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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一章 “戴高乐”之前的戴高乐(1890—1940年)
一 开端(1890—1908年)
二 “一个绝不会离开我的遗憾”(1908—1918年)
三 重新开始一份职业(1919—1932年)
四 扬名立万(1932—1939年)
五 法兰西战役(1939年9月—1940年6月)
第二章 流亡(1940—1944年)
六 反抗(1940年)
七 生存(1941年)
八 发明戴高乐主义
九 在世界舞台上(1941年9月—1942年6月)
十 战斗法国(1942年7—10月)
十一 权力斗争(1942年11月—1943年11月)
十二 建立流亡政府(1943年7月—1944年5月)
十三 解放(1944年6—8月)
第三章 执政与下野(1944—1958年)
十四 执政(1944年8月—1945年5月)
十五 从解放者到救世主(1945年5月—194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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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新的救世主(1947—1955年)
十七 置身“荒漠”(1955—1958年)
十八 戴高乐的“雾月政变”(1958年2—6月)
十九 内阁总理(1958年6—12月)
第四章 共和国的君主(1959—1965年)
二十 “我们为这件事耗尽心力，却仍旧一筹莫展”(1959—1962年)
二十一 转折点(1962年)
二十二 追逐伟大(1959—1963年)
二十三 走向世界(1963—1964年)
二十四 现代化的君主(1959—1964年)
二十五 中场时刻(1965年)
第五章 走向结束(1966—1970年)
二十六 制造麻烦(1966—1967年)
二十七 收益递减
二十八 革命(1968年)

二十九 落幕(1968年6月—1970年11月)
三十 神话、遗产和成就
人物简介
致谢
注释

引言
无处不在的戴高乐
放眼今天的法国，夏尔·戴高乐无处不在：在人们的记忆中，在街道的名称中，在纪念碑上，在书店里。最近(2018年)的统计数据表明，有超过3600处公共场所以他的名字命名，包括街道、大道、广场和环道等。这使得戴高乐超过了巴斯德(Pasteur)和维克多·雨果——有3001处地方以前者的名字命名，有2258处地方以后者的名字命名。[1]拿破仑建造的凯旋门是巴黎最壮观的地方，其坐落之处在戴高乐去世后改名为夏尔·戴高乐广场。沿着香榭丽舍大道直走，不久就会看到一座踏着坚定步伐向前走去的戴高乐雕像；接着向右转，越过塞纳河就到了荣军院，即法国的军事博物馆，其中有一座展馆专门为戴高乐而设。走进这座戴高乐历史博物馆，就像跨入了神圣的戴高乐主义空间。
2010年，在一项由法国人列举本国历史上最重要人物的民意调查中，44%的人将戴高乐排在首位(70%的人在投票中提到了他)，远远超过了拿破仑——仅有14%的人将他排在第二位(38%的人在投票中提到了他)。[2]今天所有的政治家，不管左翼还是右翼，都在打着戴高乐的名义进行政治活动。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中，左翼社会党的奥朗德和右翼(一般是戴高乐主义者)反对派的尼古拉·萨科齐都将戴高乐作为榜样。其他人也都是如此。即使是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的创始人让-马里·勒庞(Jean-Marie Le Pen)，一个曾经发自内心反对戴高乐的人，如今也在称赞戴高乐的遗产。但是，没有哪个当代的法国政治家能比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更主动地从戴高乐那里寻找灵感。在他的办公室里，其身为总统的官方相片正对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摊开了一本书：戴高乐的《战争回忆录》(七星文库版)。
戴高乐越来越游离于他主导的历史。有一段戏谑的讽刺短文描绘了戴高乐与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在爱尔兰的一次会面(事实上，两人从未谋面)；有一则故事假想戴高乐为了拯救法国传统的蛋黄酱以及捍卫同性恋的权利而起死回生；有一个连环漫画描绘了海滩上的戴高乐；有一部书名叫《戴高乐爱戴者词典》，作者遍访戴高乐去过的地方，就如同追寻一个圣人的脚步。[3]
当戴高乐于1969年退出政坛时，没有人能预料到，法国人对他会取得如此一致的看法。在整个政治生涯中，戴高乐都是一个残酷而分裂的人。他既是法国现代史当中最受尊敬的人物，同时也是最被憎恨的人物。他受到的辱骂与赞美、憎恶与崇拜，几乎是同等的。20世纪的其他法国政治人物也被憎恨过，但从未达到戴高乐那样的程度。对于一些人而言，憎恨他可以使自己的生活获得意义；对另外一些人而言，憎恨他则会被逼疯。保守派政治家亨利·德·克里利斯(Henri de Kérillis)就是这样：他最初是戴高乐的狂热支持者，1942年与戴高乐决裂之后，他在美国过着每况愈下、碌碌无为的生活，令人同情，却坚信戴高乐派人躲在每个街道角落中伺机对自己施行暴力。前戴派抵抗战士、后来站到其前偶像对立面的安德烈·菲格拉斯(André Figueras)于1964—1970年期间出版了几本书，通过这些书名，就可以明显看出反戴高乐主义病理学的奇怪特征：《卑鄙的夏尔》(Charles the Contemptible)、《将军必死》(The General will Die)、《戴高乐主义者必下地狱》(The Gaullists will Go to Hell)和《无能的戴高乐》(De Gaulle the Impotent)。菲格拉斯的书里还写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当戴高乐于1969年辞职时，一份极右翼的报纸打出了这样的标题：“野兽已死，毒药还在”。
仇恨不仅仅停留在纸上。戴高乐曾经遭受过30次严重的暗杀，其中有两次差点成功：一次是在1961年9月，另一次是在1962年8月。对于一些反对戴高乐的人而言，将目标锁定在戴高乐身上已经成为他们的信条，以至于他们对戴高乐的仇恨已经掩盖了他们想要刺杀戴高乐的最初原因。安德烈·罗斯菲尔德(André Rossfelder)就是如此，他在1964年策划了针对戴高乐的最后一次重大暗杀活动。就像许多反对戴高乐的狂热者一样，他憎恨戴高乐是因为戴高乐在1962年允许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但是那次暗杀失败后，罗斯菲尔德仍然计划除掉戴高乐。当被问及为何时，他回答道：“因为他仍旧在那里。只有干掉他，我才能不再想到那个暴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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