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epub

目　录
序言　闲话辛亥：发生在僻地山乡的一件小事
末世的荒唐与苦痛
林则徐的澳门之行
西太后想要的“借口”和不想要的“扎花”
男人的“不缠足运动”
“光绪”来了
给西太后讲立宪
光绪之死的公案
义和团的女人战阵
义和团“刀枪不入”之谜
世纪末的看客
太监的酱缸动不得
末世贵胄的货与色
辫子王朝的闲话
西洋镜与中国景
关于洋人跪拜的那点事儿
被燎掉的大胡子
八国联军与妓女以及“女人救国论”
洋人的八股取士
有关名人和辫子的故事
民国时期的人头像章与个人崇拜
失了手的警察头子
民国的扞格与风度
名士与老妈子之间不得不说的事
章太炎的政治疯病
吴稚晖的两次“冤”的际遇
上了梁山的《苏报》
报纸的天窗与记者的牛
乱世的军事与政事
《叫魂》的多余话
一份“村图”的故事
从洋枪队到八旗洋枪队
新军脑后的辫子
小站练兵的风波
来了假冒的孙天生
袍哥政府及其他
军国与民国的两套逻辑
附录　辛亥革命大事记（1894年11月～1912年9月）

序言　闲话辛亥：发生在僻地山乡的一件小事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对于这样一个革掉了中国人的皇帝以及男人脑后辫子的大事件，赶上这样一个逢百的大纪念，我们这些以历史为饭碗的人，不说上几句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不过几十年以来，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从海峡的这边到海峡的那边，甚至从国内到国外，大家将辛亥革命的大事情、大人物连同大问题都说得差不多了。嚼点别人的老生常谈，权作纪念，对于我来说，一来没有资格，二来心有不甘。没奈何，翻旧书翻出了一点旧闻，记的是一件对于革命而言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事，权且倒腾出来，好借题说上点什么。
1911年夏天，地处广东偏远山区的紫金县，发生了一件事情。说是邻县的一位在广州测量学堂读书的学生放假路过此地，不留神碰上了几个防勇，由于他脑后没有辫子，而恰好此时又赶上广州黄花岗起义发生之后，两广总督张鸣岐下令在全境搜捕党人，所以防勇们抓了这个学生，要将他当革命党拿办，送到上面请赏。该学生急中生智，说我是学生，你们要拿我，先要跟我到学堂去通知一声。于是几个防勇押着那个广州测量学堂的学生来到了紫金县唯一的一所小学堂，找到了学堂从广州聘来的格致（即数理化）兼体育教员甘晖如（据说是位同盟会员）。甘教员对于这种剪了辫子的“同志”怀有天然的同情，马上将这位倒霉鬼藏到房里，又召集了几个学堂的学生，让他们去找学堂的总办——紫金最著名的乡绅钟荣山，就说是大兵闯学堂抓人。此时钟正在一位官员家里喝酒，仅仅听了学生的说词就立即要他们回学堂将防勇捆起来，一切有他做主。当学生们摩拳擦掌地回到学堂时，四个防勇见势不妙跑了三个，剩下一个跑得慢的随即让学生们给捆了起来。
紫金县当时的巡防营的负责人是哨官陈家裕，刚好其时他也与钟荣山在同一席间喝酒，闻讯后勃然大怒，当即质问钟荣山为什么纵容学生捆绑他的士兵。双方吵了起来，一个说，我做了几十年的官，没见过你这样的劣绅。一个道，我做了几十年的绅士，没见过你这样的“芝麻狗虱官”有这样的威风。一个说少了士兵要对方负责，一个说你敢纵容士兵骚扰学堂，所有的损失都要你赔偿。最后知县出面调停，说好由他负责调查处理。这期间，那个广州测量学堂的学生早就溜之乎也了。
第二天，学堂方面提出，学生方面被抢去白银二百两，金表一只，金戒指一枚，要求防营如数交还，缺一不可（当然都是浑扯），并要求哨官陈家裕办酒二十桌赔礼道歉。防营方面当然不肯，僵持良久，结果是由县署出了三百两银子，并办了十桌酒，事情才算平息。
这件事无论怎么看，除了那位测量学堂学生脑袋后面没辫子以外，与即将发生的革命似乎根本没什么关系。而在1911年，上海的报纸已经在公开要求剪辫，各大都市剪掉了辫子的学生和文化人如过江之鲫，公开地招摇过市，甚至在政府官员中也混杂了不少没辫客，甚至一些时髦的满人都剪了辫子。至于官府，对剪了辫人基本上是无可奈何。紫金县的事件之所以发生，关键是辛亥年广东的形势，被革命党闹得风声鹤唳的情形。我所感兴趣的，是这件小事透出了另外的一些信息，其实与革命也不无关联，这些信息实际上告诉了人们，这场革命能够推翻清王朝的更为深层的一些因素。
首先，我们看到，经过湘淮军兴起以来几十年发展，特别是新政地方自治的刺激，乡绅已经成为轻而易举地左右地方政治的势力，自新政以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求新尝试，基本上是由他们主导的。从地方自治、司法改革到兴办学堂和推动立宪，这些乡绅虽然相当一部分人头脑还没有真正从中世纪拔出来，但脚却已经很活跃地踏在了向西方学习的路上了。攫取和炫耀权力的欲望和趋时冲动也许还要加上强国的梦想扭结在一起，使得乡绅主导的学习西方的过程充满了莫名的兴奋和热情。似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大部分乡绅对于他们所学的东西不甚了了，结果学习的过程搀和进了许多实际上为他们的价值观根本不相容的内容。像甘晖如这样的“叛党”，就在求新的名目下，大量地被并不赞同革命的绅士们请进了他们花钱办的事业中。事实上，甚至可以说，具有反叛色彩的知识分子是与地方乡绅的势力同步成长的。这些热衷新政的地方乡绅和绅士的另一部分，即所谓立宪派人士，在整个新政过程中，已经成了革命党人某种意义上的共谋，开展西化事业的共谋，学堂办得越多，新军练得越多，革命党也就越多渗入的机会。梁启超的说法显然是有道理的，辛亥革命的成功，他们也有一部分功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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