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词的发音，判定人的生死

2010 年 6 月 10 日，吉尔吉斯斯坦乌什市的大街上，到处是举着刀的男人，他们时不时会拦住路人，询问“麦子”怎么说。
不要以为这些男人真不知道怎么说麦子——他们只是在听人怎么发这个词的音，如果路人说的是 buuday，立即岁月静好，但如果他们听到了 bug’doy，手中的刀就会立刻砍下来。这群暴徒是用发音来鉴别对方是同族的吉尔吉斯人，还是他们要屠杀的乌兹别克人。
源于《圣经》的恐怖传统——示播列
乌什市所处的费尔干纳盆地是块人口稠密的民族杂居区，族际矛盾深厚，1990 年 6 月和 2010 年 6 月吉尔吉斯人针对乌兹别克人发起了大规模暴力袭击，造成大量乌兹别克人丧生。而类似以麦子的发音决定一个人生死的恐怖事情，在当地民族冲突史中已数见不鲜。
游牧的吉尔吉斯人和定居的乌兹别克人都属突厥民族，均信仰伊斯兰教，长相相近，外表不易分辨。在多民族混居的费尔干纳，他们频繁的日常交流使两个民族有很强的语言互通性，但也存在明显的语音差别，譬如乌兹别克语中麦子为 bug’doy，吉尔吉斯语则为 buuday。
这种差别竟被暴徒用于在民族冲突中快速识别“敌我”：当地人无须学习对方语言也能跨族交流，所以不易出现乌兹别克人因为会吉尔吉斯语而“漏网”。
通过语言鉴别敌我不光是吉尔吉斯人的专利，20 世纪 40 年代的台湾人鉴别敌我更加简单。据亲历“二二八”事件的时任报社记者黄铭先生回忆，“二二八”事件中台湾本省暴徒揪出外省人的方法粗暴而直接：用闽南语问话就行。
1947 年台湾外省人本就不多，又大都懒得学习闽南话，所以外省人纷纷中招遇害，甚至有街头受伤入院治疗仍遭乡民闯院杀害的不幸事件。但黄铭先生作为外省“奸细”，在混乱中却如鱼得水，并于当年 3 月 20 日将信息传回大陆，在大公报发表《台湾骚动事件记详》——黄是厦门人，说闽南话小菜一碟，乡民的鉴别方法对他毫无用处。
如果想要成功辨认出黄这一类人的身份，像吉尔吉斯人那样通过发音的细微差别察觉出对方身份就相当必要了。这种通过语音特征辨识说话者身份的手段古已有之，被称为“示播列”，最早的记载可追溯到《圣经》。
《圣经·士师记》第十二章中记载，吉列地人击败入侵的以法莲人后，幸存的以法莲人试图渡过约旦河退回自己的领土。吉列地人因此在渡口设卡拦截。他们要求渡河人说出希伯来语中的שִׁבֹּלֶת（shibbólet）一词。
以法莲人说的希伯来语中不存在 sh，他们会把 sh 发成 s，所有将 shibbólet 发成 sibbólet 的人都自动暴露了自己法莲人的身份。《圣经》中称一共有四万两千名以法莲人因发不出 sh 死在了约旦河渡口。不过，要通过示播列判断敌我，很多时候并不像吉尔吉斯人和吉列地人的情况那样方便。
朝鲜人、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舌头
1923 年，日本关东大地震。震后混乱中，又传出有在日朝鲜人乘着混乱肆意纵火抢劫强奸的谣言，更有朝鲜人将要起义夺权的说法。因此，日本民团设置了卡口试图揪出隐藏在日本人当中的朝鲜敌人。混乱的局面中，听人说话无疑是最快捷的鉴别方法，不过当时日本人却遇到了难题。遍布当时日本报纸的朝鲜人谣言
关东大地震波及范围极广，大量日本灾民涌向东京，而且震前东京就已经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日本人。20 世纪初期日本列岛方言众多，人们操着不同的方言口音。一个合格的口令必须要能够甄别出朝鲜人，同时让绝大多数日本人过关。
根据关东大地震亲历者回忆，民团用来鉴别的口令并不算复杂：让受试人读日语五十音图中的ら行，が行以及ば行（即发 ra ri ru re ro、ga gi gu ge go 以及 ba bi bu be bo 的音），或让受试人说“一元五十钱”（ichien gojissen，五读 go，十读 ji，均为浊音开头）。供中国人学习的五十音图
五十音图和钱币数字的发音属于日语基础中的基础，无论受试者来自日本何方，一般发这些音都不会有问题，但是朝鲜人就不一样了。朝鲜语中 r 打头的音节很少，朝鲜人不易掌握日语 r 的发音，加之朝鲜语缺乏日语的 g、b、j 音，理论上说，隐藏在日本人中的朝鲜人就会这样暴露了。
实践中这个鉴定法的效果如何呢？关东大地震期间，大约 6000 名朝鲜人被杀，说明以示播列鉴定朝鲜人行之有效。遗憾的是，鉴定法的排除能力存在一定问题，虽然目标是朝鲜人，但仍然有几百个中国人以及少数日本人被错误识别因而平白丢了性命。
彼时日本人大概怎么都想不到短短二十年后，他们自己也成了受测试对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正式对日本宣战，但是，日本人极其善于伪装成美国的盟友，如中国人、菲律宾人。美国人面临区别日本人和其他亚洲人的难题。
准确鉴别出日本人即使对亚洲人来说都是错误率极高的任务。美军一度使用了一本叫《中国指南》的书，该书花费大量篇幅教美国人如何辨别中国人和日本人，除一些不可靠的外貌和行为模式特征外，手册建议美国人用“Smith left the faultless”作为测试。《中国指南》中鉴别中国人日本人的说明
据手册说，中国人能较为准确地发出这个句子，但是日本人则会读成 Ss-s-smit reft the fortress-s-s。此外，也可用美国俚语词 Lalapalooza 来鉴别日本人——日本人发 l 向来困难重重。
可惜这份指南的靠谱程度极低：英语程度不高的中国人能顺利发出 th 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是普遍把该音发成 f 或者 s。Lalapalooza 这样近乎绕口令的美国俚语也非中国人能够立刻习得的，因此该书通行程度并不高。

汉语历史悠久，方言差别显著，很早就存在大量可用于示播列的特征。
东汉末刘熙《释名·释天》中提到：“天，豫司兖冀以舌腹言之，天，显也，在上高显也。青徐以舌头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远也。春曰苍天，阳气始发色苍苍也。”东汉人以天竺（Hiinduk）翻译印度（Hindu），显然翻译为“天”时用的是豫司兖冀地区的读音。
同书还有“风，兖豫司冀横口合唇言之，风，泛也，其气博泛而动物也；青徐风踧口开唇推气言之，风，放也，气放散也”的记载，通过“天”“风”二字，就能将山东青徐人和中原腹地人区分开来了。
随着汉人分布重心南移，比起鉴定一个北方人到底来自哪个州，判断一个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更为重要。从南北朝时期开始，许多文献都记载了判别南北的方法。
南北朝文人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中提到“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如此之例，两失甚多”。同时代陆法言所著《切韵·序》中也有类似的描述：“支（章移反）、脂（旨夷反）、鱼（语居反）、虞（语俱反）共为一韵，先（苏前反）、仙（相然反）、尤（于求反）、侯（胡沟反）俱论是切。”两书都对当时南北士族读音的区别进行了总结。
唐朝玄应的《一切经音义》也记载了某些字南北语音不同，如“鞘”就有“江南音啸，中国音笑”的记录。李涪的《勘误》则说“然吴音乖舛不亦甚乎？上声为去，去声为上，又有字同一声分为两韵。”
中国古人虽对语音差别相当敏感，一贯以之别人籍贯，但一般不会因为被人鉴别出不是自己人而碰上大麻烦，但到了辛亥革命时，一切都不一样了。
辛亥革命于武昌爆发，武昌并非旗兵驻扎地，但作为湖北省会，向来有部分旗人居住。清朝成立新军后又有部分旗人从荆州调防武昌，武昌起义后，发生过对旗人的屠杀事件。然而经过几百年的汉文化熏陶，旗人普遍能说流利的汉语，通过长相判断旗人更是不靠谱。在这种情况下，示播列发挥出了作用。
革命军士兵万业才回忆，旗兵有的被捉后不讲话，有的学湖北腔以期糊弄过关。革命党遂在城门设卡令念“六百六十六”。武昌方言六读 lou，旗人说六的语音多少与武昌汉人有异，因此被识破者甚众。
当代中国方言中此类具有很高识别度的字依然存在，如普通话和粤语里遍的声母就不一样；普通话的认、馨、贞读前鼻音，粤语则读后鼻音。一个学过粤语的北京人或者一个学过普通话的广州人很容易在这些字上露出马脚。
如果以上方法都不顶用，仍然有办法通过语音让冒充的“自己人”露出破绽。人对本地地名的读音往往有一套自己的规律，就算外人对当地语言的掌握几近完美，仍然几乎不可能做到完全正确。
苏州人把苏州八门之一的葑门读作“夫门”，北京人则把大栅栏说成“大 shi 烂儿”，上海有人把龙华说成“龙花”，广州人把流花读成“流化”，香港人把大屿山读为“大余山”；英语地名 Woolfardisworthy 当地人读 Woolsery，此类地名中的陷阱外地人要想避开近乎天方夜谭。
有人认为北京的人口承载力有限，所以将来要严格控制外地人口。由于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会普通话，通过口音分不易区分一个人是否是北京人，但是如果让他挨个把北京城门的名字报一遍，便立即能筛出那些不知道哪些门该有儿化音的外地人。为了防止外地人迅速学会北京城门的正确读法，将来在北京修一道有很多城门的巨型围墙可算是个好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