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的后半段，中国与美国一直是对立的阵营，双方唇枪舌剑，互相指责，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成见。但实际上，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美国一直有着非常好的印象，在1945年前后，毛主席还三次提出了去美国访问的意愿。

可惜的是，毛主席的这三次意愿，都被一个人给否决了，以至于美国人至今提起来，仍然对他当年的举动耿耿于怀。这个人，就是当年美国的驻华大使赫尔利。

在抗战时期的后半段，经周恩来的努力，美国驻华使馆的大多数外交官都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充满了兴趣，自然也引起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注意。

当时，罗斯福虽然支持蒋介石政府，但也对蒋介石的无能深感头疼，尤其是对国民政府的腐败，更是深恶痛绝，因此当他听说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是完全另外一副景象的时候，表现出了非常大的兴趣。

在罗斯福的批准下，1944年7月22日，美军观察组飞抵延安，对延安进行访问，上校包瑞德任组长，同行的人包括美国驻华大使秘书谢伟思、易登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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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毛主席在延安机场迎接美军观察组）

这次访问，美方的态度非常友好，并提出至少给延安的2.5万游击队员提供食物、衣服等全副装备，以及为民兵至少配备10万支伍尔沃尔斯单发手枪，同时建立专门学校培训如何使用这些武器。

毛主席也很高兴，同意延安军民将为美军提供必要的支持，而且特地提出，希望自己和周恩来能去美国跟罗斯福总统面谈。

这个计划如果能够实现，以毛泽东的巨大魅力，辅以周恩来的长袖善舞，肯定会对罗斯福产生重大的影响，以后中美两国密切合作也是非常有希望的。但可惜的是，这个计划遭到了赫尔利的反对。

赫尔利当时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特使，外界对他的评价是“爱出风头、爱虚荣、无知而又傲慢”。赫尔利的这次选择，正印证了他的“无知而又傲慢”。在他看来，罗斯福总统支持的是蒋介石政府，那我们就应该站在蒋介石这边，而不应该跟延安有瓜葛，罗斯福更不会见毛泽东。

这件事，充分证明了赫尔利的政治短见，他太不懂得政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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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重庆谈判时的赫尔利）

1944年12月15日，包瑞德再次造访延安，同行的还有美国战略情报局成员克罗姆利等人。1945年1月9日，克罗姆利给驻华美军指挥官魏德迈发了一封电报，声称：“延安政府希望派一个非官方的团体去美国，向美国感兴趣的民众及官员解释中国当前的形势和问题。以下是他们绝对秘密的建议：如果罗斯福总统表示愿意在白宫把他们作为中国一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加以接待，那么，毛和周即愿一同或单独一人立即前往华盛顿举行探讨性的会谈。”

在发电报之前，周恩来还特地叮嘱他：“绝对不能让赫尔利将军得知此事，因为我不相信他的判断力。”

在毛主席和周恩来看来，魏德迈虽然还不熟悉，但这个人自从来到中国后，对亲延安一派的包瑞德、谢伟思等人都很器重，至少在立场上不会像赫尔利那样偏颇，让他来传话，无疑比赫尔利更加信得过。

然而可惜的是，克罗姆利发的这封电报还是走漏了消息，被赫尔利知道了。赫尔利本来就对魏德迈有意见，认为魏德迈在中国的权力过大，干扰了自己的行动。尤其是跟中国的政府打交道，应该是驻华大使的事，而不应该由驻华美军指挥官来干涉。因此，这次被他抓住了这个把柄，便向罗斯福告了一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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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魏德迈与援华飞虎队队长陈纳德）

魏德迈迫于压力，只得发表声明：“驻华美军的首要使命是支持中国现政府。”于是，毛主席访美的计划再一次落空。

对这件事，克罗姆利直到晚年还在惋惜，认为是自己的不谨慎，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1945年3月，谢伟思再次访问延安。毛主席也再一次向他提出，希望能跟罗斯福当面讨论一些问题，澄清双方的一些误解。

然而，赫尔利又一次跳了出来，坚决站在蒋介石一边，反驳了谢伟思希望同中共和好的计划。谢伟思只得遗憾地回到美国。

就在谢伟思回到美国的当天，4月12日，罗斯福总统突发脑溢血去世。

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美国人对这件事耿耿于怀：如果当年不是赫尔利从中作梗，让毛主席成功访美，那么新中国就不会成为美国的对手，后来的世界局势也将大大的不同。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所有的成败与得失，都在历史长河中化作了一缕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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