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贾谊三篇
过秦论
鸟赋并序
吊屈原文
晁错一篇
论贵粟疏
枚乘一篇
七发
司马相如三篇
子虚赋
上林赋
长门赋并序
司马迁一篇
报任少卿书
杨恽一篇
报孙会宗书
扬雄一篇
解嘲并序
张衡一篇
归田赋
赵壹一篇
刺世疾邪赋
蔡邕一篇
郭有道碑文
孔融一篇
论盛孝章书
曹操二篇
让县自明本志令
举贤勿拘品行令
祢衡一篇
鹦鹉赋并序

陈琳一篇
为袁绍檄豫州
王粲一篇
登楼赋
诸葛亮一篇
出师表
曹丕一篇
与吴质书
曹植三篇
洛神赋并序
与杨德祖书
求自试表
阮籍二篇
诣蒋公
猕猴赋
嵇康二篇
琴赋并序
与山巨源绝交书
向秀一篇
思旧赋并序
李密一篇
陈情事表
张华一篇
鹪鹩赋并序
潘岳二篇
秋兴赋并序
闲居赋并序
左思二篇
三都赋并序（节选）
白发赋
陆机一篇
叹逝赋并序
刘琨三篇
为并州刺史到壶关上表
与石勒书
答卢谌书

王羲之一篇
兰亭集序
鲁褒一篇
钱神论
陶渊明四篇
旧去来兮辞并序
闲情赋并序
桃花源记
五柳先生传
谢惠连一篇
雪赋
谢庄一篇
月赋
鲍照三篇
芜城赋
瓜步山楬文
登大雷岸与妹书
沈约一篇
愍衰草赋
江淹二篇
恨赋
别赋
孔稚圭一篇
北山移文
陶弘景一篇
答谢中书书
丘迟一篇
与陈伯之书
谢朓一篇
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
吴均二篇
与宋元思书
吴城赋
温子昇一篇
寒陵山寺碑

萧统一篇
《陶渊明集》序
萧绎二篇
采莲赋
荡妇秋思赋
徐陵一篇
玉台新咏序
张正见一篇
石赋
卢元明一篇
剧鼠赋
郦道元一篇
三峡
杨衒之一篇
王子坊
庾信二篇
小园赋
哀江南赋并序
颜之推一篇
涉务

前言
从公元前206年西汉王朝建立，到公元581年隋文帝统一中国，历时近八百年，史称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上也有人称这一时期为汉魏六朝。这一时期的文学在继承先秦文学发展的基础上，开创了文学发展的新局面，出现了许多新文体、新思路、新风貌，特别是诗文，获得了更加长足的发展。应当承认这一时期的文学是空前繁荣的，其成就也是辉煌的。也正因为如此，汉唐文化才能成为历史上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代表。文学的其他方面的发展与成就我们姑且不论，现在仅就汉魏六朝文的发展与成就略抒己见。
汉代的文引人注意的有四个板块，一是西汉初以贾谊、晁错为代表的政论文，本书选注了贾谊的《过秦论》和晁错的《论贵粟疏》作为代表。这一类文章的出现自有它的时代背景的：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之后，为了求得王朝的长治久安，开始注意总结历史上王朝兴败盛衰的原因，特别是秦朝速亡的原因，更是他的前车之鉴，《过秦论》、《论治安策》等，便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同时，汉初的经济在经过了秦末的社会大动乱之后，本来就不太发达的生产力，又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当时的社会还潜伏着许多的矛盾和危机，这种状况直到汉文帝时代，还不见太大的转机，所以贾谊在《陈政事疏》说：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
贾谊是没有胆量在皇帝面前危言耸听的，他不过是敢于正视现实又敢于讲真话罢了。晁错也与贾谊有点相似，他也是个敢讲真话的人，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他极力主张削弱诸侯王的势力，为此他付出了血的代价。他的《论贵粟疏》也能洞察当务之急，所言都颇中肯綮。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贾谊、晁错的文章“疏直激切”，其评价是中肯的。
汉文的第二个板块是汉赋，它是整个汉代最主要的文体，是纯文学作品，也是汉代发展演变最为迅速的文体。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篇说赋是“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说它“受命与诗人”，其着眼点是《诗大序》有“风、赋、比、兴、雅、颂”的“六义”之说，赋的得名即从“六义”之中位居其二的“赋”而来。“六义”中的赋，不过是一种表现手法，并不是一种文体。从汉赋开始，变成了一种文体，而这种文体的特点便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文心雕龙·诠赋》）。所谓“拓宇于楚辞”，就是说汉赋是从《楚辞》的领域开拓发展而来。从赋的发展史而言，楚辞是骚赋的时代，骚赋的写作一直延续到汉初，王逸的《楚辞章句》就收有汉人的作品。西汉人的骚赋在体式上与《楚辞》是十分相似的，如我们所选的贾谊的《鸟赋》与《吊屈原赋》，在句式上还保留着《楚辞》的“兮”字，把它们视为骚赋也并没有什么不妥。可是枚乘的《七发》就与贾谊的赋有所不同了，不仅没有了“兮”字，在描写上铺张扬厉之风也开始形成，赋中也有了主客的对话，他虽然没有以赋名篇，实际上在体式上已接近大赋，可视为骚赋向大赋（辞赋）的过渡。萧统的《文选》没有把《七发》放在赋类里，而是单设了一类“七”体，我想萧统所以这样做，可能有两个考虑。一是《七发》的体式确实与赋有所不同，《七发》虽有吴客和楚太子的对话，但并没有主客之间或客与客之间的互相辩难。在《七发》中楚太子没有说几句话，吴客却连用七事来循循善诱地启发太子，可以说《七发》就是启发，就是用七件事来启发太子，最后以太子据几而起曰：“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作结，这与汉代大赋以“卒章显其志”、“曲终奏雅”的方式最后来一点讽谏又有所不同。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七发》还不能算赋，此其一。其二是，枚乘《七发》问世之后，仿效者颇多，逐渐形成了一种体式，这就是《七》体。曹植在其所写的《七启·序》中说：
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辩》，崔骃作《七依》，辞各美丽，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启》。并命王粲作焉。
这说明在曹植的时代，《七》体已初具规模。《文选》把它列为一类，也自有它的道理。另外《七发》还不能说是“拓宇于楚辞”的，它的体式与风格与楚辞没有多少相似之处，倒是与战国时代的游说之士的言谈风格有些相似，所以楚太子把吴客之所言，视为“圣人辩士之言”。但《七发》在赋的发展史上也应占有一席地位，它是向赋过渡的桥梁。
汉代的大赋的模式是司马相如奠定的，我们所选注的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实则是《天子游猎赋》一篇大赋的两个组成部分。此赋在艺术描写上极尽铺张扬厉之能事，赋中又虚构了三个人物：子虚、乌有、亡是公，有主有客，有互相之间的对话，也有互相之间的辩难。楚国使者子虚先生在看到齐王举行的盛大的游猎活动之后，在齐国的乌有先生与天子使者亡是公面前大夸楚国的园囿之大、游猎之盛、物产之富，以期压倒齐国。乌有先生加以辩难。最后天子的使者亡是公出来，盛夸天子的上林苑之大、车骑游猎之壮观，皆非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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