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唐人軼事彙編（第一册）
唐人軼事彙編（第二册）
唐人軼事彙編（第三册）
唐人軼事彙編（第四册）

公私纂述的常見弊端
「私家纂述易流於誣妄」，這容易理解。考其原因，則有如下數端：
（一） 囿於見聞，易滋誤端　那些出身世家與個人社會地位高的作者，因爲經歷的事情多，接觸的人也多，記載的事情，出於耳聞目見，也就比較可信。例如趙璘撰《因話録》六卷，《四庫全書總目》稱「璘家世顯貴，又爲西眷柳氏之外孫，能多識朝廷典故。《東觀奏記》載唐宣宗索《科名記》，鄭顥令璘採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上進，是亦嫻於舊事之明徵。故其書雖體近小説，而往往足與史傳相參」。注但如《雲溪友議》的作者范攄，本是江湖散人，居留多在吴越一區，交游中乏多聞博識之士，記叙的内容，往往出於道聽途説，不可信從。例如他在《江都事》中叙李紳故事，云李紳治民嚴酷，致使「邑人懼禍渡江過淮者衆」，顯然過於誇張。當然，小説中的記載也不大可能純出編造，往往以一些不可靠的傳説爲根據。《新唐書》卷一八一《李紳傳》言開成初爲河南尹，「紳治剛嚴」，惡少「皆望風遁去」，《雲溪友議》却記作一般平民「户口逃亡不少」了。書中還説「騾子營騷動軍府，乃悉誅之」，尤屬張冠李戴。「騾子營」乃蔡州軍事，見《舊唐書》卷一四五《吴元濟傳》與一六一《劉沔傳》。吴傳云：「地既少馬，而廣畜騾，乘之教戰，謂之『騾子軍』，尤稱勇悍，而甲仗皆畫爲雷公星文以爲厭勝。」可知此事與李紳全然無涉。
（二） 朋黨成見，故意歪曲　史稱唐代之亡，乃由三個問題所觸發：藩鎮、宦官、朋黨。中唐之後，小説言及朋黨之争者甚多。牛李之争此起彼伏，持續數十年之久，把許多文士都捲了進去，他們記叙的東西，難免帶有偏見。例如李黨中人劉軻著《牛羊日曆》，就對牛僧孺等人肆意醜詆；牛黨中人盧言著《盧氏雜説》，也曾引用一些不可信的材料對李德裕肆意攻擊，且對對方政治上的失敗持幸災樂禍的態度。注假如輕信這些材料，也就會受到欺騙，從而作出不合實際的結論。
（三） 攘善諱惡，任意抑揚　我國士人常有用文字發泄私怨的情况。例如有人作《補江總白猿傳》，惡意污蔑歐陽詢，云是白猿所生。但也有另一種情况，有人爲了盜竊虚名，宣揚自己的家庭，往往將他人的一些事迹歸在自家身上，形成迷惑不清的情况。例如《鄴侯家傳》中記載德宗時宣武節度使劉玄佐入朝一事，云是出於李泌的勸告，就不符事實。《資治通鑑》貞元二年十一月「壬寅，玄佐與陳許節度使曲環俱入朝」，胡三省注：「韓滉既遺劉玄佐以入朝之資，又大出賞勞以動其一軍之心，玄佐雖欲不入朝，得乎？」又引《考異》曰：「《鄴侯家傳》曰：『韓相將入朝覲，先公令人報：「比在闕庭已奏，來則必能致大梁入朝。今來，所望善諭以致之。」十二月，劉玄佐果入朝。』」司馬光隨後加按語曰：「此蓋李繁掠美。今從《柳氏叙訓》。」可以想見，這類事情如無史家進行考辨，也就會一直混淆不清地傳播下去。
私人著述之所以出現上述情况，容易理解。因爲作者閉門著書，不受任何約束，如果文德不高，也就會出現「誣妄」之弊。即使他文德尚佳，也想努力徵實，但個人見聞有限，終究會有缺失的地方，難免出現「誣妄」的流弊。
「官修之書」的情况應該好些了吧。從史料的來源、史官的待遇、修史的組織措施等方面來説，條件總是要好得多。但史官修史也會出現種種問題，這裏有社會的原因，也有個人的原因。
史官修史一般總是把皇帝的實録作爲基本的史料。我國自周代起，就已建立起了完整的史官制度，記言記事，各有所司，歷代都有相應的建置。按理來説，由日常起居官記下的起居注，再在這基礎上整理出來的實録，應該是最爲可信的了。實際情况並不如此。且不説地方官吏及朝廷禀報的材料是否全然可靠，就在修史的人編纂實録時，也要受到當時政局的影響，增删材料，抹煞事實，甚至徹底加以改寫。例如韓愈撰《順宗實録》，叙宦官的劣迹甚爲切實，隨即遭到宦官的忌惡，以致憲宗、文宗兩朝多所修改，詳見《舊唐書》卷一五九、《新唐書》卷一四二《路隨傳》。
從個人原因來説，史德不佳，而又憑藉高位，那也會出現極爲荒謬的事。例如初唐時期的許敬宗，以迎合高宗、武后而得寵，主持史局後，利用修史謀求私利，竭盡顛倒黑白之能事。《舊唐書》卷八二《許敬宗傳》曰：
敬宗自掌知國史，記事阿曲。初，虞世基與敬宗父善心同爲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時爲内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誅，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爲口實，敬宗深銜之。及爲德彝立傳，盛加其罪惡。敬宗嫁女與左監門大將軍錢九隴，本皇家隸人，敬宗貪財與婚，乃爲九隴曲叙門閥，妄加功績，並升與劉文静、長孫順德同卷。敬宗爲子娶尉遲寶琳孫女爲妻，多得賂遺，及作寶琳父敬德傳，悉爲隱諸過咎。太宗作《威鳳賦》以賜長孫無忌，敬宗改云賜敬德。白州人龐孝泰，蠻酋凡品，率兵從征高麗，賊知其懦，襲破之。敬宗又納其寶貨，稱孝泰頻破賊徒，斬獲數萬，漢將驍健者，唯蘇定方與龐孝泰耳，曹繼叔、劉伯英皆出其下。虚美隱惡如此。初，高祖、太宗兩朝實録，其敬播所修者，頗多詳直，敬宗又輒以己愛憎曲事删改，論者尤之。然自貞觀已來，朝廷所修五代史及《晉書》、《東殿新書》、《西域圖志》、《文思博要》、《文館詞林》、《累璧》、《瑶山玉彩》、《姓氏録》、《新禮》，皆總知其事，前後賞賚，不可勝紀。
這些著作，大都已經失傳，有的史書却還在流傳。對待那些經過許敬宗之手的文字，當然應該鄭重檢覈的了。
許敬宗的修史，固然竭盡任意抑揚之能事，但總還有一點事實根據在，還不能説是捕風捉影的編造。而像五代之時南唐的編寫家世，則純出於憑空虚構，更無史實可言。司馬光《答郭純長官書》曰：
李昪起於廝役，莫知其姓，或云湖州潘氏子。李神福俘之，以爲僮僕。徐温丐之以爲子。及稱帝，慕唐之盛，始自言姓李。初欲祖吴王恪，嫌其誅死，又欲祖鄭王元懿，命有司檢討二王苗裔。有司請爲恪十世孫，昪曰：「歷十九帝，十世何以盡之？」有司請以三十年爲一世，議後始定。（《温國文正公文集》卷六一）
南唐立國不久，因而構擬的世系未能列入正史。但可以設想，假如南唐一統天下，政權鞏固，綿延數世，那麽史官依據上述李唐世系而撰寫的歷史，又有什麽信史可言。注
從所處的地位來説，史官本人也承受着很大的心理負擔。依常理而言，史官纂修當前的歷史，因爲史料容易徵集，應該更有可能成爲信史；但上至帝王，下至達官貴人，牽涉到父祖或本人的歷史評價，無不竭力給史官增加壓力。《新唐書》卷一三二《吴兢傳》曰：「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録》，叙張昌宗誘張説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説已然可，賴宋璟等邀勵苦切，故轉禍爲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説爲相，讀之，心不善，知兢所爲，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嘆其直。説屢以情蘄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録？』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可見其時吴兢處境的艱難和守正之不易了。韓愈本以護持道統自命，以爲修史可「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昌黎先生集》卷一六《答崔立之書》），但也怕當史官而受禍。他任史官修撰後，在《答劉秀才論史書》中沮喪地説，史官「不有人禍，則有天刑」（《昌黎先生集》卷二）。於此可見史官因職務公開之故，易受人事的糾纏，不像司馬遷那樣：《史記》雖被後代列入正史，但出於一人之手，司馬遷本想藏之名山，傳之後世，因此未受干擾，可以保留更多的個人見解。
韓愈的這種態度，很受時人指責。柳宗元就曾激烈地批判他尸位素餐之不當。但韓愈提到的種種難處，如云「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確實也是令人感到棘手的事。
以上種種，均可爲傅、陳二氏之説提供例證：即私家纂述易流於誣妄，官修之書又多所諱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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