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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
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
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这话教我今天怎么说，
你不信铁树开花也可，
那么有一句话你听着，
等火山忍不住了缄默，
不要发抖，伸舌头，顿脚，
等到青天里一声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闻一多《一句话》

自序
我的专业是什么，有点乱。但说乱也不乱。我这一辈子，从二十来岁到现在，竭四十年之力，全是为了研究中国。什么是中国？这是本书的主题。
17年前，我跟唐晓峰一起策划《九州》，目的是什么？就是研究中国——从地理研究中国。
唐晓峰是侯仁之先生的高足。他是专门治历史地理的学者。他想把顾颉刚先生的话题接着讲下去，因此用“九州”做这本不定期刊物的书名。当时，我在整理上博楚简，其中有一篇叫《容成氏》，正好就是讲九州。我把这篇简文中的“九州”二字复制，作为这个刊物的题签。古人的字就是好，大家都说漂亮。封面，我也掺乎。这个封面，“九州”二字下面是四方八位加中央的九宫图，九宫图下面是大江大河，据说得了奖。此外，我有个建议，每册前面都用《左传》中的一段名言做题词。现在，我把这段话写在了这本书的前面，算是一点纪念吧。
这段话出自《左传》襄公四年。当时，中国北部有一支戎狄，叫无终戎。他们的国君派人带着虎豹之皮，通过晋国的大臣魏绛向晋国求和。晋悼公喜欢打猎。在他看来，戎狄是禽兽，和什么和，打就得了。魏绛不以为然，说和戎有五大好处。他以辛甲的《虞人之箴》告诫晋悼公，劝他不要像善射的后弈一样。《虞人之箴》是百官匡王之失的箴言。虞人是百官之一，专管山林川泽、鸟兽虫鱼，直接跟打猎有关。这篇箴言说“芒芒（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魏绛引用这段话，意思是说，禹的天下如此之大，人和动物应和平共处，你干嘛要学后羿，整天沉迷于驰骋田猎，非跟动物过不去，结果丢了天下呢。
研究军事史的都知道，古人常把异族视为动物，把打仗视为打猎。魏绛虽不能摆脱这种思维定式，但他至少懂得，穷兵黩武，嗜杀成性，不足以得天下。
“禹迹”是代表天下。这是古人对中国的最初表达。
晋国建在夏地。陕西人统治山西，一靠夏人，山西本地人；二靠戎人，从蒙古高原南下来到山西的远人。古人叫“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戎夏杂处是一种宝贵的历史经验，对殷人很重要，对周人也很重要。
辛甲什么人？他不仅是文武图商的大功臣，也是周王室的外戚。周王娶妻，不光娶姜姓女子，也娶姒姓女子，比如周武王的妈妈太姐，周幽王的宠妾褒姒，就都是姒姓女子。姒是夏人的姓。辛甲的辛，字亦作莘。莘是姒姓在陕西的小国。相传，辛甲是周王室的太史，他对夏朝的历史很熟悉。
周秦时代，中国有两次大一统，两次大一统都以晋南豫西为中心，以夏这个中心来统一天下。中国的中，核心在此，本义在此。
《禹贡》是中国的第一部地理经典。今年，我们在北京大学开过《禹贡》创刊八十周年纪念会。《禹贡》学会的旧址就在我们北大的校园里。这个小四合院，四面被现代化的建筑包围，好像一口井，它是留在井底。
中国很大。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大？1935年，地学界的老前辈胡焕庸先生提出过著名的瑷珲—腾冲线。他把中国一分为二：西北高，东南低，两大块。这条线，最初是当人口分界线。线的东南，36%的土地养96%的人口；西北，64%的土地养4%的人口。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其实人也是往低处走。《淮南子·天文》已经用神话讲过这块倾斜的大地，它不仅是个人口分界线，也是地理、气候，乃至民族、文化的分界线。
中国的大地，一半是秦汉帝国奠定的农业定居区，即古之所谓诸夏、后世所谓汉区，清代叫本部十八省；一半是环绕其四周的游猎游牧区，则主要是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吐蕃、契丹、女真、党项、蒙古等族你来我往迁徙流转的地带，即清代的四大边疆。中国历史也是一半一半。
中国为什么大？原因是它的东南部对西北部有强大吸引力，好像一个巨大的漩渦，总是吸引它的邻居一次次征服它和加入它。中国历史上的征服，一般都是从外征服内，而又归附于内，因而认同被征服者。夏居天下之中，商从东边灭夏，认同夏；周从西边灭商，也认同夏。中国周边地区对核心地区的征服，几乎全都沿用这一模式。他们发起的攻击’一波接一波，每次冲击引起的回波比冲击波还大，一轮轮向外扩散。“夏”的概念就是这样，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禹迹”是一种不断被改造的历史记忆，同时也是一种绵延不绝的历史记忆，难怪成为中国的符号。
农牧是共生文明，不打不相识。两者是兄弟关系，而非父子关系。中国的高地文化和低地文化，自古就通婚通商，文化交流，你来我往，互为主客。中国境内的各民族，无论是以四裔治中国，还是以中国治四裔，谁入主中国，都不会同意另一半独立。
宋以来，中国曾两次被北方民族征服，征服的结果是中国的领土更大，中国的概念也更大。

自序
我对《老子》的兴趣，萌发比较早，持续比较长。回想一下，第一次接触《老子》，在什么时候？我记得，是在高中一年级。
初中三年，后两年，特别是最后一年，我的兴趣是背古诗，梦想学会写古诗，还有一手好文章。十五六岁，我犯了错误，在闭门思过，不是躲在家里，而是躲在心里，我和我——从前的我，简直判若两人。
上了高中，和我一起作诗的朋友不再和我来往。他读过斯诺写的毛主席的生平，雄心壮志不能已，他说，他要争取入团，不愿与我为伍，继续消极无为，堕落下去。
有一天，我的另一个朋友，非常淘气，其淘不让于我的张木生（现在是领导干部），多日不见，在路上撞见。我问他在干什么？他手执一卷书，居然说，他在读哲学，把我吓了一跳。
他挑衅地问，你懂哲学吗？诡秘的笑，挂在嘴角。
这句话在我脑子里响了很久。
我不服。
从此，我开始偷偷寻找一切带“哲学”二字的书，希望拿出点证明给他看。哲学，当然特外国，但中国的东西也不能少。当时我更好古。
我在暗地里使劲儿，包括读《老子》。我是把它当哲学书。
那阵儿，我记得，围绕《老子》，关锋和任继愈在吵架，关同志的气好像更粗。
插队期间，有段时间，我也迷哲学，甚至发过愿，要学德语。
有年冬天，我的朋友肖漫子带我去看杨一之，我向杨先生请教，居然提出要求，我想跟他学德语。他答应了，定下日期。
可是，糟糕的是，我跟别人打篮球，打得昏头昏脑，居然把日子给忘了。想起来，实在不好意思。那时谁家都没电话。我连个道歉都没说，也不敢登门去说。
那阵儿，有个年轻人，陈嘉映，倒是在攻哲学，而且好像学了德语，很多年后，风入松开张，我们又见面。当年，我去过他家，希望与他亲近。
我记得，他们兄弟几个，敢在楼顶四边的短墙上走路。
后来，他成了哲学家，我和哲学无缘。
不过，《老子》还是留在了我的心中。插队的时候，我读过一点研究《老子》的书，印象最深有四本，其中三本还在我的书架上，一本是高亨的《老子正诂》，一本是马叙伦的《老子校诂》，一本是任继愈的《老子今译》，还有一本是王重民的《老子考》。最后一本，我是跟别人借的。
比如，“‘牝’是一切动物的母性生殖器官。‘玄牝’是象征着深远的、看不见的生产万物的生殖器官”，就是任先生所明示，我牢牢记在心里。此书有修订版，最新一版叫《老子绎读》，上面还有这段话。
朱熹的暗示，牝是有个窟窿就可以插棍的东西，比如门闩和门闩孔，钥匙和锁子眼，就是这种关系，我也是听任先生讲。
1973年，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本《老子》，对我很重要。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冲击，比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小，比其他书大。
我没见过高亨，见过池曦朝。他们讨论《道经》、《德经》孰先孰后的文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论。
还有，翟青的文章，《〈老子〉是一部兵书》，据说是传达毛主席的意思，也是跟着这一发现才登出来。《老子》是不是兵书，也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那时的人并不傻，傻的是政治气氛，跟政治跑的气氛。
当时的学术骨干，现在也是学术骨干，而且是元老。
研究马王堆帛书《老子》，高明老师是我的好老师。他的《帛书老子校注》，是替我们读书。读他的书，可以省去很多翻检之劳，留下工夫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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