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京剧的历史，有近两百年了。如果从它的前身徽戏说起，那还要早个四五十年。
安徽戏班从乾隆五十五年（1790）开始，先后有三庆、四喜、春台、和春等班，来到北京，被称作四大徽班。他们丰富多彩的演出，和一些思想内容较好的剧目，受到北京观众的欢迎，逐渐地取代了本来在北京流行的昆曲、京腔、秦腔等剧种的地位，成为北京剧坛的主力。
徽戏的唱腔以二黄调为主。到了道光年间（1821—1850），湖北的湖广调（楚调，也就是汉剧）也进入北京，带来了西皮调的唱腔。这两个本来有着血统关系的姊妹剧种，很快地结合起来，使西皮调和二黄调在北京同台演唱。以这两种唱腔为主，然后又吸收融化了昆曲、京腔、秦腔等剧种的精华部分，构成了本身唱（歌唱）、念（说白）、做（身段动作）、打（武打）一套完整的体系，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戏曲，人们把它叫作京调或皮黄，也就是今天的京剧。
到了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京剧进一步发展，不仅出现了许多优秀演员，同时逐步地向外发展，较大的都市如天津、上海、汉口、长沙，都先后有京剧班子演出。
京剧的表演（包括唱、念、做、打），无论生、旦、净、丑，都有一定的程式，但在京剧的发展过程中，不少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在传统程式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艺术实践，不断地丰富和创造，形成了各种不同流派的艺术风格。
没有一种艺术能够超越于时代之外。京剧和许多别的艺术一样，有着自己的战斗历程。辛亥革命前后，有许多京剧艺人基于祖国的危亡，曾经演出了不少适应当时政治形势要求的剧目，有些爱国艺人还直接参加了当时的革命斗争。他们当中，如汪笑侬，不但是一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而且是一位爱国志士。袁世凯窃国后，他编演了《党人碑》，讽刺这个专制独裁者。刘艺舟编演的《皇帝梦》，把袁世凯的奸相和丑态，演得淋漓尽致，尽管当时袁世凯已经死了，但对于北洋军阀的丑恶本质，仍然是有力的揭露和抨击。在抗日战争时期，梅兰芳、程砚秋、欧阳予倩等，都编演了一些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剧目。如梅兰芳的《抗金兵》《生死恨》，程砚秋的《亡蜀鉴》《荒山泪》，欧阳予倩的《梁红玉》《木兰从军》等。由此可见，京剧在它的历史发展中，有着战斗的优秀传统，这是非常可贵的。
然而，京剧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曾经遭受过反动势力的摧残和践踏，有过自己的盛衰兴败。在清朝统治时期，它一度被皇帝、贵族、官僚所“赏识”，成为宫廷里的消遣品，被利用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一些充满封建毒素的环境，如《四郎探母》和《彭公案》《施公案》之类，大都是这个时期编演的，这就使它脱离了广大群众。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京剧遭到的摧残更是十分严重，一些庸俗下流、迷信荒诞，甚至极其丑恶淫秽的剧目，曾经风行一时。反动派把艺术糟蹋得不像样子，许多艺人穷困潦倒，过着辛酸的血泪生活。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曾经产生了如《三打祝家庄》《将相和》等富有思想性的优秀剧目。1964年举行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是京剧艺术史上的一场大革命。这次观摩演出的许多优秀剧目，不仅具有很高的思想性，热烈地反映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而且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成功地塑造了许多革命的英雄形象，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衷心赞赏。这次观摩演出大会宣告：社会主义的新京剧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