赏国学大师的妙笔心得
作者简介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浙江省海宁人。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王仲闻（1901—1969），名高明，字仲闻，以字行。笔名王学初、王幼安，浙江人，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次子。曾任中华书局临时编辑。长于词学，曾参与《》的校订工作。撰著有《李清照集校注》、《唐五代词》、《南唐二主词校订》、《读词识小》及《蕙风词话．人间词话》（校订）等。
王国维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学界而言，是一座高峰。后人谈及其学问，没有不俯首赞叹的。鲁迅在评价王国维的治学时，曾深深被其精深的学识所折服，叹道：“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作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①鲁迅一生，还很少这样评价过哪一位国学大师，这便足以证明王国维在现代学人心目中的位置。
王国维生前，曾手定出版了多种著作（包括译著），其中有《静庵文集》、《法学通讨》、《宋元戏曲考》（后易名为《宋元戏曲史》）、《辨学》、《人问词话》、《观堂内外杂文》、《唐写本切韵残卷三种》、《观堂集林》、《经学概论讲义》、《蒙古史料校注四种》等。其涉猎之广，力度之深，令后人惊叹不已。他以“学术为性命”，浸淫于几千年的史籍之中，毅力超人，胆识宏大，又参之以西洋哲学，一扫清儒“只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沉闷之气，使国学在他那里放了光辉。
这些学术多有开创意义，是生命与智慧的结晶。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说，王国维“对甲骨文的研究、股周金文的研究、汉晋竹简和封泥的研究，是划时代的工作”，并认为”王先生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壁，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① 这都不是过誉之词。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正当王国维学术处于巅峰状态时，他却投昆明湖自杀，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文化之谜。有人说，他是被人逼迫致死；有人则觉得，乃为殉道于清帝国而绝命。众说之中，唯陈宦恪所言最为中肯，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②这个说法在见识上确高于他人，是看到了王国维悲剧命运的根本所在。王国维的辉煌与陨落，是近代文化重要的分水岭。自此以后，国学式徽，而新文化日新月异。封建帝制下之文化依者的悲欢荣辱，在王国维身上，体现得丰沛淋漓。
一八七七年十二月三日，王国维诞生于浙江海宁州城。初名国杭.取字静塞（安），号观堂。他七岁入私塾读书，十六岁入“州学”，二十二岁去上海，先在《时务报》任职员，后在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杜”学习日文、英文。此间他开始接触康德、叔本华、尼采学说，对西方诸国的逻辑学、心理学、美学等发生了兴趣。那时戊戌政变已经爆发，西学在上海已星长足发展之势。他在这时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观，对西学与汉学开始有了较为独立的思想意识。不久，他又在罗振玉的资助下，赴日本留学。由于他先天体弱，又不谛所学物理、数学，不久便又回到国内。他先后到南通、苏州等地教书，后又替罗振玉编《教育世界》杂志。他这一时期写的诗文，受康德、叔本华、尼采学说的影响，情绪多低回悲哀之调，《人间词》中所抒写己身感伤之音，不绝于耳。在二十六岁左右，他忽对哲学发生了兴趣，但并不像章太炎、梁启超、鲁迅那样，把哲学看成解救中国壮会的思想武器，而是将其当成人生哲学看。他在自述中说：”体素赢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定从事于哲学。”他特别看重康德的知识论、叔本华的意志说、尼采的超人意识。在王国维那里，这些哲人的人生情怀，更多的是具有益智移情的作用。他对这些人的接受，是以纯学理和情趣为出发点的，没有多少社会功利主义。可以说，他是近代最早深味康德哲学的人，这对他后来的治学影响很大，其思维空间不同于别人，大概是受康德启发的缘故。康德告诉他知识论、先验认知的形式的问题，叔本华和尼采则使他懂得了人性的意义。在理性和情感诸层面，他都受到了西方哲学家的影响。在西学东渐之中，他未将此种学说，与反省中国国民性和文化批判联系起来，反而用于汉文化建设。他到日本时，面对日益高涨的排满情绪，却生出无数怨恨和不解之情。像章太炎、黄侃这一类学问家，在日本是积极参与反清活动的，而王氏却被在日本的留学生的义举所吓坏，叹道：“诸生蝥于血气，结党奔走，如燎方扬，不可遏止。料其将来，贤者以殒其身，不肖者以便其私。万一果发难，国是不可问矣！”①从其学术活动的一开始，他就有别于同盟会、光复会诸人，属于“为学术而学术”、”为学问而学问”的人。他后来依附清帝国，成为逊帝溥仪的“遗民”，是有其精神基础的。
但王国维又不属于职业哲学家，他一生对学问，常随兴趣转移而转移。搞了一段哲学后，又觉文学在情趣上比哲学浓厚，故又钟情于诗词戏曲，后来对甲骨文、史学产生兴趣，又移情于故纸堆中，成为一代国学大师。由哲学而文学而史学，他在方方面面均有所建树，他的智慧便驻足于这种时空的转换之间。其中《人间词话》、《曲录》、《宋元戏曲史》、《宋代金文著录表》、《观堂集林》等，均可谓体大思精，称得上皇皇巨制。
王国维的著作多为精英文本，那些关于甲骨文和蒙古文化之类的考据文章，后人很少有问津者，但他的不朽的价值，却留在这些鲜为人知的文字里。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赞扬他说：
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关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吾、俨犹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几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固然有异同，所用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书所以为吾国近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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