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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隐形人的画像
记忆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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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隐形人的画像
要追寻真理，就要准备好遇上意外，因为追寻真理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寻到真理之时亦会令人迷惑不解。
——赫拉克里特
某一天，生命犹存。比如说，一个人在最健康的时候，一点都不老，没有任何病史。一切如常，仿佛会永远如此。他度过一日又一日，独善其身，只向往着前面的生活。然后，突然之间，死亡不期而至。他微微叹了口气，重重倒在椅子上，而这便是死。这么突然，没有留下一点思索的空间，不给大脑任何机会来想出一个或可安慰的词。除了死亡，除了人难免一死这个无法简化的事实，我们一无所有。久病后死去，我们可以顺从地接受。甚至连意外死亡，我们也可以归咎于命运。但对于一个没有明显原因便死去的人，对于一个仅仅因为他是个人便要死去的人，死亡将我们带到一个离生与死的隐形边界如此接近的地方，以至于我们不再知道自己在哪边。生变成了死，仿佛死一直拥有此生。毫无预警的死。也就是说：生命停止了。而生命可能在任何时候停止。
三个星期前我得知父亲的死讯。那是个周日早晨，当时我正在厨房为小儿子丹尼尔准备早餐。楼上，我的妻子还在床上，在温暖的被窝里，享受着多睡几小时的奢侈。乡村冬日：一个寂静的、木烟缭绕的、雪白的世界。我满脑子想着前夜一直在写的那篇文章，正期待着下午能够重新开始工作。然后电话铃响了。我马上知道麻烦来了。没有人会在星期天早上八点打电话来，除非有不能等的消息。而不能等的消息总是坏消息。
我无法把事情想得更好些。
早在我们收拾好行李、踏上赴新泽西的三小时车程前，我便知道我将不得不写下关于父亲的事。我没有计划，对这件事意味着什么也没有确切的想法。我甚至想不起曾为此做过决定。只是一种确信，一种从我获知消息那刻起便开始强加于我的责任。我想：父亲去了。如果我不快点行动，他的整个一生将会随之消逝。
如今回首，即使迄今不过三周，我依然觉得那是个相当奇特的反应。我一直猜想死亡会令我麻木，会以悲痛令我瘫痪。但现在它已然发生，我却没有流下一滴眼泪，没有感到世界在我周围塌陷。我以某种独特的方式，对接受死亡做好了绝佳的准备，即使它如此突然。使我不安的是一些其他事，一些与死亡及我对死亡的反应无关的东西：我意识到父亲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他没有妻子，没有依赖于他的家庭，没有人的生活会因他的缺席而改变。就零星的朋友而言，或许会有短暂的惊愕，会因为想到生死无常而严肃起来，一如念及丧友之痛，随后是一小段哀悼期，然后便什么都没了。最终，就好像他根本未曾活过。
即使在他去世前，他就已经一直缺席；与他最亲近的人们早已学会接受他的缺席，将之视为他存在的基本特质。既然他死了，这世界也不难接受他已永远离去的事实。他生命的特性使人们对他的死已有准备——这是预料之中的死——如果人们想起他，当人们想起他，那也会是模糊的，至多是模糊的印象。
他缺乏热情，无论对一件事、一个人还是一种想法，在任何情形下他都无力或不愿显露自己，他成功地使自己与生活保持一段距离，以免深入事物的核心。他吃东西，他去工作，他交朋友，他打网球，然而尽管如此，他并不在那儿。就最深刻、最无法改变的意义而言，他是个隐形人。对他人隐形，很有可能对他自己也是如此。如果说，当他活着时，我不断寻找着他，不断试图找到这个并不在那儿的父亲，那么现在他死了，我仍然觉得必须继续寻找他。死亡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唯一的区别是我已经没有时间了。
整整十五年他都一个人住。坚韧地、不透光地生活，仿佛对世界免疫。他不像一个要占据空间的人，而更像一块无法穿透的人形空间。世界在他身上弹开，被他撞得粉碎，有时依附于他——但从未穿越他。整整十五年，他出没于一所巨大的房子，完全独自一人，他就是在那栋房子里死去的。
曾有一小段时间，我们一家人住在那儿——父亲、母亲、妹妹和我。父母离异后，大家分开了：母亲开始了新生活，我离家去上大学，妹妹和母亲在一起，后来她也上了学。只有父亲留了下来。因为离婚协议里有一个条款，规定母亲仍然拥有这栋房子的一部分以及若房屋变卖、母亲将获得收入的一半（所以父亲不愿将之变卖）；或者是因为对改变生活的某种隐秘的拒绝（这样才能向世人说明离婚事件并未以一种他无法控制的方式影响了他）；或仅仅出于惯性，一种阻止他采取任何行动的情感倦怠，他继续留在那儿，独居在一栋可以容纳六七人的房子里。这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古老，坚固，都铎式风格，有花饰铅条窗、石板瓦屋顶和皇家规模的房间。买下它对我父母而言曾是一大步，是财富增长的信号。这是城中的黄金地段，尽管不是居住的合宜之地（尤其对孩子们而言），它的声望仍胜过其死气沉沉的特质。说来讽刺，父亲最终在那所房子里度过余生，可他起初却拒绝搬去那儿。他抱怨价钱（不变的主题），而当他最后软下来时，也是不情不愿情绪不佳。即使如此，他还是付了现金。一次付清。没有抵押借款，没有每月分期还款。那是1959年，他的生意做得不错。
他一直是个按部就班的人，一清早就出门上班，努力工作一整天，然后，当他回到家（在那些日子里，他并不工作到很晚），在晚餐前小睡片刻。在我们入住新居后的第一周，还没有完全搬进去住时，他犯了一个奇怪的错误。下班后，他没有开车回新居，而是按多年来的习惯直接去了老房子，他把车泊在车道上，从后门进屋，上楼进了卧室，在床上躺下，开始睡觉。他睡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不用说，当屋子的新主人回家发现有个古怪男人在她床上睡觉时，她有点惊讶。但与金发姑娘的故事[1]不同，父亲并没有跳起来落荒而逃。最终误解消除了，人人开怀大笑。直到现在，这故事仍让我发笑。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禁将之视为一个可怜的故事。一个人开车误返旧居是一回事，但我觉得，他没有注意到里面的东西都改变了却着实是另一回事。即使最疲倦、最心不在焉的大脑都有个纯动物性反应区，会告诉身体处于何地。他一定是几乎没有意识，才会没看见，至少没感觉到屋子不再与以前相同。就像贝克特的一个角色所言：“习惯，是伟大的消音器。”而假如大脑不能对物理证据做出反应，那么当它面对感情证据时又会如何？
在那最后十五年间，他几乎没有改变过房子里的任何东西。他没有添置任何家具，也没有丢弃任何家具。墙壁保持着原来的颜色，锅碗瓢盆未曾更新，甚至我母亲的衣服也没有扔掉——而是存放在阁楼一个柜子里。房子的规模令他不必对容纳其中的东西做出任何决定。这并不是因为他贪恋过去，想把房子当博物馆保存。相反地，看上去他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疏忽支配着他，而不是记忆；尽管他继续在那栋房子里度过了那些年，他仍然好像一个陌生人似的住在里面。当一年年过去，他在房子里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几乎每顿饭都在餐馆吃，把社交活动安排得每夜都很忙，把房子当成一个不过用来睡觉的地方。若干年前，有一次我碰巧向他提及我从前一年的写作和翻译中挣了多少钱（以任何标准而言都是个小数目，但比我曾经赚过的钱多），他的反应很有趣：单单在外就餐，他就花得比这多。要点在于：他的生活并非以居住的地方为中心。他的房子只是他不停流动的存在中众多停留地之一，缺乏中心把他变成了永远的局外人，自身生命的游客。你永远不会觉得可以找到他的确切位置。
尽管如此，这房子对我似乎仍很重要，假如仅就它被忽视的程度而言——那是一种心理状态的征兆，它本不可及，现在却通过无意识行为的具体图景得以显现。这栋房子成了父亲生命的隐喻，成了他内心世界准确而忠实的代表。因为尽管他保持房屋整洁并或多或少地维持原样，房子依然逐渐不可避免地经历了解体的过程。他爱整洁，总是把东西放回原位，但没有东西他在意过，也从未打扫过。家具，尤其在他很少去的房间里，蒙上了灰尘和蜘蛛网，这是完全疏忽的信号；烧焦的食物在厨房炉子上结了厚厚一层污垢，已经没法清理了；碗橱里，有时在架子上经年煎熬的东西有：生虫的面粉、过期的饼干、变成坚固块状的一包包糖、再也打不开的调料瓶。每当自己烧饭吃，他会立刻卖力地洗盘子——但只是冲一冲，从不用皂液，所以每个杯子、每个碟、每个盘都会裹着一层肮脏的油腻。整栋屋子里，无论何时都拉着的窗帘变得如此破旧，以至于只要轻轻一拉就会把它们弄破。家具出现了裂缝，壁炉的热量从来不够，淋浴器也坏了。这栋房子变得破烂不堪，走入其中令人沮丧。你会感觉好像走进一栋盲人的房子。
他的朋友和家人觉察到他在那栋房子里疯狂的生活方式，一直敦促他把房子变卖了搬去别处住。但他总是用一句含含糊糊的“我在这儿很好”或“这栋房子蛮配我的”成功地将他们打发。然而到最后，他的确决定搬走了。在最后一刻。他去世前十天、我们最后一次电话交谈时，他告诉我房子已经卖了，一切会在2月1号搞定，大约三周后。他想知道房子里是否有什么东西我会用得上，而我答应与妻子和丹尼尔一有时间就去一次。我们还来不及去，他就死了。
我认识到，没有什么事比不得不面对死人的东西更糟糕的了。事物平淡无趣：只有在对它们加以利用的生命的作用之下才有意义。当那个生命终止时，事物变化了，即使它们仍然是原来的东西。它们在那儿，但又不在那儿：它们是有形的鬼魂，被判苟活于一个不再属于它们的世界。比如说，对于一大橱静静等待着那位不归人再次来穿的衣服，人们该作何感想？对于那些散落在满是内衣和袜子的抽屉里的一包包避孕套呢？或者卫生间里、仍然残留着上次剃须残留粉末的电动剃须刀？或藏匿于旅行皮箱里的一打用完的染发剂？——都是人们不想看见、不愿知道的具有揭示性的东西。这里面有种辛酸，也有一种恐怖。对事物自身而言，它们并无意义，就像某种消失的文明里的炊具。然而它们又对我们诉说着什么，并非作为物件存在于那儿，而是作为思想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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