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序　陈子善
长醉书乡不愿醒　许定铭
买书记憾　谭宗远
海王村书肆之忆　谢其章
冷摊夺魂记　柯卫东
藏周著日译本记　止庵
潘家园旧书摊忆往　韩智冬
念　想　傅月庵
我的买书琐忆　胡桂林
拾到的知堂遗物　赵龙江
寻访老版本　赵国忠
我的题识本题赠本集藏　臧伟强
误拥万卷诗词　罗星昊
不至异国，当得异书　艾俊川
买残书　王洪刚
扬州访书记　何家干
淘书六记　龚晏邦
再访海伊书镇　白撞雨
摆花街上旧书香　胡文辉
凌晨四点　马征
买书家　戴芒
海外搜书记　林百川
这些我以前不买的书　史航
我和《述学》的缘分　海上散木
我买书的那点事　方韶毅
南京图书一老伯　林冠中
淘书寄乐，聚书随缘　叶寻
我淘到的一些东方学旧书和旧刊　高山杉
寻沈记　陈晓维
六十吨　胡同
我的OED情结　周运
中行门下客　舒罕
昆明访书记　戴新伟
九十一天的访书行脚　陈逸华
淘书十年记　常青田
寻找朱偰的十年　励俊
访书散记　顾诤
买旧书的回忆　刘聪

收藏小记　赵胥
编后记　陈晓维

序
陈子善
读这么多爱书人的买书回忆，我的感受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津津有味，倍感亲切。津津有味，是因为他们记述的买书经历虽然有长有短，各各不同，但中文外文，古籍今籍，娓娓道来，均精彩纷呈，引人入胜；倍感亲切，是因为他们之中竟有十九位，也就是正好二分之一，是我认识或者熟识的，新老书友蒐集珍藏了那么多有趣有意思的书，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也算是出入新旧书店和徜徉新旧书摊多年的人了，也有过在上海或北京天蒙蒙亮就赶早市淘旧书的记录，足迹还远至东京、大阪、柏林、汉堡、伦敦、剑桥、波士顿、洛杉矶和新加坡，在那些名城买过旧书或新书，自以为经历不可谓不丰富，收获也多多少少有一些，只是近年来因不上网而坐失购书良机无数，与书中各位爱书人相比，真是自愧不如，羡慕不已。因此，当编者不弃，要我为本书写几句话时，我踌躇再三，不知写些什么好。
思来想去，也来写一写我的沈从文书缘吧，虽然远比不上晓维兄的《寻沈记》丰富和生动。
记得是1980或1981年的事。我只要不上课，往往上午泡图书馆，下午逛旧书店。当时上海旧书店只有“上海书店”一家，那天我踏进福州路上海书店内部书刊门市部，倪墨炎先生已先我而至。倪先生以收藏新文学书刊著名，也很会写文章，我们早已是熟人，常在旧书店中见面。自然，我只是大学青年助教，他的“级别”远比我高。内部书刊门市部有两个陈列室，他都可自由进出，我却只能进外面的一个，而“好书”往往都在我进不去的里面那个陈列室，我为此一直引为恨事，但也无可奈何。
那天他从拎包中取出一书对营业员说：“买重了，换一本。”营业员认识这位常客，一口应允。我在旁偷眼一看，原来是沈从文的《边城》单行本，机不可失，当即说：“老倪不要了，我买吧。”营业员倒也爽快：“可以！”于是我购得了《边城》1934年10月上海生活书店初版本，四十八开平装，付泉零点六元整。
出得店门，走在熙熙攘攘的福州路上，心情大好，边走边翻书，竟还有更大的惊喜。我发现此书前环衬左下有如下毛笔字：
家延兄存 从文 廿三年十月卅日
沈从文三十年代的签名本啊，且是此书出版当月送出的，实在难得，我几乎欣喜若狂，真是一个美好无比的黄昏！
这是我获得的第二本现代著名作家签名本，第一本是巴金的《忆》。后来遇到倪先生，闲聊之余，我忍不住问：“你不知道这本《边城》是签名本？”他答曰：“我怎么不知道？但我不专收签名本，我已有一本《边城》初版本了，书品全新，正好让你捡了便宜。”其实，这本《边城》签名本也有八成新。于是我俩相视一笑而别。
《边城》签名本上款所题的“家延兄”是谁？似非文学圈中人，一时难以查考，只得冒昧写信向沈从文先生请教。张兆和先生在1983年7月23日复信云：“家延是我中学的一个同学（女），姓潘，苏州人，已故。”原来是作者送给夫人的“闺蜜”的。后来我据此写过一篇小文《〈边城〉初版签名本》，这也是我写的第一篇考证作家签名本的文章。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出于好奇，把《边城》初版本与天津《国闻周报》1934年1月至4月第十一卷第一、二、四、十至十六期最初发表的《边城》连载本略作对比，发现两个版本之间存在差异，也就是说初版本已作了修改，后来又读到姜德明先生介绍《边城》作者校注本（1935年4月再版本）的《写在〈边城〉的书边上》，进一步意识到一部现代文学名著，往往存在多种不同的版本，这个问题非同小可。因此，当四川龚明德兄起意编“现代文学名著汇校本”丛书时，我自告奋勇，报名汇校《边城》。没想到龚兄出师不利，第一本《〈围城〉汇校本》就出了“问题”，整个计划也不得不付之东流。多年之后，金宏宇兄等终于出版了《〈边城〉汇校本》（可惜他没能利用姜藏作者校注本），我乐观其成。
此后我虽不刻意但也一直留意搜罗沈从文1949年前的作品，但所得甚微。《记丁玲》正续集、《湘西》《废邮存底》《长河》等初版、再版或更晚的版本倒是先后入手了，但也仅此而已，他早期（二十年代）的作品集，几乎一无所获，未免沮丧。直到九十年代后期在北京中国书店，从一堆杂书中翻出两本沈从文读过的书，才算为自己的沈从文书缘增添了新的别致的一章。
一本是《化外人》，欧美短篇小说集，傅东华选译，列为“文学研究会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之一，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初版，为四十八开精装本。但我购得的这册已是残本，硬布封面封底均已失去，而代之以牛皮纸补装。这本小书本来不是什么珍稀版本，何况还是残本，我之所以如获至宝，是因为书的前环衬和正文第一页右侧各有一行毛笔小字，分别为“从文 三十六年十一月 北平”、“从文 三十六年十一月”。
沈从文的字自有鲜明特色，我早已熟悉。因此，我判断这是沈从文的旧藏，当即购下，付泉二十六元整。
另一本是《思想的方法》，Graham Wallas著，胡贻穀译，列为“汉译世界名著”之一，1936年10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小三十二开平装本，封面封底也已失去，仍代之以牛皮纸补装。但此书作者序文第一页右侧也有一行毛笔小字：“从文读书 三十七年五月 北平”。此书虽然也是残本，因也为沈从文旧藏，故一并购下，付泉五十元整。
从题字推测，沈从文阅读《化外人》和《思想的方法》两书时间当在1947、1948年间。“山雨欲来风满楼”，郭沫若已在1948年3月发表的“名文”《斥反动文艺》中直接点了沈从文的名，而此时的沈从文除了继续编刊撰文，还在读外国小说，读“思想的方法”……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思想的方法》一书中，不少段落有铅笔圈点或打钩，应均出自沈从文之手。
众多中国现代作家中，只有鲁迅的藏书（特别是后期藏书）保存得最好，早在1959年9月，北京鲁迅博物馆就编印了《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以至有论者可以据此写出《鲁迅藏书研究》《鲁迅读过的书》这样的著作。沈从文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他从一个“乡下人”成长为国际闻名的大作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读过哪些书，受到哪些影响，由于他的藏书早已星散，这方面的研究确实难度不小。因此，这两本我在无意中偶得的沈从文1947、1948年间读过的书或可对此稍稍弥补一二。
除了《边城》初版签名本和1949年以前出版的沈从文其他作品，除了沈从文读过的两本书，我的沈从文书缘还应包括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的他的作品。沈从文1980年5月初迁居北京前门东大街中国社科院宿舍。两年后的8月，我在这里首次拜访他老人家，得到他的热情接待。我带去了新印的《从文自传》增补本（1981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请他签名，他欣然用毛笔在扉页上写下：
子善同志 沈从文 八二年八月
1985年8月，我最后一次拜访他，又带去《沈从文文集》精装本第一卷（1982年1月香港三联书店版）请他签名。他的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只能勉力在扉页上用水笔写下“沈从文 八五年八月”八个字。两年以后，他老人家谢世，与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从此以后，这两册沈从文为我而签的签名本，也为我所宝藏。
然而，我的沈从文书缘并未到此结束。十四年前，收藏家潘兄出版《百年文人墨迹：亦孚藏品》时，由我转请董桥先生为之写了序。他高兴之余，执意送我一幅沈从文的字，并再三说明，沈从文的字他已收藏多幅，这枚最小的送我略表心意，千万不要过意不去。我却之不恭，只能愧领。这也是我未曾想到的，沈从文书缘之后，又有了沈从文书法缘，也算应了“爱屋及乌”这句古话。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毛笔字漂亮的作家不乏其人，但能称得上书法家的并不多，沈从文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我得到的这幅字书于北京“荣宝斋监制”的白石老人瓜果小笺上，是一幅行书，全文如下：
圆丘有奇草，钟山出灵液。王孙列八珍，安期炼五石。长揖当途人，来去山中客。黄裳先生雅命沈从文 卅六年仲夏 北平
落款钤有两方朱文印，一方为“沈从文章”，另一方为“凤凰沈从文”。前一方钤得有点模糊，故而再加钤后一方也未可知。
这枚小诗笺是沈从文写给黄裳先生的。黄裳在《珠还记幸·宿诺》中曾详细回忆他“1947年开始起劲收集时贤书法时的事。曾托靳以寄了一张笺纸到北平去请沈从文写字，不久寄来了。在一张小小的笺纸上临写了三家书法。包世臣、梁同书和翁方纲。在笺尾有两行小字，是他自己的话，字也是他自己的面目”。沈从文给黄裳写字远不止一次，除了这幅“三家书法”，还有“一张长长的条幅”、“一张更长的条幅”等等。但我所得的这枚应该是篇幅最小的，他文中却未提及。
巧的是，这枚小诗笺也书于“卅六年”（1947年）。所写的六句诗出自东晋诗人郭璞的《游仙诗》之七，沈从文只写了此诗后半首的六句，而且可能是凭记忆所书，个别字词有所出入。不过，他为黄裳写字，古诗信手拈来，从中也可略知他的古典文学造诣。沈从文1949年前的书法作品传世已经不多，除了为黄裳所书的大小字幅，我仅在许杰先生处欣赏过一纸昆明西南联大时期写在洒金笺上的横幅。因此，这枚小诗笺也一直为我所珍爱。
沈从文的书法作品这些年来大受追捧，拍卖价格不断飙升，我早望而却步。不料六年前又有机会结识在美国的一位书史研究家，通过他购得沈从文1980年旅美期间在张充和先生寓所书的一枚落款“从文涂鸦 时年七十八岁”的小章草，总算是圆了一早一晚各一幅的沈从文书法缘。
我的沈从文书缘大致就是这些了，“多乎哉？不多也”，不过，我已经满足。近来一直在想，爱书人是个可爱的雅号，而我只能勉强称得上合格。真正的爱书人理应对书充满感情，孜孜以求，难以割舍，但同时也应该是通达的。拥有一本好书，自然证明他与此书有缘；失之交臂或出于各种原因而无法拥有，固然遗憾之至，从另一个角度视之，不也说明他与此书无缘吗？一切应该随缘。
作为第三十九位爱书人的买书记历，这篇不像样的小文到此就该结束了。
甲午中秋于海上梅川书舍

长醉书乡不愿醒
许定铭
我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热衷搜藏民国版新文学旧平装书，那年代香港经济困难，小市民生活艰苦，不少低下层平民百姓爱在街头摆卖，而摆地摊卖旧书也是个热门的行业，港岛湾仔、中环荷里活道、油麻地庙街、旺角奶路臣街一带，都是旧书业的集中地。最初卖旧书的，以地摊或手推车为主，爱书人可蹲在地摊前，左选右翻，不亦乐乎，然后跟摊主天南地北地攀谈，一再讲价，最后花“一个几毫”，得搜好书而归，独磨若干个无眠之夜。那时代旧书不仅便宜，而且还经常能买得珍贵的版本，套句本地话，真是“又平又靓”。
到得战前旧楼已拆得七七八八的七十年代，旧书货源愈来愈少，原旧书地摊的摊主多转业他去，留下的地摊也渐渐入了铺，发展成旧书店。汰弱留强后，便剩下三益、神州、康记、新亚、实用，这些曾各领风骚的旧书业翘楚。而旧书也因入了书店，成本加上了铺租人工，忽然跳升至二三十元一本。对爱书人来说，虽然加重了负担，但还算好，因为间中还可买到好书。但到了八十年代，内地大批新书涌现，不少民国版旧书重印，爱书人因有新书可读，旧书便一下子被打进冷宫，旧书业日渐式微，像我这样热衷旧书的爱书人，即使远赴濠江，行到路穷，也无法买到精品，那份收藏的狂热自然冷却，藏于心底，不再希冀能搜得珍本，书自然束之高阁了。
岂料二十一世纪到来，整个世界有了新的开始，旧书业也拓开了网络世界，一下子把中国各大城市拉近了，大家透过电脑联系沟通，旧书业忽地复苏，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我的书乡梦又可重温，又能够买到罕见的珍本了！
当然，现在香港的街头巷尾还能找到不少旧书店，但，你若想从它们那儿买到绝版的民国版新文学书，那是难之又难了。故此，近几年来，除了网上拍书以外，我的足迹遍及广州、上海、杭州、苏州、北京、青岛等各大城市的旧书店。然而，收获还是少得可怜，即使像上海的文庙，北京的琉璃厂、潘家园、报国寺等，过去是爱书人圣地的市集，也难以像以往般沙里淘金，“捡漏”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然则怎样才能搜得珍本呢？
我的做法是从网络上联系各大城市著名的旧书业者，让他们知道我的收藏范围及水平，他们每收到罕见的好书，便会透过电脑让我看书样，然后讨价还价，只要售价不是太过分，便可立即交易。若果书太多，或要价太高，而自己又太想要的，就得亲身走一趟，再行决定。
近年我从网上拍卖所得的民国旧书数以千计，有不少是我收藏四十年来都未见过的，且随意找些跟大家分享。此中买得最贵的，应该是赵景深（1902-1985）的《荷花》（上海：开明，1928），此书抢拍者甚多，浏览人次达八百七十次，我最终以第三十五次出价一千九百元投得，加上手续费及邮费，是两千多了。赵景深是现代文坛的多面手，以写文人轶事及评论为主，创作甚少，如果我没有记错，他只有一本短篇《栀子花球》（上海：北新，1928）和这本诗集《荷花》。《栀子花球》有几个文友介绍过，即是他们的手上都有，但《荷花》，我还是首见，一本有八十年历史，而当年只印一千五百册的诗集，保存达九品如新，岂是区区一两千所能替代！
以最高价买进的，不一定是心头的至爱，最近以八百元买到徐仲年（1904-1981）的《陈迹》（上海：北新，1933），使我兴奋得彻夜无眠。早年留法的徐仲年是我国著名的学者，建国后已专注于中法文学的翻译研究，但他二十及三十年代曾有不少创作，是我的研究对象之一。我曾经写过《徐仲年和他的〈双〉〈双〉》，介绍了他的长篇《双尾蝎》和短篇小说集《双丝网》；又写过《徐仲年的一篇手稿》，谈他的一篇未发表过的手稿《浅草社‧林如稷及其他》。
在《双丝网》的自序里，徐仲年谈及自己早年的创作，说他自十六岁（即1919年）起，已在《时报》《京报》《晨报》等副刊及《浅草》上用过很多笔名发表作品，可惜大部分未保留，能找到的都收进了他的处女作《陈迹》里。而他当年常用的笔名中，以“徐丹歌”最受注意，鲁迅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卷时也有提及徐丹歌。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陈迹》这本书，没想到在写《徐仲年和他的〈双〉〈双〉》一年后的今天，我竟然买到这本出版于七十多年前的小书，得睹徐仲年的处女作。
在搜藏民国版旧书的过程中，我对诗集有偏爱，尤其一些较少人知道，转瞬即逝，似流星闪过的诗人的创作，更是我搜藏的重点之一，此所以我藏有李满红的《红灯》（南平：国民出版社，1944）、袁水拍的《向日葵》（重庆：美学出版社，1943）、力扬的《我底竖琴》（昆明：诗文学社，1944）、CF女士的《浪花》（上海：北新，1927）、庄涌的《突围令》（上海：海燕书店，1947）、柳倩的《生命底微痕》（上海：联合，1936）、刘廷芳的《山雨》（上海：北新，1930）、蒲风的《六月流火》（东京：内山书店，1935）、史轮的《白衣血浪》（上海：泰东，1933）、玉杲的《大渡河支流》（上海：建文，1947）等罕见的诗集，此中我特别喜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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